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突如其來，蔓延快、範圍廣、影響大，衝擊中國，影響世界。中國作為疫情主戰場，承受的壓力之大、責任之重、犧牲之巨，極為罕見。此次疫情屬於一次重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國家確定為乙類傳染病按照甲級進行管理。不僅體現在危害上，體現在應對上，更會體現在改變上。它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也會改變公共衛生應急與安全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公共衛生關係到一個國或地區健康的公共事業，包括對重大疾病尤其是傳染病（如結核、艾滋病、SARS、不明原因疾病等）的防控和救治，對食品、藥品、公共環境衛生的監督管制等。
重大傳染病疫情的思考
進入新世紀以來，非典、甲流、高致病性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徵、埃博拉病毒感染、新冠肺炎……，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成為人類共同的威脅，各國都難以獨善其身。
從非典到新冠肺炎，對健康產生巨大威脅，對經濟社會帶來重大影響，兩次疫情給我國帶來的教訓深刻、代價沉重，應該以深入探討此次疫情發生和應對過程中的問題，充分認識處置重大疫情的脆弱性和應急管理能力的不足，充分認識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不能滿足疫情暴發的需求，充分認識生物安全對民眾健康、國家安全和人類發展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作為一次重大新發傳染性疾病疫情，屬於生物安全的範疇。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也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要研究、加強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能力與水平。因此，健全重大傳染病應急防控體系，構建新型生物威脅防禦機制，有效保護國家免受生物威脅的損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緊迫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現狀
經歷“非典”疫情後，我國全面啟動了應急管理建設，將突發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四類，按特別重大、重大、較大與一般四級實行分類分級管理，基本建立了以屬地管理為主，政府統一領導，各部門綜合協調的應急管理體制，2013年在政府部門增設應急辦，2018年組建了國家應急管理部。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成立了高規格的領導小組，群防群控，全面參與；建立了聯防聯控機制，部門間高效協調；各地及時啟動了應急響應，多次調整完善應急預案和診療防控指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贏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各界稱讚。
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一項重大任務，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如應急管理頂層規劃設計不能滿足需求，決策、指揮、應急、智能反應等環節間缺少互動，疫情應急多元主體協調機制不全，造成重複建設、資源錯配、多頭指揮、救援力量調用過度等。公共衛生基本設施保障落後，應急資源和物資儲備薄弱，防控預案不明確和不具體；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通暢，難以為重大疫情應急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專業化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應急人才缺乏，應急管理人員難以承擔指揮職責，複合型救援隊伍非常欠缺，專業型應急救援志願者隊伍稀少。基層醫療服務是公共衛生事件發現、報告、防控的重要部門，存在公共衛生服務功能削弱、經費不足、人才流失、人力資源嚴重缺乏、硬件設施滯後和社會信任缺失等問題。
同時，公共衛生安全和生物安全體系缺失受到關注，譬如看似不起眼的一餐野味，就能打破平衡，造成病毒從特定動物到人的傳播，導致疫情暴發。
公共衛生安全的地位與作用
公共衛生安全是生物安全的一部分，生物安全包括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和動植物疫情、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安全、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威脅等八個方面。
生物安全的影響因素有全球人口增長及其活動範圍的持續擴大對自然環境的擾動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加劇使極端天氣事件和自然災害頻發、前沿新興生物技術快速顛覆性發展帶來科技倫理挑戰和風險、戰略性生物種質資源非法交易及食源性動物源性病原體和疾病媒介的流動等。
要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把生物安全內容融合為有機整體，把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安全事件上升到生物安全、國家安全的高度，提升國家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反思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必將推動對我國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進一步和改進，特別是要在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應急物資採購供應與保障體系、國家儲備體系、組織領導指揮體系等方面不斷完善，逐步構建生物安全領導（決策）體系、生物安全組織協調體系、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系、生物安全監督體系、生物安全法治體系和生物安全治理體系。
國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狀況
美國的應急管理機構由聯邦政府、州政府、縣、市和社區五個層級構成，五級應急響應機構可以覆蓋全國各個領域，同時擁有一套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源保障系統，確保及時有效充足地提供人財物資源，根據突發事件的強度與規模劃分不同等級，在一定範圍內由聯邦或地方應急管理機構評估、
決策和處理。日本的應急管理機構是三個層級，由中央、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三級組成，未發生災害時三級政府召開防災會議，災害狀態下成立臨時機構組織應對災害，其應急管理機制中，不僅有國家參與，社會組織與公民都需參與防災應災事務，行政主體及時調整相關防災政策、
預案與法律，公共服務機構與執行機構分工明確，共同承擔保護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義務。澳大利亞的應急管理機制同樣重視普通民眾的作用，國家組織正規的技術培訓，使志願者掌握各種救援技能，達到國家認可的資質，以便在災害發生時成為訓練有素的救援人員。
全球生物安全的挑戰是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不斷出現，疫情傳播越來越快和越來越廣，即使遠在世界另一極，只是一趟航班的距離。2015年寨卡病毒流行不到一年時間，就從巴西傳播至全球，感染了40個國家約50萬人。
這次新冠肺炎僅兩個月的時間就超過100個國家，世界衛生組織也提出未來將會有多種源頭的大流行病。同時，生物技術的雙刃劍效應與生物威脅，新型的生物恐怖不斷出現，追蹤溯源面對嚴峻考驗，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難度大增。因此，國際生物安全呈現從偶發風險向現實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威脅邊界從侷限於少數區域向多區域甚至全球化轉變、突發生物事件影響範圍已經從民眾健康拓展為影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傳統生物安全問題與新型生物安全問題交織、外來生物威脅與內部監管漏洞風險並存等特點。
美國自2001年“9·11”事件後在公共衛生應急反應機制的法律基礎和流程設計方面開展了大規模查漏補缺、優化升級，推動涉及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一系列聯邦法與州、縣等地方性法律、法規互相補充完善，2019年《大流行與全災害應變法案》更新全美醫療人力、物力、財力在重大災害的調配規劃，同時統籌協調公共衛生體系內政府部門、公私立實驗室、醫院和健康服務提供者、志願團體以及紅十字會等多元主體的分工和參與流程，制定和強化公共衛生應急防範合作協議，負責統合重要資源，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確保各地有效應對傳染病暴發、自然災害以及化學、生物、輻射或核事件。
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契機
首先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堅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常備不懈將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織密織牢第一道防線。
加強公共衛生隊伍建設，健全執業人員培養、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持續加強全科醫生培養、分級診療等制度建設，推動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服務高效協同、無縫銜接，健全防治結合、聯防聯控的工作機制。
其次要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構建新發傳染病等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智能化多部門並行聯動的信息監測和多主體可直報觸發預警機制，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充分發揮公眾群防群治的力量。國家從總體上對於這些機制、系統和網絡進行制度化設計，確保相關信息平臺的透明性、聯動性和可操作性。強化風險意識，完善公共衛生重大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機制；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行有力，精準解決疫情第一線問題。
健全科學研究、疾病控制、臨床治療的有效協同機制，及時總結實踐經驗，形成制度化成果，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範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平戰結合、補齊短板，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支持一線臨床技術創新，及時推廣有效救治方案。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第三是要建立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不僅依靠城市公立醫院或者公立醫療機構，還要讓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應起到主力軍作用。建立大醫院支持基層醫院的體制機制，藉助智慧技術，打造綜合服務平臺。基層醫院的服務項目不應只侷限於預防保健、健康體檢、突發事件處理等方面，應採用互聯網、大數據、雲平臺技術，積極開展及落實健康檔案、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在線教育等項目服務。
第四是健全政府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必須突出問題導向解決突出問題，在預防預警、先期處置、應急能力等方面暴露的短板和不足上下功夫，逐步建立“防、控、治”聯動的重大傳染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必須牢牢把握制度建設這條主線，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修改完善和推動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必須運用系統思維注重協同配合，注重工作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搞好配套銜接，增強制度合力。一方面要建立中央統籌、高度專業、快速集中、高效配置的重大疫情防控國家隊，健全疫情預警機制，有效利用現有信息，準確判斷疫情的特徵和發展趨勢。另一方面應統籌做好預案，滿足地方需求，抓住關鍵指標，建立切實可行的預案觸發機制。
構建以健康為中心的公共衛生安全機制
從健康與生命出發，強化公共衛生安全意識，健全公共衛生安全預警機制和監測網絡，建立靈敏、快速的信息收集、傳遞、處理、識別、發佈系統。
充分考慮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風險與危機，建立多重防線危機管理體系（包括風險管理、安全管理、應急管理、危機管理），制定應急預案體系，通過風險預測、數據管理、專家諮詢、動態模擬、全程演示等手段排查公共衛生安全隱患，加強公共衛生風險應對和處置能力。
從過去專業條塊分割管理轉為各部門高度協同綜合管理，從單一管理主體轉向多方參與管理，調動各種社會組織的資源和力量，建立網格化的管理機制與問責制度，實施“無縫化管理”（包括時間、空間、職能、人員、領域管理等方面），從法律、機構、人員、社會意識、民眾技能等方面構築一個全方位、立體化、多層次、綜合性的公共衛生危機應對合作網絡，提高整個社會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能力，降低社會總成本，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加強對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研究，綜合運用醫學、衛生學、安全學、社會學、政治學、治安學、心理學、生態學、系統科學等的理論和方法，使公共衛生安全治理既體現高度的科學精神，又體現深切的人文關懷。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
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儘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和制度保障體系。加強公共衛生安全應急預案演練和社會公眾應急宣傳培訓及人才培養。
全面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突破性進展在預示著美好前景的同時，也將人類社會置於各種不可預知的安全風險之中。基因工程技術、合成生物學技術等新興生物技術的雙重使用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相關技術在重大疫情和自然災害防控中可發揮重大作用，但相關研究成果的不當使用也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不可逆轉的重大災難，因而亟須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制定法律規範，加以嚴格監管，提升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
一是要堅持“底線思維”，儘早對各種生物安全風險做出預警和防控，力爭從源頭上化解各種生物安全風險和重大隱患。
二是要建立生物安全法律保障體系，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法制體系。
三是要通過多種政策工具促進生命科學研究和生物技術創新，為國家生物安全防護提供堅實的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
四是加強全民生物安全教育。
因此，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應從生物安全認知與宣傳、生物安全防範與監測、生物安全管控與危機應對這三個方面入手，形成從認知到應對的全方位的生物安全防控網。
在生物安全認知和宣傳方面，充分認識到生物醫學研究的雙重性，防範生物醫學研究潛在的風險和問題；在生物安全防範與監測方面，要從國家安全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安全的高度，進一步強化現有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各種生物安全規範，構建起基於國家安全考量的生物安全監測體系；在生物安全管控與危機應對方面，相關部門應及時建立國家生物安全管控和應對委員會，建立國家重大生物安全相關材料、數據和研究管控目錄，對各類可能爆發的生物安全危機展開系統性和前瞻性研究，從而確保在出現重大生物安全危機時，能夠針對具體情況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出科學合理的應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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