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農業農村部接到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經四川省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診，在樂山市五通橋區冠英鎮查獲的一輛來自外省的生豬運輸車中，排查出非洲豬瘟疫情。查獲時，該車輛共載有生豬111頭，死亡7頭。

儘管疫情發生後，當地已按照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機制，迅速對所有生豬進行無害化處理，並對相關處置地點、沿途道路及運輸車輛等進行徹底消毒，但該事件還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再加上 3月3日，2020年我國第一起豬瘟事件——湖北神農架發現野豬被感染上非州豬瘟的發生，農業農村部與公安部聯合出擊，對無底線“炒豬”行為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

3月12日，農業農村部、公安部聯合下發《關於打擊“炒豬”行為 保障生豬養殖業安全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要加快恢復生豬生產，嚴厲打擊“炒豬”行為，保障生豬養殖業安全。

具體三方面措施為：加強行刑銜接，加大對“炒豬”行為的打擊力度；完善工作機制，加強關鍵環節監管；廣泛宣傳動員，形成強大工作聲勢 。

“炒豬”到底是什麼？

當下社會，炒房、炒鞋已經不新鮮了，“頂風炒豬”才叫刺激。

自我國2018年8月發生非洲豬瘟疫情以來，部分地區就出現了“炒豬”行為。根據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二級巡視員王俊勳給出的解釋，“炒豬”的主要流程是：“炒豬團”先向養殖場、養殖戶的豬群邊丟棄死豬，或是投放帶非洲豬瘟病毒的餌料，然後散佈傳播養殖場發生疫情的輿論，誘使養殖場戶出現恐慌性拋售，再大幅壓低生豬價格，從而牟取暴利。且該行為也涉嫌違反《動物防疫法》。

早在去年7月，農業農村部就曾印發《關於打擊和防範“炒豬”行為 保障生豬養殖業生產安全的通知》，明確要求強化疫情排查，加強聯防聯控，強化動物防疫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嚴厲打擊“炒豬”行為。但還是存在不少“漏網之魚”，跨省生豬私下交易屢禁不止。

為運送生豬，炒豬團花招頻出，最常用的手段是客車改裝。例如去年11月，半月談曾報道，四川高速民警截獲4輛改裝過的商務車，車上查獲79頭生豬。

去年12月22日，央視《新聞直播間》也有相關報道，在雲南麗攀高速銀江收費站，發現改裝麵包車運送生豬。

除了將車輛客廂內四周被改裝成圈養生豬的圍柵外，“炒豬團”還在調運手續、檢疫證明等方面大做手腳，甚至買通緝查人員，企圖逃避監管、矇混過關。

“炒豬團” 危害有多大？

炒作的是行情 製造的是恐慌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增勇表示，“炒豬團”為了獲取暴利，不擇手段製造市場恐慌。比如向養豬場投放有毒的餌料，或者向養殖村投放病死豬，在這種恐慌的情緒之下，養殖戶大量地清欄出欄，短期之內造成生豬價格快速下降，“炒豬團”就利用低買高賣賺取中間暴利。直接後果是後續生產出現斷崖式的快速下降。本地生豬產業生產下降，會導致後期豬價出現報復性反彈，“炒豬團”這種行為除了會導致疫病傳播風險之外，

“炒”的是豬 害的是人

我國在跨省生豬調運方面一直有管制規則，這次非洲豬瘟疫情之後，管理更加嚴格。一般來說需要“兩證一標”或者更多的手續，才能從事跨省調運。顯然，“炒豬團”沒有這樣的手續，是違法的跨省調運。

“炒豬團” 應該怎麼治？

行政執法+刑事司法 聯合發力

要從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兩個角度，聯合打擊炒豬行為。從源頭上來講，像農業農村部已經發布了對非洲豬瘟有獎舉報，獎勵金額在3000元-10000元，重大舉報有3萬元的獎勵。通過對於豬瘟疫情的及時上報，進行病豬的普查，讓“炒豬團”無豬可炒。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政府、企業、協會，包括養殖戶要聯合行動，像養殖戶，他對周圍環境非常熟悉，有哪些違法行為，他們非常清楚。通過聯合監督執法，包括媒體曝光非法行為，能夠及時地發現炒豬行為，進而通過刑事司法手段，對“炒豬團”的惡意炒豬行為進行有效打擊。

打擊“炒豬團” 不能層層失守

“炒豬團”的行為侵犯到多方面的利益，有市場秩序、食品安全，更多的還有公共價值。這要求各個部門要合作。主要是兩大部門，第一是行政執法部門；第二是刑事司法部門。一般來說，違反行政執法行為並不一定是犯罪行為，但是犯罪行為一定是違反行政執法的行為。這裡有問題在於，行政機關所獲取的證據，司法機關認不認，公安機關認不認，這個行為的邊界到底應該如何來界定，“炒豬團”是犯罪還是普通的行政違法行為，

“炒豬團”的花樣實在太多，所以，地方相關部門在打擊“炒豬團”的時候，也該做好準備，採用靈活多變的“戰術”，對“炒豬”行為進行全方位打擊。於此而言，相關方面在做好“加快恢復生豬生產，做到保供穩價”宏觀調控的同時，對生豬市場上的害群之馬也該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以維護民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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