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制陶术的发明及陶器制作技术不断改进所取得的经验，瓷器是不可能单独发明的。瓷器的发明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制陶过程中，不断认识原材料的性能，总结技术，积累经验，从而由量变达到质变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没有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瓷器。陶器和瓷器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
渭南日报 记者 颜伟
自古以来，韩城就以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饱经改朝换代的烽火洗礼，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秦汉盛世时，韩城迎来继周王朝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现历史的馈赠。跌宕起伏的往事，为韩城埋藏了一笔丰厚的文化瑰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韩城出土的汉代陶器。它们类型丰富，工艺精良，品级较高，极具艺术魅力，一经面世就掀起了巨大波澜。
在韩城，汉陶数量十分巨大。在韩城市博物馆中，陶器就占整个藏品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更是汉陶居多。现存的汉陶，绝大部分出自墓葬和遗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扩建的大规模基建活动使得为数众多的古墓葬被发现，数量最多的就是汉墓。这些汉墓大多数规格较高，陪葬品很多，大批精美的陶器因此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陶器品种五花八门，质地精美。按照功能可以将它们分为四类：一是日常生活用陶，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有罐、盆、杯、壶、盘、钵、勺、碗、瓶、博山炉等，这类器具大都是灰陶，在烧制过程中，窑温控制得当，还原气氛较好，色质均匀，坚实耐用。说到这个还原气氛，采访时头一次听说，真是一头雾水。经博物馆专家讲解才知道，还原气氛是个专业术语，简单来说，烧制陶瓷的过程分为还原气氛和氧化气氛。还原气氛就是在烧制的高温时把陶瓷原料中的三氧化二铁还原成氧化亚铁的过程。真是隔行如隔山，外行看外表，内行看门道。馆藏汉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灰陶罐，俗称“鸭蛋罐”。它们大小不一，形制近似，多为圆形，小侈口，束颈，圆肩，腹内收，小平底，也有少量茧形罐。器表多为素面，或在肩、颈部装饰一两道弦纹，品级较高的表面还有彩绘或朱书。
其次是建筑用陶。这类陶器主要以出自如今韩城市芝川镇东南方的汉挟荔宫等大型遗址，有砖、瓦、瓦当、陶制下水道等代表物件。1957年，在汉挟荔宫遗址出土了一块文字方砖。它长32.5厘米，宽32厘米，厚4厘米，属灰陶质。砖面装饰是等分的12个小方格，方格内阳刻“夏阳挟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12个篆字，字迹清晰完整，陶质细腻坚实，出土后各地学者专程前来观摩研究。此后，又相继出土了其他类型的文字砖和各种瓦当，如“夏阳宫”文字砖、回纹空心砖、“与天无极”瓦当、“船室”瓦当、“宫”字瓦当等，这些陶砖瓦以不朽之身证明了汉挟荔宫的存在和具体位置，破解了这个缠绕近两千年的谜团。
第三类是明器，就是陪葬的器具，这是韩城汉陶中又一个大的品类。与日用陶相比，此类陶器多为红陶，烧制的温度较低，硬度较小，被归入软陶一类。这一类陶器虽然质地较软，不够实用，但胜在做工精美，纹饰讲究，很有艺术特色。由于古时候的韩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礼制相对严谨，因此明器种类很多，品级也较高。陪葬陶器的造型有房舍、炊具、牲畜等等，器型更加庞大，形制精美绝伦。直到东汉时期，制陶工艺又创新出釉陶技法，器物从此更加华丽。
1982年，韩城市姚庄坡底西侧的晨钟砖瓦厂所在的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汉釉陶孔雀灯。它通高150厘米，最大身径75厘米，主体部分由锥形底座及其上部的两层圆形灯盏组成，中心部位靠一根灯柱支撑，柱顶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孔雀。灯盏四周插着四只鹿形灯芯，灯座上塑造了山峦、树木、手执乐器的人等等。它通体遍布绿釉，釉色均匀，光泽柔润，其造型之大、装饰之精美、工艺之精湛令游人叹为观止。
更常见的是象征家财万贯的陶庄园望楼、陶仓、陶井、陶炊具以及象征六畜兴旺的各式陶圈和家畜等。馆藏的这件汉釉陶望楼呈方形，横宽43厘米，通高155厘米，通体施绿釉。楼为仿木结构，四角均建有角楼。正面开歇山顶坊式大门。整栋楼由五节套装组成重檐歇山式大板瓦屋顶四层楼房。楼底层正面开门，顶用二挑斗拱支托二层四周的回廊。二层顶用二挑斗拱支托第三层四周的回廊。三四层四面开门设窗，最上层四面皆窗。楼四周墙壁和回廊栏杆，雕米字、卧棂等几何纹饰。这件汉釉陶庄园望楼，楼架结构精确、逼真，给人以美观大方和坚固之感，是汉代建筑实物之缩影，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建筑工艺。这件难得的陶器是1985年出土于太史大街与人民路十字的基建工地。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较高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庄园生活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对于研究我国东汉时期高超的制陶工艺和手工业发展水平也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类陶器的制作到东汉时期已经大批量集中生产并成组出现，不但证明当时农耕技术已十分发达，也反映出制陶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文物也为研究韩城古代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尤其是韩城古墓葬的断代提供了特别珍贵的史料。
汉代出土的陶器中，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品类，名叫陶范，就是用于铸造的模范，多为西汉时期的产物。在芝川镇西北曾发现一个面积较大的冶铁遗址和一大批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陶范。这些陶范多为铸造铁质工具的模范，如铲范、锄范、凿范、镰范、镢范等。这些陶范从泥料的选用上就极其仔细，陶质十分细腻、坚硬，表面光滑平整，是非常优秀的铸造模具。
据史料记载，汉代实行“盐铁官营”。西汉时，全国共设立40多处铁官，韩城就占据其中之一，这些陶范就是最佳佐证。由此可知韩城在当时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的冶铁和铸器业的中心之一，它们真实地再现了当时韩城冶铁铸造业的繁荣与发达。
以上四类陶器成就了韩城汉陶的辉煌。汉陶数量之所以如此巨大，这与韩城的人文、地理环境分不开。韩城地处关中东北部，东临黄河，西接梁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川、滩、原地貌多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早在五万年前先民就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先民们提供了富饶的林木和矿产资源，也为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使陶器的批量生产及优等质量得到了保证。同时，也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军事地位，形成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局面，加上良好的人文基础，都为韩城制陶业的扩大及工艺的革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技术支持。
在汉代，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经济基础，对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一管理，制陶业虽不在其范围内，但作为一个十分庞大的发展群体，官府不能放任自流。专家介绍《汉书·地理志》中有记载：“汝南郡安城设有陶官”，在《齐鲁封泥集存》中也有“安城陶尉”封泥的记叙。由此可见汉代政府也有主管制陶的机构和官员。从目前所见的汉代陶器上所印的“亭”“市”等陶文也可以得出结论，这印戳上的“亭”与“市”指的就是制陶业的管理机构。有“某亭”“某市”戳记的陶器通常是官府制品。在韩城市博物馆就收藏有当地出土的“夏亭”戳记的陶罐。专家认为，现有秦汉陶文的组合规律是“某亭”或者“某市”通常指某地之亭、市，故“夏亭”指的就应是当时的韩城名字夏阳。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如今的韩城被更名为夏阳。从此，除新莽改制时曾短暂又更名为冀亭外，夏阳一名一直沿用至隋。而“夏亭”就应在夏阳城内或者其周边，也许就是今芝川镇一带。从目前韩城汉陶及制陶遗址出土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都集中在芝川镇及新城一带。新城多出汉墓，而芝川镇一带则主要是大型的制陶和冶铁遗址以及汉挟荔宫、夏阳古城等大型遗址。其中，比较大的赵家坡制陶遗址位于芝川镇瓦头村北、芝西村西、紧靠西汉冶铁遗址以西的土坡上。暴露在面东的梯田断崖上的陶窑有25座。陶窑的结构由窑室、火膛、烟囱和窑门四部分组成。窑室呈圆形，窑顶多残损，窑内还堆积有灰烬遗迹。窑内和窑外散布着大量的陶罐、陶瓮、深腹盆、陶甑、陶缶及板瓦、筒瓦等遗物，还发现一座圆形井，内填瓦砾、煤渣。经考证，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遗址。
由此看来，在汉代人们主要是在芝川一带集中冶铁铸造、制作陶器，然后销往周边。这种模式建立在数百年来人们在芝川一带活动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西汉末年，政治文化中心北移也没有很快瓦解。因此“夏亭”就是汉代韩城的制陶中心。
陶器的造型和装饰，充满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情，是反映古人的思想情趣和世俗生活的一面镜子。陶器蕴含的文化历史在默默诉说过往，守望未来。它们是先人留给后人骄傲的成就，也留下无数等待后人破解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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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经捏制成形后烧制而成的器具。陶器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见简单粗糙的陶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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