本文是盧鋒教授在2019年12月15日的CF40青年論壇雙週內部研討會“宏觀政策是否應該更加發力以維持增長”上發言內容的整理稿。
4、理解近年經濟走勢特點
我國經濟改革開放40餘年取得年均約9.5%增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貢獻國之一，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然而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幾點值得關注的特徵性事實。一是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高點回落到上個季度6%，降幅超過四成。期間雖有短期回升，如2012和2013年下半年季度經濟增速分別比上季反彈0.5個和0.4個百分點，2017年前後也有0.2個百分點溫和回升，然而總體看是持續十年趨勢性回落。
二是從較長時間窗口看，改革開放40餘年經濟增長大體經歷三起四落三個半週期。第一次下行調整時期最短約三年，第二次下行調整大體從1984到1990年前後約六年，第三次從1992/93年到1999/2000年前後約七年。本輪調整從2011年算起已九年，如果把2007/2008年看作調整起始年份則已是十年有餘，即便從增速“破八”計算下行期也已有七年。目前業內對明年經濟增速的中位預測大體是6%，可見市場預期仍將延續多年下行趨勢。
三是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大幅回落。下圖顯示實際投資增速從2010-2011年20%上下，降到近年一度負值，現回升到5%上下相對低位。2010-11年民間投資增速比整體投資約高7和10個百分點,近年降到與後者增速相仿和略低水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民營投資甚至是國企的8-9倍，2007-2012年間除了四萬億刺激前後國企投資反彈，民企也是國企增速幾倍，然而2012年以來民企投資增速快速下跌，近年大部分時間低於國企，如今年10月4.4%增速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低約四成。
當然，用兩點論觀察經濟形勢需要強調指出，我國經濟運行同時呈現更多方面穩健和積極的事實表現。例如我國經濟在發展階段和結構快速轉型中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長速度，我國仍是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國家之一。又如我國經濟發展新業態新技術新因素活躍生長，體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韌性與活力。再入是我國經濟增量巨大每年相當於澳大利亞或荷蘭經濟規模，是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最重要經濟體之一。很多類似經驗事實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積極有利的基本面條件沒有變，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仍然很大，對此應有充分認識和信心。不過如老話所說：“優點不說跑不了，問題不說不得了”。為確保發展潛力充分釋放和經濟增長行穩致遠，對於過往近十年經濟增速持續走低和下行壓力揮之不去現象也需要認真分析應對。
上述經濟下行現象肯定有多方面成因，對此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有很多討論分析。例如針對早先景氣增長與大規模刺激帶來的產能過剩與過量庫存，十八大後決策層順應調整規律要求穩健推進去庫存和去產能過程，伴隨2013-2015年間經濟增速逐步回落。又如環保監管力度加大，國家2013年開始實施為期五年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取得明顯成效同時也會對某些行業增長帶來壓力。再如針對宏觀槓桿率上升偏快與局部金融風險增長，近年有關部門實施金融去槓桿政策產生積極效果，然而短期局部調控力度偏大客觀上也帶來不利影響。還有外部環境變化特別是美方對我挑起貿易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經濟增速。
從兩類潛在增速比較角度看，也需關注新時期體制轉型某些階段性特點與長期經濟走勢的關係。決策層一直堅持改革開放，新世紀初年在建立社保體制和完善民生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在金融等領域市場化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十八大後高層更加重視推進改革，三中、四中全會決定描繪經濟體制與法治建設藍圖。中央深改組2013年12月成立，到2017年10月召開38次會議，審議200多個文件，破解經濟、社會、國防諸多領域改革難題。然而受種種客觀因素制約，針對妨礙潛在增長能力發揮的某些關鍵領域改革仍有待深化。
例如房地產投資是滿足城市化背景下國民住房消費需求較快增長的現實途徑。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房地產業合理可持續發展本來應是有利於我國經濟增長的優勢領域，然而在現行行政壟斷供地體制制約下房地產合理發展與投資潛能仍未能充分發揮。觀察2016年開始的新一輪房價飆升原因可見，進入新世紀以來多輪呈現的“供地體制-壟斷供地-逆向調節-房價波動-樓市調控”的內生循環再次發生作用。面對新一輪房價飆升並伴隨投機性炒作與違規融資，政府為管控風險不得不實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我們正在為供地體制機制深層侷限付出代價。
又如基於戶口管制實施的嚴控超大城市政策取向也值得反思探討。進入新世紀後中國城市化發展呈現大城市集聚效應更為彰顯，與某些城市化政策與規劃方針存在矛盾。我和石先進博士研究歷史時期十多個目前規模為特大超大城市先後制訂的幾十個規劃樣本，發現這些規劃八成多低估期末人口規模，平均低估偏差高達330多萬人。規劃人口低估伴隨大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投資相對不足，加劇公共設施和服務供不應求矛盾和“大城市病”，一定程度上又反轉促使城市當局出臺各類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動強勢管制政策，雖然對現實矛盾有某種舒緩作用，客觀上不利於充分發揮大城市集聚效應和增長潛力。
再如對不同類型企業的體制政策待遇區別也不利於投資潛力充分發揮。以工業部門為例，民營企業資本回報率是國有企業兩倍多。然而對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創造利潤最高的五個部門，國企方面包括電力熱力、汽車、菸草、石油天然氣、酒精、汽車等六個部門創造了八成以上利潤，都屬於行政壟斷或壟斷程度較高部門行業，並且與民營企業利潤貢獻最大六個部門之間沒有一個交集，折射總體投資效率較高的民營企業在部門投資准入方面仍面臨顯著行政管制，不利於從供給側充分釋放投資和增長潛力。
改革開放時代我國在重視產權和保護產權制度方面取得歷史性進步，這方面改進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髮揮了重要激勵和保障作用。然而從現實看對民企產權保護仍有待加強，近年報道的少數地方不時發生行政權力損害侵犯民營企業合法產權案例，對市場主體未來預期和信心也會產生不利影響，並具有相應的投資和增長含義。
5、“保6”與“保8”及啟示
目前“保6”討論讓人聯想到“保8”。我國宏調歷史上政府選擇年度增速特定數字目標似乎僅發生在1998年。當時外部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衝擊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國內宏觀週期處於緊縮下行階段並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壓力，決策層在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同時提出“保8”。1998年7.8%官方統計增速略低於“保8”目標，不過當年實施的一系列擴大內需舉措——包括央行降息降準、財政舉債支出、大規模基建以至高校擴招等等，對穩增長髮揮了積極作用。這也賦予1998年在我國宏調史上特殊地位：政府第一次自覺採用擴張性宏觀政策緩衝內外環境衝擊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宏調政策從早先側重抑制過熱通脹延伸到積極應對通縮，從而具備針對整個宏觀週期不同階段實施逆週期調控屬性。
新世紀初年我國逆週期宏調實踐繼續深化，近年總需求管理經驗更加豐富與宏調能力進一步提升，對新時期平穩實現潛在增速換擋期並保持中高速增長髮揮保障作用。回顧世紀之交經濟政策成功經驗另一鮮明特點，是宏調幹預與改革突破有機結合成效顯著。國內推進金融、住房、國企等領域系統改革，外部成功實施入世戰略全面提升開放水平，同時通過“三個代表”理論創新實現第三次思想解放。90年代與世紀之交體制轉型的多輪系統突破激發巨大增長潛力，加上十六大後實施科學發展觀呵護培育發展，我國經濟在新世紀初年迎來波瀾壯闊的開放宏觀景氣增長，為我國當代經濟“宏調保穩定，改革跨臺階”發展規律提供一個經驗例證，也對“改革狀態依存的潛在增速”認識提供了一例經驗支持。
面對目前形勢宏觀政策無疑需加大穩增長力度，學界和決策層對此存在相當共識，“保6”分歧更多表現為採用什麼措施穩增長與促增長。今年和近來宏觀政策已加大穩增長力度，表現為央行採用包括降準減息手段多方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金融監管部門調節校準一度偏於激進的去槓桿政策，財政部門加大擴張力度並且不久前提前下達明年地方專項債額度。就世紀之交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經驗與兩類潛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總需求管理政策必要性前提下，還亟需加大與激活增長潛力相關領域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強深化對土地、戶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領域已實施改革舉措，使之提升集成為新一輪更具系統性的改革突破，推動經濟運行儘快擺脫下行壓力並迎來新一輪內生宏觀景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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