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突如其来，蔓延快、范围广、影响大，冲击中国，影响世界。中国作为疫情主战场，承受的压力之大、责任之重、牺牲之巨，极为罕见。此次疫情属于一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确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级进行管理。不仅体现在危害上，体现在应对上，更会体现在改变上。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也会改变公共卫生应急与安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公共卫生关系到一个国或地区健康的公共事业，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如结核、艾滋病、SARS、不明原因疾病等）的防控和救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等。
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典、甲流、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感染、新冠肺炎……，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成为人类共同的威胁，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对健康产生巨大威胁，对经济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两次疫情给我国带来的教训深刻、代价沉重，应该以深入探讨此次疫情发生和应对过程中的问题，充分认识处置重大疫情的脆弱性和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不能满足疫情暴发的需求，充分认识生物安全对民众健康、国家安全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作为一次重大新发传染性疾病疫情，属于生物安全的范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要研究、加强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与水平。因此，健全重大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构建新型生物威胁防御机制，有效保护国家免受生物威胁的损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现状
经历“非典”疫情后，我国全面启动了应急管理建设，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四类，按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与一般四级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基本建立了以属地管理为主，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综合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2013年在政府部门增设应急办，2018年组建了国家应急管理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群防群控，全面参与；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部门间高效协调；各地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多次调整完善应急预案和诊疗防控指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赢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各界称赞。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一项重大任务，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如应急管理顶层规划设计不能满足需求，决策、指挥、应急、智能反应等环节间缺少互动，疫情应急多元主体协调机制不全，造成重复建设、资源错配、多头指挥、救援力量调用过度等。公共卫生基本设施保障落后，应急资源和物资储备薄弱，防控预案不明确和不具体；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难以为重大疫情应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专业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人才缺乏，应急管理人员难以承担指挥职责，复合型救援队伍非常欠缺，专业型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稀少。基层医疗服务是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报告、防控的重要部门，存在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削弱、经费不足、人才流失、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硬件设施滞后和社会信任缺失等问题。
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体系缺失受到关注，譬如看似不起眼的一餐野味，就能打破平衡，造成病毒从特定动物到人的传播，导致疫情暴发。
公共卫生安全的地位与作用
公共卫生安全是生物安全的一部分，生物安全包括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八个方面。
生物安全的影响因素有全球人口增长及其活动范围的持续扩大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使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前沿新兴生物技术快速颠覆性发展带来科技伦理挑战和风险、战略性生物种质资源非法交易及食源性动物源性病原体和疾病媒介的流动等。
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把生物安全内容融合为有机整体，把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升到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升国家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反思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必将推动对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进一步和改进，特别是要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与保障体系、国家储备体系、组织领导指挥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逐步构建生物安全领导（决策）体系、生物安全组织协调体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生物安全监督体系、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和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状况
美国的应急管理机构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县、市和社区五个层级构成，五级应急响应机构可以覆盖全国各个领域，同时拥有一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资源保障系统，确保及时有效充足地提供人财物资源，根据突发事件的强度与规模划分不同等级，在一定范围内由联邦或地方应急管理机构评估、
决策和处理。日本的应急管理机构是三个层级，由中央、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三级组成，未发生灾害时三级政府召开防灾会议，灾害状态下成立临时机构组织应对灾害，其应急管理机制中，不仅有国家参与，社会组织与公民都需参与防灾应灾事务，行政主体及时调整相关防灾政策、
预案与法律，公共服务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工明确，共同承担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澳大利亚的应急管理机制同样重视普通民众的作用，国家组织正规的技术培训，使志愿者掌握各种救援技能，达到国家认可的资质，以便在灾害发生时成为训练有素的救援人员。
全球生物安全的挑战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疫情传播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广，即使远在世界另一极，只是一趟航班的距离。2015年寨卡病毒流行不到一年时间，就从巴西传播至全球，感染了40个国家约50万人。
这次新冠肺炎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超过100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未来将会有多种源头的大流行病。同时，生物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与生物威胁，新型的生物恐怖不断出现，追踪溯源面对严峻考验，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难度大增。因此，国际生物安全呈现从偶发风险向现实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威胁边界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甚至全球化转变、突发生物事件影响范围已经从民众健康拓展为影响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新型生物安全问题交织、外来生物威胁与内部监管漏洞风险并存等特点。
美国自2001年“9·11”事件后在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的法律基础和流程设计方面开展了大规模查漏补缺、优化升级，推动涉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一系列联邦法与州、县等地方性法律、法规互相补充完善，2019年《大流行与全灾害应变法案》更新全美医疗人力、物力、财力在重大灾害的调配规划，同时统筹协调公共卫生体系内政府部门、公私立实验室、医院和健康服务提供者、志愿团体以及红十字会等多元主体的分工和参与流程，制定和强化公共卫生应急防范合作协议，负责统合重要资源，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确保各地有效应对传染病暴发、自然灾害以及化学、生物、辐射或核事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契机
首先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
其次要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构建新发传染病等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智能化多部门并行联动的信息监测和多主体可直报触发预警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充分发挥公众群防群治的力量。国家从总体上对于这些机制、系统和网络进行制度化设计，确保相关信息平台的透明性、联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
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第三是要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仅依靠城市公立医院或者公立医疗机构，还要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起到主力军作用。建立大医院支持基层医院的体制机制，借助智慧技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基层医院的服务项目不应只局限于预防保健、健康体检、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应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技术，积极开展及落实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在线教育等项目服务。
第四是健全政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的短板和不足上下功夫，逐步建立“防、控、治”联动的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必须牢牢把握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修改完善和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注重协同配合，注重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搞好配套衔接，增强制度合力。一方面要建立中央统筹、高度专业、快速集中、高效配置的重大疫情防控国家队，健全疫情预警机制，有效利用现有信息，准确判断疫情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应统筹做好预案，满足地方需求，抓住关键指标，建立切实可行的预案触发机制。
构建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安全机制
从健康与生命出发，强化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健全公共卫生安全预警机制和监测网络，建立灵敏、快速的信息收集、传递、处理、识别、发布系统。
充分考虑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风险与危机，建立多重防线危机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制定应急预案体系，通过风险预测、数据管理、专家咨询、动态模拟、全程演示等手段排查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加强公共卫生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
从过去专业条块分割管理转为各部门高度协同综合管理，从单一管理主体转向多方参与管理，调动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建立网格化的管理机制与问责制度，实施“无缝化管理”（包括时间、空间、职能、人员、领域管理等方面），从法律、机构、人员、社会意识、民众技能等方面构筑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合作网络，提高整个社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能力，降低社会总成本，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研究，综合运用医学、卫生学、安全学、社会学、政治学、治安学、心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的理论和方法，使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既体现高度的科学精神，又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演练和社会公众应急宣传培训及人才培养。
全面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在预示着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将人类社会置于各种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之中。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等新兴生物技术的双重使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相关技术在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防控中可发挥重大作用，但相关研究成果的不当使用也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灾难，因而亟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制定法律规范，加以严格监管，提升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
一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尽早对各种生物安全风险做出预警和防控，力争从源头上化解各种生物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
二是要建立生物安全法律保障体系，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法制体系。
三是要通过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创新，为国家生物安全防护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四是加强全民生物安全教育。
因此，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应从生物安全认知与宣传、生物安全防范与监测、生物安全管控与危机应对这三个方面入手，形成从认知到应对的全方位的生物安全防控网。
在生物安全认知和宣传方面，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研究的双重性，防范生物医学研究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在生物安全防范与监测方面，要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的高度，进一步强化现有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各种生物安全规范，构建起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生物安全监测体系；在生物安全管控与危机应对方面，相关部门应及时建立国家生物安全管控和应对委员会，建立国家重大生物安全相关材料、数据和研究管控目录，对各类可能爆发的生物安全危机展开系统性和前瞻性研究，从而确保在出现重大生物安全危机时，能够针对具体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科学合理的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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