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而对于东林党是党非党的问题一直存在颇多争议，有论者认为东林党是朋党，有论者认为是政党，也有论者认为东林党因为在民间，故不能算党。对于东林党是党，这个“党”是什么“党”，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而东林党非党论的提出也引来了颇多争议，以下我对各种观点做一个简要综述。
东林党是党论的各类观点
“东林党”是党非党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大的争议，而党又有朋党和政党之分，“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
多数论者的回答都是肯定东林党是党的。但肯定东林党是党中对于这个“党”是个什么性质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论者认为东林党是“朋党”。美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月版第575—578页)一书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好学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月版第545页)说：“本来，在封建社会时，所谓的‘党'，就并非是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松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同气相求而已。其立场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东林党就是这种“派别”。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对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却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严格说来，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版第797页)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政党'。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东林党、浙党、阉党等，都不具有组织意义。”
以上引文虽然竭力回避“党”字，而使用了诸如“群体”、“派系”、“宗派”、“帮伙”、“派别”、“联盟”、“集团”、“团体”之类的词语，但在此处它们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东林党是一个朋党，而不是政党，唯一的争议点仅在于它是“结构松散”、“无组织意义”的朋党，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朋党。
不过，确也有人认为东林党不是“朋党”而是“政党”。
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页)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这种团体，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2002年10月版第284页)也写道：“东林讲学，以明道自任，士人闻风响应，似乎与结党无关，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顾宪成等在政坛上和衷共济，尽管不以结党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
张宪博在《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一文中说：“东林党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代表一定阶层和一定数量民众利益的政治集团。它的政治参与活动及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表明它已越出传统‘朋党’的范畴，传递出向近代政党转化的信息”(《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页)。余添在《明末封建专制体制下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 质探究》(《哲学史学研究》2010年9月号中旬刊)中说“明末以东林党为典型代表的政党雏形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传统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见，同意东林是党的学者在总体上可分为“朋党”说与“准政党”说两派。但无论哪一派，在东林党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点上认识则是比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于它有无“组织”；是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其成员身份是“士大夫”,还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阶级”、“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还是“一定阶层和一定数量民众利益”等方面。
东林党非党论的各类观点
“东林非党”论几乎是与“东林是党”论同时出现的。当徐兆魁疏刚一上奏，光禄寺寺丞吴炯就有《据实辩诬》一揭为东林作无党辩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继之。东林后人黄宗羲也不承认东林是党。稍后的毛奇龄更在信中直书“东林非党也”，当时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应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后，这个政治话题进入学术视野时，已经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就是东林是党。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东林非党”论，所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
最先重提旧话的是牛建强。其《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说：“东林人士未必是党，而是异己者强行给扣上的一项厌恶的帽子”。樊树志在2001年连发两文：《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第1期)和《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直接切入这个困扰着史学界的难题。他在该章中写道：“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作者是以东林书院为基准来辩称东林非党的。此论一出，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颇多争议。
有赞同的人，如金奋飞的《读书·静坐·会友——明末东林书院日常生活暨讲学教育活动述略》一文根据“《东林书院志》及诸多其他史料记载”，为樊树志之言提供例证。该文说：“樊树志《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论》一文强调‘东林党’这一称谓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就《东林书院志》及诸多其他史料记载，东林书院是讲学而非议政之地，书院中人也并不承认自己结党”(《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7页)。
也有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说：“东林诸子努力阐明学与政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学干政，或以政代学。在他们设计的讲学规则中，并不主张与言政事，而是坚持以学为学的纯学术性，或者说是‘此学’的纯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页)。他虽然先于樊树志提出了东林诸子讲学“不与言政事”，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出“东林非党”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晚明东林人士有着明确的结党意识”，“顾宪成从不讳言‘吾党’”，顾宪成“十分看重领袖与其本党的关系，以为事关政治上的进退升黜”。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说：“东林书院人士并没有结党的意识”。“笔者认为，顾宪成、高攀龙晚年以讲学为主，但说他们罢官后不关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实情”。“无论是在朝议政还是在野讲学，东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国为己任，这种思想上的一贯性使他们不可能与现实政治绝缘”。因此，“‘东林党’本质上并未摆脱历代党争的性质”(《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认同“东林非党”论。
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说：“首先，笔者很难说‘综观’过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却发现有一些他们自称‘党’，自称‘东林’的文字”。他提出质疑“从政治的角度看，东林书院的人士，他们不仅有相当的联系，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当时的政治纠葛之中”。“他们自身不仅有自觉的团体意识，而且实际上有相对共同的政治理念，还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动”。似此，“怎么能简单地说‘东林非党’呢，”张宪博则重点针对东林书院是否“议论政治”一条加以辩驳。可以说，对于东林党非党的说法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和不同看法。
结语
东林党是党，抑或非党，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错综复杂的论题。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论题的探讨争论很多。当然，如果仅仅埋头于史料的发掘与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它最缺乏的无疑是理论的支撑。这种理论，除史学外还需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这种理论，不仅史料本身所蕴含的信息易于被正确解读，而且也能为论题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
1、《明末封建专制体制下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 质探究》 作者：余添
《哲学史学研究》2010年9月号中旬刊
2、《东林书院与东林党浅析》 作者：刘舒曼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1期
3、《“‘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作者:张秉国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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