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第一龍”現身記
袁冰潔/文
中華第一龍圖片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也是濮陽的文化名片。埋藏於地下6000多年的“中華第一龍”，於1987年在濮陽現身。“中華第一龍”是如何被發現的？考古發掘背後都有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9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記者來到退休幹部、曾親身參與“中華第一龍”考古發掘的李文穎家中，聽他講述了龍出濮陽的故事。
“你們把濮陽市都插上柳條子，濮陽市難道不用建設了？”
1987年4月，建市不到4年的濮陽，在濮陽縣城西南隅的西水坡，啟動了一項重點市政工程——引黃供水調節池，也即常被人們稱為西水坡水庫的建設。建設單位是濮陽市供水工程指揮部，施工單位則是省水利廳下屬的一個工程隊。
當時的李文穎還是個年輕小夥，在市文化局下屬的博物館工作。
從李文穎當年的日記記載中可知道，西水坡水庫工程的剪綵日期是4月1日，當時他和同事趙連生、張保林、劉連生都參加了剪彩儀式。4月2日工程開工，留在市博物館的人員全部都奔赴工地。
根據《文物法》規定，大型工程開工前需要先經過文物部門的考察，若經考察地下、地上沒有文物，方可進行施工。但是，由於濮陽市是新成立城市，市政建設迫切，各項工程工期緊。主管市政建設的馬振都副市長，希望文物部門能夠配合下市政建設，邊施工邊考古，若施工過程中經考古發現文物，工程隨時可停下來。
於是，當時的西水坡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一邊是熱火朝天的建設施工，一邊是考古人員在塵土飛揚中繁忙地挖探方考古。
當時的李文穎
考古工作很快取得進展。5月16日，發現了一處文化遺址，定名為濮陽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上報河南省文物局後，省文物局又上報國家文物局，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濮陽市考古部門對這處文化遺址進行繼續考古發掘。
時任市文化局副局長兼市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孫德萱，經批准任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考古工作隊的領隊。考古隊員，則由市博物館和文物隊的人員組成。二者雖是兩個牌子，實則是一個機構一套人馬。人員不多，即便加上幾名從安陽帶過來的相對有經驗的農民工，總共也不到二十人。辦公地和住宿地，則在濮陽縣老城煤店街老雜技團院內。
當時恰逢收麥季節，孫德萱決定，先給農民工放假回去收麥，留下的隊員繼續在考古工地做開工前的準備工作。李文穎記得，當時人不多，最少時僅有他和孫德萱二人。隊員們將蒐集來的木棒砍成橛子，捆成小捆挑到考古現場進行布方，橛子插在文化遺址的邊緣，防止施工機車進入，造成損壞。附近古城牆下長著很多柳樹，木棒不夠時，考古隊員就勢折了柳條插在土方上。
孫德萱非常樸素，他經常頭戴草帽，身穿背心、大褲衩，脖子上搭個白毛巾，像極了田間地頭的農民。
由於考古和施工同時進行，二者的目標不同，考古工作隊經常會與工程建設人員發生矛盾。有時，考古人員在所佈的土方上插了樹樁，一轉眼或一下班又被施工人員拔走了。矛盾激烈時，雙方會面對面爭吵，施工人員責備考古人員說：“你們把濮陽市都插上柳條子，濮陽市難道不用建設了？”
“真是太懸了，差點與‘中華第一龍’擦肩而過。”
6月初，收麥完畢的農民工陸續回到工地，人員基本齊整了，考古工作進入了全面發掘期。
孫德萱對人員進行了周密的佈置和安排。除了市博物館兩位副館長趙連生和張相梅外，他還任命李文穎、張寶林為工地現場負責人。張寶林負責考古技術，李文穎負責行政和後勤。
現場發掘基本分為東、西、南三部分。其中，考古工地東部是主力軍，大部隊人都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南邊靠著水庫的堤壩，張寶林、郭秀萍在這裡負責；西邊則是李文穎、馬學澤、趙巖三名人員，各帶幾名農民工在此開掘挖方。
一時間，這裡成為濮陽建市以來最大的考古現場。炎熱的夏季，考古人員們深入到土方中揮汗如雨。因為這裡同時是施工現場，一旦颳風，塵土飛揚，若沒有極大的奉獻精神，是很難吃得了這個苦的。
按照文物法規定，考古發掘的所有費用，都由西水坡水庫工程建設方出。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又要人家出錢，又耽誤人家工期，人家肯定心不甘情不願。因此，考古隊每要一次錢都很困難，建設方總是一再推脫，考古隊沒辦法，有時候不得不找副市長馬振都出面協調解決。
時間一晃進入到了8月。此時，水庫建設到了關鍵時期，考古卻沒有大的進展。雖然也發現了一些陶器什麼的，但總體而言沒有大的發現。此時，有市領導開始施壓，因為西水坡水庫是濮陽市的重點市政工程，關係到濮陽市民的生活和工業用水問題，希望考古隊能考慮到這個因素，如果考古工作沒有大的進展和發現，並且能給上面交代的話，就結束算了。
考古現場頗為壯觀
要錢難要，又面臨上面領導的壓力。在此情況下，孫德萱作出了一個決定，將考古的重點放在東邊，把南部、西部人員全部調到東部，圍繞中軸線，力爭在8月上旬全部將東部的探方挖完，若沒有大發現就結束。
在西部施工的李文穎，沒有立即到東部，而是繼續留在西部。此時，他在西部帶著四名農民工，先後挖了兩個探方，第三個編號為137的探方已經開挖。一是覺得東部人太多，都擠到那裡會窩工，二是覺得前面挖的兩個探方，相繼出了一些文物，並且地層清晰，137號探方應該會有收穫。
不巧的是，他接到了一個通知，市文化黨組研究，抽調他到局人事科工作。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這是再好不過的差事了，因為8月正是熱的時候，在工地考古實在太辛苦。但李文穎卻很有些不情願，因為他願意幹考古工作，並且根據他的估計，137號探方再過六七天就能挖完。但上級的指派，作為一個年輕人只能遵守。8月11日命令下來，8月12日他就去人事科報到了。
李文穎沒有想到，幾天之後，一條“龍”將會在他曾經負責開挖的137探方中驚天耀世。這條“龍”，就是“中華第一龍”。多年後回憶起，李文穎依然心有餘悸地說：“真是太懸了，差點與‘中華第一龍’擦肩而過。如果當時匆忙結束了西部的施工，我們就會錯過‘中華第一龍’的發現，或者‘中華第一龍’會被推土機碾壓得蕩然無存。”
“這不僅是‘中華第一龍’，而且是‘世界第一龍’”
被抽調到市文化局人事科後，李文穎依然和考古隊的工作人員住在一起，他每天早晨要走一兩公里的路程去2路車站，乘坐2路車到文化局上班。
8月17日，這個日子李文穎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他的日記裡也清清楚楚記載了這件事。當天早晨，他想搭乘孫德萱的車去上班，上車後，孫德萱對他說：“文穎，咱今天先到工地上去看看吧，昨天下午工地上有個發現，爭論不休，誰都不知道是啥。”
李文穎跟著孫德萱來到工地，讓他吃驚的是，有新發現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曾經負責開挖的137號探方。探方前已圍了很多人，大家圍著新發現的圖案指指點點。李文穎看到，探方東半部有一片蚌殼，擺砌成了一個動物圖案，頭北，尾南，背西。經測量，此動物圖案身長1.78米、高0.67米；頭、眼、舌、耳朵、角、身、尾、爪等部位清晰可見，各個部位是利用蚌殼的大小、尖圓、凸凹、長短、正反等而堆砌而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欲行欲飛，欲動欲靜，昂首瞪目；曲頸，弓背，甩尾，張牙舞爪，周身粼粼閃光。
中華第一龍圖片
原來，頭一天下午，幾個民工在137號探方挖土，來自濮陽縣城關鎮新民街的女工劉紅彩，在探方清理積土時，發現了一些蚌殼，考慮到可能是文物，就不敢動了，告訴了從安陽小屯請來的技師李金堂。李金堂考古經驗豐富，主動下去清理，發現蚌殼由少到多，面積越清理越大，最後形成了這個動物形狀。
當時在場的人，有的說像龍，有的說像虎。大家經過察看，最後肯定了這是一條龍形圖案。
真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考古人員都非常激動，孫德萱當機立斷，現場定了三件事：第一，馬上向省文物局報告，就說濮陽西水坡有了重大文物發現，請派人來濮陽現場；第二，繼續在137號探方向西發掘；第三，做好考古工地的安全保護工作，嚴防有人破壞或偷盜。
就這樣，在向西開挖清理中，越清理越大，又在同一探方、同一墓葬、同一地層中相繼發現了人的骨架和虎形蚌殼圖案。由於該墓葬發現前，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考古發掘中還發現有其他一些墓葬，這組墓葬被編號為M45號墓。
雖然一發現就進行了嚴格的保護，但還是出現了一個小意外。當時，聽說西水坡發現龍虎墓後，每天都有大量人前來觀看，甚至有些人想進入坑內“沾沾龍脈”，相關部門嚴防有人跳到坑內破壞文物。有一個年輕人，不知道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他的帽子掉到了墓葬裡，沒辦法，讓他下去撿帽子。他下去後，一腳踩碎了兩個蚌殼。
接到濮陽市文物局的報告後，省文物局非常重視，很快派人前來查看，並向國家文物局進行了報告。國家文物局很快做出決定，組成考古工地質量檢查組，一是檢查考古工地，二是確認考古發現。
就在“中華第一龍”被發現的同一時間，安陽正在召開國際殷商文化研討會，與會的都是國內、省內在歷史、考古方面的學者。濮陽發現龍虎造型的消息傳到會場，很多人不相信濮陽地區會出現這樣久遠的龍形象遺蹟，一些學者甚至懷疑，是濮陽考古人員把地層弄錯了，把晚期的東西當成早期的了。有些人於是自發到現場察看，看後才相信這確實是實事。
1987年9月22日，國家文物管理局派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教授為組長，由國家文物管理局文物處副處長李秀、吉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方起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孔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張長壽等人，組成考古工地質量檢查組，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關領導的陪同下來到濮陽。專家們直接奔往西水坡考古現場，聽取了濮陽方面的彙報，檢查了探方記錄和出土的文物遺存，並親自動手對蚌殼龍、虎圖案所在的137號探方、墓葬的疊壓關係進行勘察、辨認、剖析，證實了這一蚌殼龍虎遺存所處的文化時期為仰韶文化，並對濮陽文物工作者的工作和考古技術表示滿意。
前排右一為李文穎
不過，在現場，專家們對M45號墓的價值，並沒有給出明確意見，這讓濮陽考古人員的內心一直忐忑和好奇。當晚，檢查組住在油田招待所，第二天早晨，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穆紹珩和孫德萱等人陪同檢查組吃飯，張忠培發話了：“我興奮得一夜沒有睡覺，這不僅是‘中華第一龍’，而且是‘世界第一龍’，我們終於為故宮的龍找到根源和鼻祖了。”聽了張忠培的話，在場的同志都非常興奮。與此同時，隨行的其他專家也確認，西水坡M45號墓的龍，不僅是仰韶文化時期的龍，而且是仰韶文化早期的龍。
1988年7月9日至13日，來自北京大學、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物研究所和安陽考古工作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20餘名考古專家和學者會聚濮陽，對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的考古前景、發掘方位、意義、作用及“中華第一龍”的提法進行了熱烈討論，肯定了“中華第一龍”是新中國成立後少有的重大考古發現。這一重大發現，對研究探討龍的起源、中國文明起源及原始社會的宗教活動、仰韶文化時期的社會性質等，都有著極大的學術作用。正如北京大學考古系鄒衡教授的評價所說：“華夏文明，淵源有自；龍虎俱在，鐵證如山。”9月初，省文物考古所派丁清賢、王明瑞來西水坡考古工地，加強技術力量，協助指導考古發掘工作。11月下旬，根據省文物局安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濮陽市文管會聯合組成“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李京華為領隊，孫德萱為副領隊。
龍已成為濮陽的標誌
自此以後，國內考古界和學術界提到濮陽西水坡龍時，一直沿用“中華第一龍”的提法，並經媒體報道後震驚了世界。而濮陽，也因“中華第一龍”的發現，相繼獲得“龍鄉”“龍都”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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