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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擴散，謠言、恐懼、歧視、汙名等“信息疫情（infodemic）”在社交媒體上日益瀰漫。在全球傳播時代，“信息疫情”會造成全球範圍內的心理焦慮、社會恐慌、加深種族和地域歧視，強化刻板印象，加劇對立和衝突、阻礙交流與合作。其危害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傳染病防範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所言，過多的真假不一的信息導致人們難於發現值得信任的信息來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導，有可能阻礙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後果。
歷史上，謠言、流言、迷信總經常與疫情相伴而生。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社交媒體成了滋生虛假信息的最佳“溫床”，虛假信息傳播速度甚至比新型病毒還快。匿名性打破錶達的禁忌、互動和傳播的便捷性，以及人類對病毒未知的天然恐慌，這些都催動虛假信息在社交媒體上的裂變式傳染，從而引發社會性恐慌。無怪乎《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刊文指出，新冠病毒是第一個真正的社交媒體“信息疫情”。全球流行性疾病風險的防控，需要建立在社會公眾的科學認知和廣泛的社會共識之上，恐慌不僅導致各種非科學療法滿天飛，還會帶來囤貨潮，搶購風，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
恐懼助長歧視肆虐。在全球衛生恐慌之下企圖將罪責歸於某個特定地方或人，這在歷史上也不鮮見。例如，1853年美國黃熱病流行被歸咎於愛爾蘭和德國移民；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一些美國人錯誤地把傳播病毒的罪責歸給了德國，一些社區被稱之為“疾病中的德國佬”。在社交媒體上，新冠病毒被歸咎為武漢、中國、中國人，甚至擴展到整個亞洲和亞裔群體，歧視性的言論比比皆是。由此，疫病容易使不同群之間產生對立，使群體迅速“異化”，加劇種族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而陰謀論的盛行更是成為全球性的景觀，在社交媒體上，從宣稱病毒是為減少世界人口有意為之到實驗室洩露病毒到生化戰爭，不一而足。除了一些政治目的，大部分人對陰謀論的接受是出於歸因、追責或者是對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不可接受心理。只是在全球傳播時代，把信息傳播和關係建構結合起來的社交媒體，不僅能夠製造、發佈和傳播信息，掀起輿論熱點，還可以將不同的個人、組織和團體聚集在互動領域中，將輿論導向集體無意識，並與瀰漫全球的民粹主義思潮共振，更助長了陰謀論在社交媒體上的盛行。其危害不僅為全球科學家在針對新冠病毒的療法和疫苗搜尋上的數據共享帶來阻礙，危害在抗擊病毒上的全球合作，也會為某些政客所利用，將病毒和疫情“政治化”。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新聞媒體機構的行為。儘管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使得個體化的數字傳播成為推動全球傳播演進的主要動力，但據研究統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西方主流媒體大多都制定了社交媒體戰略，社交媒體進一步拓展了全球新聞的內容來源和渠道平臺，社交媒體上超過85％的話題仍然是由媒介機構生產的新聞。新聞信息的傳播在全球傳播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新聞傳播在各國或各文化間的傳播關係中依然是決定權力關係的重要力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在世界傳播格局中擁有議程設置能力，左右輿論的能力依然強大。無論是出於政治性還是商業性的目的，具有強大資源的國際媒體機構關於中國疫情的歧視性和偏見性的報道，經過社交媒體的傳播和擴散，其影響範圍更為廣泛，負面效應也更為顯著。一些國際媒體在大量的新聞標題和政治評論中以Wuhan Coronavirus或者Wuhan Virus來稱呼新冠病毒，有的甚至出現“黃禍”、“中國病毒熊貓”等詞。以地名或者國家之名來給病毒命名，深深地打上了汙名化的印記，這不僅不利於武漢的國際城市品牌建設，更有損於中國的國家形象。
社交媒體時代的“信息疫情”來勢洶湧，其造成的“次生傷害”並不亞於疫情本身。參與到全球衛生合作中去抗擊疫情，治理“信息疫情”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隨著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拋開歧視和偏見，政府、科學家、民眾團結一致，加強全球衛生合作，才是人類最終打敗病毒的唯一選擇。
打敗虛假信息的從來都是權威、客觀、及時的信息。2月，世衛組織聯手社交媒體Twitter、Facebook、騰訊、抖音以及YouTube等展開對虛假信息的治理，確保搜索冠狀病毒信息的人在搜索結果的頂部看到世衛組織所提供的權威信息，並能夠鏈接到世衛組織的官方網站。中國作為疫情的發生地，需要加強疫情信息國際溝通機制，繼續做好同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溝通協調，促進疫情信息共享和防控策略協調。疫情信息的國際溝通，可以把權威、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防止疫情傳播的實踐和做法、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藥品療效和經驗方案等分享出去。在疫情發展之初，世界衛生組織就特別強調了與大眾進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這方面，國內的社交媒體要繼續加強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打擊謠言，發揮社會凝聚力和信任在有效應對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社交媒體是滋生“信息疫情”的溫床，也是“隔離”和“消殺”疫情的戰場。社交媒體上人們跨越國界的捐贈互助、志願者活動，為患病者祈禱等，在恐慌中給人們帶來希望。一些人士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起的反歧視活動不勝枚舉：政治活動家團體GetUp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發起的競選活動，他們的標籤是I will eat with you，借鑑了2014年悉尼林特咖啡館遭到圍攻後成功進行的反伊斯蘭恐懼症的命名；上海外國語大學留學黎巴嫩的學生王宇在facebook上傳了一段視頻，講述自己所遭遇的經歷，呼籲停止無端的偏見。這段視頻在黎巴嫩引起廣泛關注，黎巴嫩議會議員邀請王宇一起錄製訪談節目，呼籲黎巴嫩民眾停止歧視中國人，支持中國共同抗擊疫情。
傳播學者克羅斯曾提出，“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眾的批判能力”，這意味公眾的判斷水平在謠言傳播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交媒體時代每一位公民都被賦權，在人人都能言說的時代，更要提高自身的媒介修養，謹行慎言，做一名合格的“地球村村民”。
作者王玲寧繫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鄧惟佳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卓越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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