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卢锋教授在2019年12月15日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宏观政策是否应该更加发力以维持增长”上发言内容的整理稿。
4、理解近年经济走势特点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40余年取得年均约9.5%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贡献国之一，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几点值得关注的特征性事实。一是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高点回落到上个季度6%，降幅超过四成。期间虽有短期回升，如2012和2013年下半年季度经济增速分别比上季反弹0.5个和0.4个百分点，2017年前后也有0.2个百分点温和回升，然而总体看是持续十年趋势性回落。
二是从较长时间窗口看，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三起四落三个半周期。第一次下行调整时期最短约三年，第二次下行调整大体从1984到1990年前后约六年，第三次从1992/93年到1999/2000年前后约七年。本轮调整从2011年算起已九年，如果把2007/2008年看作调整起始年份则已是十年有余，即便从增速“破八”计算下行期也已有七年。目前业内对明年经济增速的中位预测大体是6%，可见市场预期仍将延续多年下行趋势。
三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大幅回落。下图显示实际投资增速从2010-2011年20%上下，降到近年一度负值，现回升到5%上下相对低位。2010-11年民间投资增速比整体投资约高7和10个百分点,近年降到与后者增速相仿和略低水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民营投资甚至是国企的8-9倍，2007-2012年间除了四万亿刺激前后国企投资反弹，民企也是国企增速几倍，然而2012年以来民企投资增速快速下跌，近年大部分时间低于国企，如今年10月4.4%增速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低约四成。
当然，用两点论观察经济形势需要强调指出，我国经济运行同时呈现更多方面稳健和积极的事实表现。例如我国经济在发展阶段和结构快速转型中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长速度，我国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国家之一。又如我国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技术新因素活跃生长，体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韧性与活力。再入是我国经济增量巨大每年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荷兰经济规模，是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很多类似经验事实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积极有利的基本面条件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信心。不过如老话所说：“优点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为确保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和经济增长行稳致远，对于过往近十年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和下行压力挥之不去现象也需要认真分析应对。
上述经济下行现象肯定有多方面成因，对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有很多讨论分析。例如针对早先景气增长与大规模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十八大后决策层顺应调整规律要求稳健推进去库存和去产能过程，伴随2013-2015年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又如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国家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也会对某些行业增长带来压力。再如针对宏观杠杆率上升偏快与局部金融风险增长，近年有关部门实施金融去杠杆政策产生积极效果，然而短期局部调控力度偏大客观上也带来不利影响。还有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方对我挑起贸易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增速。
从两类潜在增速比较角度看，也需关注新时期体制转型某些阶段性特点与长期经济走势的关系。决策层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新世纪初年在建立社保体制和完善民生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金融等领域市场化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十八大后高层更加重视推进改革，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描绘经济体制与法治建设蓝图。中央深改组2013年12月成立，到2017年10月召开38次会议，审议200多个文件，破解经济、社会、国防诸多领域改革难题。然而受种种客观因素制约，针对妨碍潜在增长能力发挥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仍有待深化。
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合理发展与投资潜能仍未能充分发挥。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我们正在为供地体制机制深层局限付出代价。
又如基于户口管制实施的严控超大城市政策取向也值得反思探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与规划方针存在矛盾。我和石先进博士研究历史时期十多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发现这些规划八成多低估期末人口规模，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一定程度上又反转促使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增长潜力。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以工业部门为例，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汽车等六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之间没有一个交集，折射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部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显著行政管制，不利于从供给侧充分释放投资和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在重视产权和保护产权制度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这方面改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激励和保障作用。然而从现实看对民企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近年报道的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并具有相应的投资和增长含义。
5、“保6”与“保8”及启示
目前“保6”讨论让人联想到“保8”。我国宏调历史上政府选择年度增速特定数字目标似乎仅发生在1998年。当时外部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国内宏观周期处于紧缩下行阶段并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决策层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提出“保8”。1998年7.8%官方统计增速略低于“保8”目标，不过当年实施的一系列扩大内需举措——包括央行降息降准、财政举债支出、大规模基建以至高校扩招等等，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赋予1998年在我国宏调史上特殊地位：政府第一次自觉采用扩张性宏观政策缓冲内外环境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宏调政策从早先侧重抑制过热通胀延伸到积极应对通缩，从而具备针对整个宏观周期不同阶段实施逆周期调控属性。
新世纪初年我国逆周期宏调实践继续深化，近年总需求管理经验更加丰富与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时期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期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发挥保障作用。回顾世纪之交经济政策成功经验另一鲜明特点，是宏调干预与改革突破有机结合成效显著。国内推进金融、住房、国企等领域系统改革，外部成功实施入世战略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同时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创新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90年代与世纪之交体制转型的多轮系统突破激发巨大增长潜力，加上十六大后实施科学发展观呵护培育发展，我国经济在新世纪初年迎来波澜壮阔的开放宏观景气增长，为我国当代经济“宏调保稳定，改革跨台阶”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经验例证，也对“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认识提供了一例经验支持。
面对目前形势宏观政策无疑需加大稳增长力度，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存在相当共识，“保6”分歧更多表现为采用什么措施稳增长与促增长。今年和近来宏观政策已加大稳增长力度，表现为央行采用包括降准减息手段多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金融监管部门调节校准一度偏于激进的去杠杆政策，财政部门加大扩张力度并且不久前提前下达明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就世纪之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验与两类潜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改革举措，使之提升集成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摆脱下行压力并迎来新一轮内生宏观景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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