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城，凄风惨雨。无名氏《燕都日记》记载：“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至。”当时身在北京的赵士锦回忆当日情景说：“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在愁惨的天气中，历史送别了一个曾经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也送别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像

铲除阉党，初年政局

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将“君非甚暗”的四字评语送给崇祯帝，还算公道。从他的勤政、节俭看，他是一位好皇帝。然而，勤于政事，为什么最终仍逃不过国破身亡的命运？

崇祯像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又迷恋金银财宝，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

清朝人修《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像

之后，再经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乱政，明朝灭亡的趋势更是不可挽回了。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

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朱由检接手的是一个因权阉擅政而破败不堪的局面。天启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贤大权独揽。为了防止魏忠贤的加害，朱由检在入宫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宫中的食物。不过，他很快地进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动声色地谋划铲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两个月后，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有十大罪状，朱由检立即开始行动，召见了魏忠贤，命太监当众宣读魏忠贤的罪状，并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最终魏忠贤在旅舍里投缳自尽。这一过程，正如后来御史吴玉在给崇祯帝解释自己奏疏中“时局”两字的含义时说：“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魏忠贤像

清除魏忠贤，证明朱由检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实证明，他即将面临的时局远比单纯地除掉一个宦官魏忠贤更复杂。作为一国之君，除了警惕和勤政以外，更应该有识人之明，以及用人不疑的从容。崇祯帝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过于多疑，而且越到晚年疑心越重，流于苛刻，却又果于杀戮，比如说杀袁崇焕，杀杨鹤，最后使崇祯年间真正敢于担当的大臣越来越少了。做皇帝的不能给群臣以宽容的政治环境，群臣则虚与委蛇，应付了事，从而造成了上下推诿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跟崇祯帝的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崇祯手迹

然而，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时局。种种迹象看来，明朝衰亡的趋势难以扭转。年轻的皇帝不仅要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各地持续的饥荒、以流民和叛卒为主体的“盗匪”，以及满洲在东北对明朝的压力。

杀袁崇焕，自毁长城

为应对辽东形势，崇祯帝重新起用著名的将领袁崇焕。宁远一战后，袁崇焕成了辽东最著名的将领。但是，随后因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袁崇焕辞官回乡。魏忠贤被除后，廷臣纷纷请求重新起用袁崇焕。崇祯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从广西抵达京城，年轻的崇祯皇帝在谨身殿后云台门的平台召见了他，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向皇帝承诺，五年内平定辽东，收复全辽。

袁崇焕像

然而，还没等五年平辽的计划实现，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军队十万绕开袁崇焕驻守的锦州、宁远防区，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袁崇焕闻讯后心急如焚，紧急回援，率军直趋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然而，在皇帝及京师民众看来，驻守辽东的袁崇焕未能将满洲军队挡在关外，本就是一种失职，而率军直趋京师的行为，看着反而像是清军的先头部队！一时间，谣言四起，而后金的皇太极趁机施反间计，说袁崇焕与后金订有密约，故意引满洲军队入关。十二月初一，当京城逐渐回归平静时，崇祯皇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将其逮捕下狱。次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对比三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真是天壤之别。

袁崇焕塑像

袁崇焕之死充分反映了崇祯帝多疑的性格。从威权极重的督师沦为阶下囚，再被残忍地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死固然有他自身的问题，但是，崇祯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是袁崇焕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趋糜烂，无人可以收拾，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

《明史》：“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

袁崇焕像

多疑躁刻，屠戮大臣

朱由检用人之失误，集中体现在内阁大学士的任用上。在他统治时期，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其中，任期最长的两位内阁大学士，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恰恰是这两人，后来都名列《明史》的《奸臣传》，其人品可见一斑。温体仁是一个十足的玩弄权术的政客，而周延儒只是会迎合皇帝意旨而已，最终被崇祯帝勒令自尽。

《明史》：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周延儒“庸驽无材略，且性贪”

温体仁像

用人多疑，则是崇祯帝的另一种性情。崇祯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于屠戮大臣。有人做过统计，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处死两人，刑部尚书处死一人，下狱五人，兵部尚书处死两人，总督处死七人，巡抚处死十一人。即便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的军队随时可能渡过黄河进取山西、京师之时，崇祯帝仍不忘记要处决大臣，谕刑部、都察院、锦衣卫：“罪督范志完、赵光抃、薛敏忠失误封疆，著即会官处决！”然而，对于时局而言，诛杀大臣已是于事无补了。

孟森先生感叹说：“岂复有敬大臣之意！”

晚明大儒刘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评崇祯帝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赵光抃像

崇祯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对宦官的防范态度，开始信用宦官。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廷臣，谈及宦官的问题，他理直气壮地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换言之，重用宦官，只是为防止廷臣怠惰。然而，宦官又能给朱由检带来什么呢？

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在宣府镇监军的宦官杜勋，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带头投降的则是太监曹化淳。

宋起凤感叹地说：“教养十有余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叹也！”

李自成军队

举棋不定，两线作战

最终直接导致明王朝崩溃的，是军事上的失策。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灾民王二联络数百人，以墨涂面，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农民起义与东北的后金政权，内外夹击，最终使明王朝崩溃。

影视剧灾民王二

在抵抗后金上，错误地杀害袁崇焕，使崇祯帝失去了一名在东北能与后金抗衡的名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上，崇祯帝却又频繁易将，使农民起义军不断地获得喘息之机。从杨鹤到曹文诏、陈奇瑜、洪承畴、熊文灿、杨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频繁更易。一旦京城面临后金的攻击，在河南、陕西一带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和军队往往会被调往东北前线。崇祯九年（1636年），因清兵入关，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且在前线镇压农民军的卢象昇被迫赴京勤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总督山、陕、川、湖、河南五省军务的洪承畴也因清兵入关被征入守京城。在两条战线上，崇祯帝举棋不定，来回折腾，使明朝政府在两条战线上都越来越被动。结果，东北战事不能缓和，明朝也就腾不出手来全力对付农民军。两线作战的后果，是剿饷、练饷的不断征发，这又恶化了原本就处于饥荒中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响应农民起义军，最终汇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掀翻了朱由检的末代统治。

明崇祯刻本《剿贼图记》

大明灭亡，崇祯殉国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李自成占领京师北面的昌平，北京城的屏障全失。十七日，农民军抵达北京城下，“四面如黄云蔽野”，水泄不通，北京完全成了孤城。驻扎城外由李国桢指挥的京师三大营，皆老弱残兵，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而三大营的火炮被农民军缴获后，反而成了大顺农民军攻城的利器。登城防守的明朝士兵，每隔十个城垛才一个兵员，而且老幼间杂。至此，北京城已不堪一击了！三月十八日夜，大顺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次日，大顺农民军完全占领北京，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军容甚肃”。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德胜门入城。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两天以后，农民军才在煤山搜得崇祯帝的遗体。

崇祯殉国情景

据说，人们在崇祯帝的衣襟上见到他写下的遗言，上面写道：“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至死之时，他将失败的命运完全归怨于文臣们。

结语

十余年的统治，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自信至极而成自负，渐流于刚愎自用而不自知，他自身也是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任的！大臣们说，皇帝年轻气盛。例如，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就曾对人说：“皇上毕竟是冲主。”无论自己承认与否，十七年的惨淡经营以及最终的殉国，的确是明朝皇帝朱由检为年轻付出的代价。

刘鸿训像

李自成农民军将崇祯帝的梓宫移置昌平，被当地人安葬。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收拢人心，以帝礼将其改葬于思陵，命臣民服丧三日，初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著名史学家谈迁北游，于莽棘之中拜谒思陵。时陵户仅八人，祭田一顷而已。守陵太监感慨道：“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崇祯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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