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是国内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想想陶寺的龙盘，想想晋侯夫人组玉佩，再想想唐代的涅槃变相碑，
荟萃了全省文物精华、珍贵藏品约40万件的山西博物院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财大气粗——“我也想低调啊，可实力不允许啊！”如今山西又有了一座响当当的山西青铜博物馆，一进去，满眼都是两千年前的宝贝，展柜里密密麻麻地摆着爵、鼎、尊、方彝，豪阔得令人目不暇接。
本文只涉及山西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物馆那千千万万展品中的两件，也许是最特殊的两件，是这两个馆的镇馆之宝：鸟尊。
（一）晋侯鸟尊与赵卿鸟尊
每一个去过山西博物院的参观者，都会注意到鸟尊对这座著名博物馆的意义。山西博物院的馆徽正是晋侯鸟尊，博物院也以此为主题开发了各种文创产品。
为什么鸟尊能从山西博物院无数珍宝中脱颖而出，成为它的象征？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理解：晋侯鸟尊的鸟背上有盖，盖内侧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根据孙庆伟的考证，铭文中的“晋侯”就是改唐为晋的第一代晋侯燮父。山西常常被称为“三晋大地”，正是由燮父开创了晋国的六百年辉煌。
这件非常珍贵的宝贝，却有着非常“凄惨”的遭遇。它出土于山西曲沃县赵村晋侯墓地的114号墓，当时这个墓已经被盗墓分子用炸药炸开，随葬品所剩无几。鸟尊恰好在爆破点附近，被炸成了一百多块碎片。2001年1月，整体切割下来的碎片和墓土运抵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修复，终于重现本来面目。2013年，晋侯鸟尊被纳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鸟尊的铭文表明它是西周时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与西周时逐渐演化出的质朴风格不同，鸟尊通体饰有细密的鳞毛状纹样，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呈回首状，这也是在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鸟纹形态。与其说它表现出西周青铜器的风采，不如说它延续了商代青铜器的华贵和神秘。
无独有偶，山西博物院有晋侯鸟尊作为镇馆之宝，山西青铜博物馆也有一件鸟尊作为镇馆之宝，这就是1988年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出土的春秋时期赵卿鸟尊。赵卿即赵简子，名赵鞅，是春秋晚期晋国赵氏大宗宗主。他曾经主政晋国十七年之久，他的墓葬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多达3421件。
赵卿鸟尊的造型和纹饰与晋侯鸟尊大不一样。李泽厚认为在春秋时期，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的威吓力量，变得细纤而充满人间的意兴趣味。我们也能看出，赵卿鸟尊看起来更精巧化了，它不像商代青铜器那样具有神秘的、不苟言笑的威严，它使人惊讶和赞赏，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审美趣味。即使它仍然是传统巫术的反映，但毕竟在肃穆刻板以外又有了一些儿轻松明快。时代在前进，鬼神世界已经不能再完全束缚人们的心灵了。
这件赵卿鸟尊和过去的鸟尊一样头顶有代表神性的鸟冠。鸟背有盖，设虎形提梁，腹腔中空，上喙在倾倒酒液时可以启合。鸟尾下设一虎形支脚作为支撑，通体羽纹华丽清晰，富有层次感，就工艺而言，堪称杰作。
（二）属于鸟尊的源远流长
鸟尊并不是突然出现在三晋大地的器物。这种动物形酒尊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
“尊”本来是青铜器的共名，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作宝尊彝”的字样。不过北宋吕大临《考古图》把尊列为某种酒器，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说尊“专名是指一种大而圈足的盛酒器”，吕大临之后，它就指一种大口、有颈、折肩、有腹、圈足的大型容酒器。
三羊尊，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00-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对“尊”的命名有一些混乱，除了上图这种有肩大口尊以外，还有觚形尊和鸟兽尊。这三种尊都是青铜酒器，但是差别非常大，这里不再赘述，只需要了解鸟兽尊是按象、牛、羊、犀、豕、鸮、凫、驹、虎等动物形象设计铸造的像生动物器皿，就可以了。
鸟尊是一种特殊的尊。先民们很早就按照鸟、兽的形象制作器皿，这些器物中或多或少寄托着早期的动物崇拜意识。下图为甘肃博物馆展出的红陶刻划纹鸟形器，制作于四千年前。它的器型如同一只体型肥硕的鸟，空腹，尾部开有口，大约是一种盛器。虽然造型简单，却有一种朴素自然之美。
红陶刻划纹鸟形器，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甘肃博物馆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鸭形陶鼎，器型不大，仅十厘米高。腹部中空，下有三足，鸭头部为圆形开口，鸭身装饰有细密的纹路。从这些鸟形陶器来看，它们都中空、有流、仿鸟形，与青铜鸟尊的差别主要在于质地和装饰精细程度不同，但都有原始信仰内涵，可以被视为青铜鸟尊的祖型或前身。
早期的鸟形陶器清新质朴，造型灵动，总体显现出生动、活泼的特征，似乎还表现着先民们内心的愉悦。到了石器时代后期，尤其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这种稚气可掬、流畅自如的风格逐渐消失，转变为威严、沉重、神秘的式样，体现着权威的统治力量。以天神、地神和祖先祭祀为核心的巫史文化占有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社会生活也具有浓厚宗教性质，导致青铜鸟尊也散发着一股狞厉的气息。
下图为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青铜鸮尊，制作于商王武丁时期。它是仅用于祭祀的酒器，高约46厘米，重达16.7公斤。它造型怪异而工艺高妙，遍体都是繁缛富丽的纹饰，暗示着它是具有神圣功能的“法器”，是当时巫术的载体。
鸮尊，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周代以商代尊神敬鬼的传统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严格、等级明确的礼乐制度，酒器仍然是重要的祭祀礼器，但不再居于主要地位。兽面纹逐渐从周代青铜器上退出，原本繁缛的青铜器纹饰愈来愈简朴。下图的两件西周鸟尊，左器1975年出土于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一号墓，圆眼钩喙，体态丰满，身后有宽大的方形尾羽，背上开方形孔，中空的鸟腹下有极粗壮的三足，不过前两足有爪，后足无爪。周身饰简洁的鳞状羽纹，其精细程度远不如妇好鸮尊。右图为1982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的西周鸳鸯尊。器身丰满，曲颈蹼足，腹后部有一支撑立柱，全身光素无纹饰。不过，晋国的鸟尊可不是这样，它依旧华丽并高贵着。
（三）目光穿越千年：在唐叔虞的年代里
除了上述的晋侯鸟尊和赵卿鸟尊以外，山西还出土了著名的倗季凤鸟尊、子乍弄鸟尊。
倗季凤鸟尊
倗季凤鸟尊制作于西周早期，保利艺术博物馆2004年耗费数千万巨资从香港购回。这件鸟尊通高50厘米，形体巨大，造型奇特。鸟头顶花蕾状高冠，勾喙长尾，通身装饰繁复的鳞状羽纹。尊盖内侧有两行八字铭文：“
倗季乍祖考宝尊彝”。“倗”在殷商时期金文中已出现，《甲骨文字典》说“倗，从人从倗，象人以贝玉为颈饰之形。”目前已知带有倗字铭文的青铜器有六十余件，时间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晚期。倗国不见于史籍，2005年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中的两座甲字形大墓被确定为倗国国君及其夫人墓，才知道“倗”大约是西周时期处于横水地区的封国。这件鸟尊很可能盗掘自横水倗国国君大墓。
倗季凤鸟尊铭文“倗季乍（作）祖考宝尊彝”
子乍弄鸟尊传解放前山西太原出土，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原主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晋卿赵简子或赵襄子。通高26.5厘米，呈猛禽形态。鸟首与身分体，用榫卯结合，鸟喙可开合。浑身饰有羽纹、夔纹、鳞纹等，颈后有错金铭文“子乍弄鸟”，尾部下方似丢失一支撑用的小兽器。我在发表于头条号的《为青铜弄器正名：所谓“弄器”，真的只用来把玩欣赏吗？》已经分析过，所谓“弄器”，即“奉器”，为贡献、供奉之器，与通常所以为的“常在手边把玩，不是供在祠庙”不同，除了杕氏壶等个别情况之外，它应当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其供奉对象为神灵、先祖之类。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周代的精美鸟尊，大多来自晋国及其周边区域。这是什么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推测。西周时晋国的建立可以参看《史记·晋世家》：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这就是著名的“桐叶封弟”故事。周成王随手把桐叶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弟弟叔虞，戏说：“我用这个给你分封。”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唐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叛乱，是周公亲自前往平定的。周成王把唐地分封给了叔虞，后世又称他为唐叔虞。现在太原的晋祠就是祭祀唐叔虞和夫人邑姜的，因为宋代侍女像而大大有名的圣母殿，其“圣母”正是邑姜。
晋祠
周成王封叔虞于唐一事，也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唐诰》没有流传下来，可以猜测是分封时昭告天下、祷以神灵的策命之书。这里特别提到唐被叫做“夏虚” ，大约以前是夏的中心地带。对叔虞的要求是“启以夏正，疆以戎索”，也就是说，用夏朝的规矩来管理唐国，结合游牧民族戎狄的惯例来治理，这是“因地制宜”，比较容易见效。
这短短一句话透露出不少信息：首先，唐地和周民的风俗差异很大，原本的“顽固势力”盘根错节，即使已经被周公征伐过，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去唐地治理，必须按照原先戎狄这些游牧族群已有的规矩来，不能直接推行周代建立的礼乐制度。
正如同在本文在介绍晋侯鸟尊时所谈到的，这种回首鸮鸟的形象曾经广泛存在于商代的青铜器上，它表现的并不是周代的特征，而是商代乃至夏代的特征。另外，西周早期倗季凤鸟尊的鸟喙，也使人联想到商代的妇好鸮尊。这种勾喙在商代时比较常见，西周流行的大鸟纹倒很少采用这种形式。倗季凤鸟尊似乎也暗示着“商代精神”的延续。
鸮尊局部
倗季凤鸟尊局部
其次，被分封到唐的是周成王的弟弟，分给他大量礼器、人员，不但表现出周天子对他身份的认可，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信任。有人把周代时晋国出现精美鸟尊的原因解释为西周时期晋国以鸟为图腾，并联想到传说中因为周文王德政而出现的“凤鸣岐山”，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大鸟纹确实大大地兴盛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晋国或者西周以鸟为图腾，图腾指的是原始民族以某种自然事物为有血缘关系的先祖，将其作为本族的标志，商代能不能称为图腾社会尚有争论，张光直等学者都表示将图腾概念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析时需要慎重，更不用说周代了。如果说
商代时以某种动物为祖先的象征，西周时出现了以动物为祥瑞的情况，倒还是可以的。以鸟为器型可能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对当地遗民表示安抚，即“疆以戎索”。周代礼乐制度中大量采用龙纹、龙饰，但晋国情况特殊，保留了商代的一些鸟信仰遗存，缓和作为统治者的周人和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它是对“凤鸣岐山”、“周革殷命”的提醒，暗示晋国国君由周文王而来的神圣血统。从残留着“鸮鸟”色彩的倗季凤鸟尊、晋侯鸟尊到个性鲜明的赵卿鸟尊、子乍弄鸟尊，属于商的元素逐渐褪色，渐渐转化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新风格。
商周时期鸟纹断代图谱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晋侯鸟尊的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太室”通常理解为“太庙中央之室”，说明这件器是在宗庙里祭祖专用的，倗季凤鸟尊不也有“倗季乍（作）祖考宝尊彝”的铭文么，可见也是铸以祭祖的。特意把祭祖之器做成花纹精细的鸟尊模样，暗示着晋国先祖与瑞鸟之间的神圣关联。另外，太室山是嵩山之东峰，王晖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周代时的“嵩山崇拜”，他说，嵩山，本作崇山，传说中禹和启是岳石所生，“在夏、周及姜姓诸国的人们看来，他们的祖先神都聚集于此，天室山（即太室山）就是他们祖先神的宗室。”晋侯鸟尊特意提到太室，是否有从山岳崇拜上建立移民和周人共同点的意味？
（四）结语
可否这样理解：这种具有颇多共同点的鸟尊在晋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对本地民众的“拉拢”与威吓，也是源自周文王的晋国贵族神圣血统的彰显，是对自身身份的确证。这两种情况在其他诸侯国中很少并存，因此鸟尊才成为
具有“晋国特征”的青铜器。它是晋国贵族们献给先祖的礼器，只出现在最严肃、最隆重的场合之中。因此，每件晋国鸟尊都是最能体现时代工艺水平的精品。在山西以外，也出现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美鸟尊。比如现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战国嵌绿松石鸟形尊，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整体呈鸟形，凤冠鹰喙鸭脚，通体饰细密羽纹。这种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鸟尊造型与晋国鸟尊传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战国嵌绿松石鸟形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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