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一切源于突然而至的这场疫情。正是在这场疫情防控的吃劲压力下,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一夜之间,全国1400万从业者和他们身后上千万头(只)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顿时陷入了一片迷茫。”业内人士认为,政策突变之下,这个有的已形成较长养殖历史、有的随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起来的产业;这个多为民间自发、政府鼓励和引导的产业,突然间被摁下暂停键,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生死考验。


养殖户 无奈之下的等待和观望


3月6日,站在自家二层小楼上,看着大棚里翩翩起舞的2000多只蓝孔雀,马文花夫妇眼里充满了不安和忧虑。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算上基础设施部分,前后总共投了260多万元,如果被禁,对我们肯定是一场灭顶之灾。”夫妇俩掰着指头告诉前来这里调研的省政协调研组一行。

与马文花夫妇一样焦急的还有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校卫豪猪养殖场的罗恩波一家。由于看好豪猪的养殖前景,2017年,罗恩波通过贷款40万元开始搞起了豪猪养殖。两年多过去,眼看即将出栏之际,一场“禁养”风波让这一切戛然停摆。

罗恩波一家的初衷是,即使全面禁养了,但他们可以通过开办农家乐来慢慢消化这100多头豪猪,从而把这种变革对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

面对“如果禁食了又该怎么办?”的问题,罗恩波显然还没有想好,一家人只有在眼睁睁地看着每天成本的上升而在焦急中等待着政策的进一步明朗。

来自省林草局的介绍表明,云南人工培育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历史悠久,目前全省有合法食用野生动物养殖户2131家,养殖的种类主要有竹鼠、野猪、蓝孔雀、鸵鸟等,总存栏量约有264.7万头(只)。固定资产投入超过12.4亿元,从业人员8030余人,为云南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做出了突出贡献。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但疫情当下,政策在前,与全国一样,云南的野生动物养殖繁育产业陷入了迷茫,广大养殖户不得不在焦急中等待着另一只政策“靴子”尽快落地。


不得不面对的阵痛


“犀牛角粉是一种药用价值高、药效好的中药,如果走科研、药用之路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石林县龙晖集团负责人介绍,犀牛角长长以后,它自己都要在野外磨掉才舒服。而人工驯养后,通过科学取粉,既解决了犀牛的痛苦,又获得了人类需要的宝贵药材,反之就太可惜了。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除了犀牛角,还有豪猪毛及鹿茸等,确实都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其对一些病症的疗效也已经过了上千年的临床验证。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对此,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段昌群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夏雪山等专家认为,野生动物种类多,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用差异很大,与人类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需要科学地认知野生动物,对需要保护的坚决予以保护,对人类公共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野生动物还要进行必要的控制,在维护好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对部分野生动物及其种群进行控制性利用也未尝不可。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然而在目前“一刀切”的政策下,许多养殖户表示无所适从。每天各个养殖场里的动物都要产生一笔固定开销,还要安排人员值班喂养,一天要赔进去不少钱。


正确对待利用与保护


竹鼠养殖带动了360户家庭增收,其中50户建档立卡户因此致富;野猪养殖累计发展合作社养殖户59户,其中建档立卡户14户……不得不承认,在此前开展的脱贫攻坚这一大事件当中,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了不少贫困户参与野生动物的养殖,由此演绎了许多脱贫致富的奇迹和故事。

文明与野蛮之间,只隔了一个野味的距离。“疫情发生以来,食用野生动物带来一次又一次沉重灾难,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命运是如此息息相关。可以说,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道德高度。”专家们比较趋同的观点是,处理好保护野生动物与人类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关系,科学地养、智慧地用,不能一切刀、简单地一禁了之。大家希望要有明确的保护目录,列出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对象、类型,制定分层次分目标的保护清单、保护方案和相应的管护法规。要严格限制利用对象和利用方式,区分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的管控措施。在保护上,不能把大象、滇金丝猴与野生昆虫(有的为害虫)相提并论;在利用上,也要把蜜蜂、蜘蛛与溞类、蚯蚓区别对待。另外,很多野生动物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高度关联,一味地倡导绝对保护、杜绝科学利用可能也会影响这些优秀文化的传承。


当务之急要处理好两大问题


“现在我们左右为难,喂也不是,不喂也不是。”不少养殖户在不知所从的情况下进退维谷。云南省林草局副局长王卫斌坦承,目前最困难、最难立竿见影解决的,是对现有涉及食用野生动物繁育机构的转型安置和补偿问题,还有大量存栏动物的收容安置问题。

“禁养”之下 人与动物何去何从?

对此,专家们指出,野生动物范围十分广,简单一刀切保护不了该保护的野生动物。在疫情风险高企,全社会对“有害”野生动物千夫所指,对“有益”野生动物视若神灵救星,情绪化按眼前喜好行事,是难以解决永远都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他们建议,理清野生动物的生态功能、地位、作用、生存状况以及与人的生态关系,科学地保护当为至要。特别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热议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更需要理性地界定野生动物保护对象及其生态性、科研性、人文性的问题。

王卫斌则表示,迫切希望国家农业农村和林业草原部门尽快修订出台《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将养殖技术成熟、利用广泛和疫病风险小的动物种类纳入其中,为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提供遵循和指导。也将从业务主管层面建议呼吁国家财政部、国家林草局等上级相关主管部门充分考虑云南经济欠发达、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实际,给予生态保护转移支付等专项资金支持,帮助我省尽快完成食用野生动物养殖转型,尽可能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


本报记者 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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