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農曆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城，悽風慘雨。無名氏《燕都日記》記載：“先是，連旬天氣陰慘，日色無光。是日，大風、驟雨、冰雹、雷電交至。”當時身在北京的趙士錦回憶當日情景說：“陰雨蔽天，飛雪滿城，慘殺之氣，透人心脾。”在愁慘的天氣中，歷史送別了一個曾經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也送別了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帝。

崇禎帝朱由檢像

剷除閹黨，初年政局

崇禎帝的壯烈殉國，讓人們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這樣一位悲劇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進軍山西時發佈的討伐檄文中，也只是這麼寫著：“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農民起義軍的檄文將攻擊的矛頭指向朝廷的大臣們，而認為崇禎帝並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矇蔽而已。將“君非甚暗”的四字評語送給崇禎帝，還算公道。從他的勤政、節儉看，他是一位好皇帝。然而，勤於政事，為什麼最終仍逃不過國破身亡的命運？

崇禎像

明朝滅亡的種子，應該說在萬曆年間就已經埋下了。萬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後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於政事，縱情聲色，醉生夢死，又迷戀金銀財寶，派太監四處搜刮民財。朝中則東林黨與昆黨、浙黨的鬥爭愈演愈烈。

清朝人修《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像

之後，再經歷天啟年間的魏忠賢亂政，明朝滅亡的趨勢更是不可挽回了。作為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皇帝也不可能挽回這種王朝衰敗的趨勢。

孟森先生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

朱由檢接手的是一個因權閹擅政而破敗不堪的局面。天啟年間，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賢大權獨攬。為了防止魏忠賢的加害，朱由檢在入宮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宮中的食物。不過，他很快地進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動聲色地謀劃剷除權傾朝野的魏忠賢。兩個月後，海鹽縣貢生錢嘉徵上疏攻擊魏忠賢有十大罪狀，朱由檢立即開始行動，召見了魏忠賢，命太監當眾宣讀魏忠賢的罪狀，並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最終魏忠賢在旅舍裡投繯自盡。這一過程，正如後來御史吳玉在給崇禎帝解釋自己奏疏中“時局”兩字的含義時說：“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魏忠賢像

清除魏忠賢，證明朱由檢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實證明，他即將面臨的時局遠比單純地除掉一個宦官魏忠賢更復雜。作為一國之君，除了警惕和勤政以外，更應該有識人之明，以及用人不疑的從容。崇禎帝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過於多疑，而且越到晚年疑心越重，流於苛刻，卻又果於殺戮，比如說殺袁崇煥，殺楊鶴，最後使崇禎年間真正敢於擔當的大臣越來越少了。做皇帝的不能給群臣以寬容的政治環境，群臣則虛與委蛇，應付了事，從而造成了上下推諉的局面。這樣的局面，跟崇禎帝的性格是有一定關係的。

崇禎手跡

然而，崇禎皇帝所面臨的，卻是一個舉步維艱的時局。種種跡象看來，明朝衰亡的趨勢難以扭轉。年輕的皇帝不僅要面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還有各地持續的饑荒、以流民和叛卒為主體的“盜匪”，以及滿洲在東北對明朝的壓力。

殺袁崇煥，自毀長城

為應對遼東形勢，崇禎帝重新起用著名的將領袁崇煥。寧遠一戰後，袁崇煥成了遼東最著名的將領。但是，隨後因魏忠賢閹黨的排擠，袁崇煥辭官回鄉。魏忠賢被除後，廷臣紛紛請求重新起用袁崇煥。崇禎皇帝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從廣西抵達京城，年輕的崇禎皇帝在謹身殿後雲臺門的平臺召見了他，並賜給他尚方寶劍。袁崇煥向皇帝承諾，五年內平定遼東，收復全遼。

袁崇煥像

然而，還沒等五年平遼的計劃實現，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後金軍隊十萬繞開袁崇煥駐守的錦州、寧遠防區，從薊門南下，進逼京師。袁崇煥聞訊後心急如焚，緊急回援，率軍直趨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煥的大軍到達京師廣渠門外。然而，在皇帝及京師民眾看來，駐守遼東的袁崇煥未能將滿洲軍隊擋在關外，本就是一種失職，而率軍直趨京師的行為，看著反而像是清軍的先頭部隊！一時間，謠言四起，而後金的皇太極趁機施反間計，說袁崇煥與後金訂有密約，故意引滿洲軍隊入關。十二月初一，當京城逐漸迴歸平靜時，崇禎皇帝在平臺再次召見袁崇煥，將其逮捕下獄。次年八月，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對比三年前的平臺召見、君臣面晤、賜尚方寶劍，真是天壤之別。

袁崇煥塑像

袁崇煥之死充分反映了崇禎帝多疑的性格。從威權極重的督師淪為階下囚，再被殘忍地凌遲處死，袁崇煥之死固然有他自身的問題，但是，崇禎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是袁崇煥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趨糜爛，無人可以收拾，殺袁崇煥，無異於自毀長城。

《明史》：“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

袁崇煥像

多疑躁刻，屠戮大臣

朱由檢用人之失誤，集中體現在內閣大學士的任用上。在他統治時期，內閣大學士換了五十人。其中，任期最長的兩位內閣大學士，分別是溫體仁和周延儒。恰恰是這兩人，後來都名列《明史》的《奸臣傳》，其人品可見一斑。溫體仁是一個十足的玩弄權術的政客，而周延儒只是會迎合皇帝意旨而已，最終被崇禎帝勒令自盡。

《明史》：溫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周延儒“庸駑無材略，且性貪”

溫體仁像

用人多疑，則是崇禎帝的另一種性情。崇禎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於屠戮大臣。有人做過統計，崇禎一朝十七年，內閣大學士處死兩人，刑部尚書處死一人，下獄五人，兵部尚書處死兩人，總督處死七人，巡撫處死十一人。即便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的軍隊隨時可能渡過黃河進取山西、京師之時，崇禎帝仍不忘記要處決大臣，諭刑部、都察院、錦衣衛：“罪督範志完、趙光抃、薛敏忠失誤封疆，著即會官處決！”然而，對於時局而言，誅殺大臣已是於事無補了。

孟森先生感嘆說：“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晚明大儒劉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評崇禎帝說：“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

趙光抃像

崇禎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對宦官的防範態度，開始信用宦官。崇禎四年（1631年），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見廷臣，談及宦官的問題，他理直氣壯地說：“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換言之，重用宦官，只是為防止廷臣怠惰。然而，宦官又能給朱由檢帶來什麼呢？

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在宣府鎮監軍的宦官杜勳，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帶頭投降的則是太監曹化淳。

宋起鳳感嘆地說：“教養十有餘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嘆也！”

李自成軍隊

舉棋不定，兩線作戰

最終直接導致明王朝崩潰的，是軍事上的失策。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澄城縣災民王二聯絡數百人，以墨塗面，殺死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農民起義與東北的後金政權，內外夾擊，最終使明王朝崩潰。

影視劇災民王二

在抵抗後金上，錯誤地殺害袁崇煥，使崇禎帝失去了一名在東北能與後金抗衡的名將。在鎮壓農民起義上，崇禎帝卻又頻繁易將，使農民起義軍不斷地獲得喘息之機。從楊鶴到曹文詔、陳奇瑜、洪承疇、熊文燦、楊嗣昌，鎮壓農民起義軍的總指揮頻繁更易。一旦京城面臨後金的攻擊，在河南、陝西一帶鎮壓農民起義的將領和軍隊往往會被調往東北前線。崇禎九年（1636年），因清兵入關，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並且在前線鎮壓農民軍的盧象昇被迫赴京勤王。崇禎十一年（1638年），總督山、陝、川、湖、河南五省軍務的洪承疇也因清兵入關被徵入守京城。在兩條戰線上，崇禎帝舉棋不定，來回折騰，使明朝政府在兩條戰線上都越來越被動。結果，東北戰事不能緩和，明朝也就騰不出手來全力對付農民軍。兩線作戰的後果，是剿餉、練餉的不斷徵發，這又惡化了原本就處於饑荒中的農民的生活狀況。於是，他們揭竿而起，響應農民起義軍，最終匯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掀翻了朱由檢的末代統治。

明崇禎刻本《剿賊圖記》

大明滅亡，崇禎殉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李自成佔領京師北面的昌平，北京城的屏障全失。十七日，農民軍抵達北京城下，“四面如黃雲蔽野”，水洩不通，北京完全成了孤城。駐紮城外由李國楨指揮的京師三大營，皆老弱殘兵，根本不是農民軍的對手，而三大營的火炮被農民軍繳獲後，反而成了大順農民軍攻城的利器。登城防守的明朝士兵，每隔十個城垛才一個兵員，而且老幼間雜。至此，北京城已不堪一擊了！三月十八日夜，大順軍對北京城發起強攻。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接義軍入城。次日，大順農民軍完全佔領北京，從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進入北京內城，“軍容甚肅”。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自德勝門入城。驛卒出身的李自成，成為明王朝的掘墓人！兩天以後，農民軍才在煤山搜得崇禎帝的遺體。

崇禎殉國情景

據說，人們在崇禎帝的衣襟上見到他寫下的遺言，上面寫道：“朕自登極十七載，三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於地下，將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官盡行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至死之時，他將失敗的命運完全歸怨於文臣們。

結語

十餘年的統治，事事獨斷，事事親為，自信至極而成自負，漸流於剛愎自用而不自知，他自身也是要對明朝的滅亡負責任的！大臣們說，皇帝年輕氣盛。例如，內閣大學士劉鴻訓就曾對人說：“皇上畢竟是衝主。”無論自己承認與否，十七年的慘淡經營以及最終的殉國，的確是明朝皇帝朱由檢為年輕付出的代價。

劉鴻訓像

李自成農民軍將崇禎帝的梓宮移置昌平，被當地人安葬。清軍入關，攝政王多爾袞為收攏人心，以帝禮將其改葬于思陵，命臣民服喪三日，初諡為“端皇帝”，廟號“懷宗”。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著名史學家談遷北遊，於莽棘之中拜謁思陵。時陵戶僅八人，祭田一頃而已。守陵太監感慨道：“崇禎家老奴不過如此！”然而，作為亡國之君，他還能要求什麼呢？

崇禎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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