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400年来旷日持久的一桩公案，谜底可以说至今未解。今人常说作者是吴承恩，其实并非定论。事实上，《西游记》问世之际，即告作者佚名。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愿署名；二是《西游记》内容广袤，其中不乏讽刺“今上”和时政等敏感话题，书商不敢署名。当然，《西游记》显然不是“飞来峰”，也不是花果山上无父无母的石卵。它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作者存在。
明朝流传的《西游记》，各种版本都没有署名。清朝汪象旭在所撰《西游证道书》中提出《西游记》为南宋时的邱处机所著。这一看法提出后，清朝的文人大多赞同。清朝末年纪昀等人开始怀疑此说，认为《西游记》中多处描写明朝的风土人情，而邱处机是南宋末代人（是明朝以前的朝代的人）；此外《西游记》中多处使用江苏淮安方言，而邱处机一生在华北地区活动，并未在淮安居住过。也有明朝清朝道士、文人以为《西游记》是道士炼丹之书。
民国期间，鲁迅、董作宾等人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多方搜寻史料，经过综合考证、反复论辩，先是批驳“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冒名顶替”的著作权，之后根据《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予以最终论定。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申述。从此，“吴著”说几成学界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亦均署名吴承恩；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写上了“吴承恩原著”。
“吴著”说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撑。主要有：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宪王府，符合《刊西游记序》中指出的“《西游记》出于藩王府”这个条件；《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生平个性，特别是“吴承恩著《西游记》”有明确记载；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现编为《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西游记》存在多方互证；《西游记》具有诸多淮海地缘特征，如孙悟空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唐僧籍贯为海州聚贤庄等。
但是，从学理上作仔细考量，“吴著”说似乎也难以成为定案。其遭遇的证据“短板”在于：《淮安府志》记录“吴承恩《西游记》”，并没有注明小说体裁及卷回篇幅。同时，根据文史传统，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所以，有人怀疑它极有可能与邱处机《西游记》一样，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后来有人发现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却被编入舆地类，显然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地理类、游记类著作特质。如此一来，“吴著”说被套上了一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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