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政坛上有两个人非常特殊。这两个人都是从最底层出来的，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从政的经历，却被火箭般提拔为副总理。
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代表了农业，一个代表了工业，男的叫陈永贵，女的叫吴桂贤。
关于陈永贵，我们应该都不陌生，那个标志性的头巾、标志性的笑容，直到今天仍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但关于吴桂贤，却不是很多人了解，今天本文就介绍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最年轻的副总理。
吴桂贤1938年出生于河南巩义，在抗战时期，河南遭受大灾，民不聊生。吴桂贤一家在那场大饥荒中离开了家乡，来到陕西咸阳谋生。
1951年，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开始招工，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去报了名，从此开始了大起大落的传奇一生。
吴桂贤虽然年纪小，但学东西非常快，没几年就被调到了赵梦桃小组。赵梦桃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劳动模范，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
1963年，赵梦桃因病去世后，吴桂贤接过了赵梦桃的班，成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代表，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但吴桂贤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跟周恩来总理站在一起，成为他的助手。
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当时许多劳动模范一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
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王秀珍。周恩来考虑这样四人帮在政治局力量过大，就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
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陕西省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36岁的吴桂贤进入政治局，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丈夫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晚上，吴桂贤来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病床前，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鉴于周恩来当时已经身患重病，急需有人给他分担繁忙的工作，毛主席也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最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担任副总理。就这样，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还是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又一次找到周恩来，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周恩来回答说：“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这次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
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然后他又问：“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吴桂贤说记得，毛主席对工农委员讲 “三三制 ”，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 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 ‘ 三三制 ’ 去做。”周恩来指示说。
此后任副总理的3年多时间，吴桂贤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先到西北国棉一厂，然后参加省委常委会，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汉中等地区，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有一件小事很值得一提。吴桂贤到北京一个月后，突然接到了通知，要求交5块钱的茶叶钱。原来，当时有规定，领导开会喝茶都得自己掏钱，吴桂贤一个月下来应该交5块钱。
据说这个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
从那以后，吴桂贤开会时再也没喝过茶，只喝白开水。原来吴桂贤当时虽然是副总理，但拿的工资却仍然是西北国棉一厂发的，每个月62块钱，其中20块钱给父母，20块钱给子女，自己只有22块钱作为生活费，如果喝茶就得花5块钱，吴桂贤当然舍不得了。
“ 文革 ” 结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吴桂贤再次产生了回陕西的想法。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吴桂贤亲自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报告交上去之后，华国锋给她打电话：“ 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准备，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铁托后抽时间再见你。”
后来，华国锋与汪东兴一起接见了吴桂贤。吴桂贤跟华国锋说：“ 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我在报告上写了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华国锋说：“ 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 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
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吴桂贤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 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吴桂贤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吴桂贤听后一笑了之，她文化低，但善于学习的，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她怎么会闹出笑话呢？！吴桂贤后来说，自己当副总理的3年，总想着 “ 不能给工人阶级丢脸 ”，想做点实事。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纰漏。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万一忘记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面对流言蜚语，吴桂贤心静如水，她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一路各种运动都经过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自己一心听毛主席和党的话，尽了自己的力，不怕别人怎么说。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
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一开始，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和其他7个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同时，她还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争取员工进城户口指标。
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吴桂贤退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
她退岗不退休，不仅继续从事扶贫事业，还带头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陕西招商引资，搞宣传。“ 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说，“ 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我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只要还有力气，就愿意再做点事。” 从此， 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
从西北的一个普通纺织工人，到37岁成为共和国首位最年轻的女副总理，回到原点后，又成了深圳外贸集团的董事长，吴桂贤的人生，就这样在大起大落中成就了一个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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