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城文庙，立于尊经阁前，放眼前瞻，明伦堂穿堂门首镶嵌着的一方砖雕横匾“由仁义行”赫然入目。
虽然，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然而，“由仁义行”却并非出于孔子，而是他的弟子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是“由仁义行”最早的出处。孟子的意思在于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很少的，仅仅在于人懂道理，可是一般人还抛弃这仅有的区别，只有高尚的君子能保留它。舜能够明了各种事物的道理，体察各种人物的心情，是因为他按照仁义去做，不是把仁义作为工具来使用。从孟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舜的评价很高，不仅因为舜的德行高，更主要的是舜的所作所为深切地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可以说，舜是孟子思想最完美的代言人。
“由仁义行”究竟所指何物？“由仁义行”核心在于仁义。何为仁义？字面意思，仁义即仁爱与正义，更深层推敲，仁义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去解释：仁、义、仁义。
先说“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排首位。孔子的仁基本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和平友爱，孔子有言“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义”也属儒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用现在的语言解释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上升到儒学思想，其基本的含义可概括为道德理性。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述了“义”。他认为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为君子对于天下人，无亲无疏，惟义之所在而已。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仁义”一词并不是孟子最先提出的，但他无疑是“仁义”精神最主要的提倡者和最坚定的维护者。在孟子之前，孔子思想中虽然有“仁”和“义”，但形式上还没有并列“仁义”。孔子认为人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亦然，“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无父无君是禽兽”。孔子的话咱们可理解为“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说白了就是规定了君与臣、父与子各自的职责，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父慈子孝”，这些都被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孟子所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不仅表明他与孔子一样认识到君臣、父子的职责，并且找到了处理父子、君臣关系的根本准则，即仁（亲）和义，这也即是道德的根本。
前面提到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什么是“由仁义行”，为什么要“由仁义行”而不能“行仁义”？简单地说，“行仁义”是刻意的，是有意识的，是带功利性的，大多在事前经过利弊权衡的，虽然也在行仁义，做好事，但境界即低了一截。“由仁义行”，也是在行仁义，但“行”得浑然天成，毫无做作，甚至“行仁义”者并不知道自己在“行仁义”，本性若此，但他的行为恰好符合“仁义”的根本要求。所以，后者才是“行仁义”的最高境界。打个比方：与生俱来的两袖清风好比是“由仁义行”的境界，而现今咱们常听的建立廉政帐户的措施至多只能算“行仁义”的境界。上升到哲学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动机是道德的根本准则，也就是“仁义”，结果则是按照“仁义”行事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孟子讲“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君子或国君的行为应该按照“仁义”而行，至于后果则不应该苛求，仅仅是按照合理的方向和发展趋势去做。好的动机常常带来好的结果，但好的动机却不一定表现为好的行为，也不一定非得得到好的结果，然而这个好的动机却一直存在，这就是“由仁义行”。倘若仅仅是追求当下眼前的某一点小利或某个想要达到的目的而有意约束自己的行为，顶多算是“行仁义”了。
很显然，孟子的思想仍然坚持孔子的路线，但在此基础之上更为深刻。仅就“由仁义行”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孟子在常规的儒学路线之外深刻地讨论了“由仁义行”，并且坚持“由仁义行”，反对“行仁义”，虽然并不完美，但毕竟已经掀开冰山一角。“行仁义”并不等于“由仁义行”，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即便一辈子行仁义也可能不是真正的仁义，而有时候即便对所有人给予笑脸也可能只是虚伪。孟子的观点体现了儒学思想理论上巨大的深化和进步，也因此奠定了孟子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亚圣”的位置。
当然，以上这一切都是从哲学和文化方面而言，同样，哲学上还有另外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在看到“由仁义行”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由仁义行”讲的是道德，而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多元社会，除去道德，还有很多东西约束人的行为，例如法律。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苛求孟子，当然，也不能止步于孟子。只有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真正懂得应该“由仁义行”，如何“由仁义行”，才算真正领悟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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