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没有证据就参奏，这似乎听起来很荒谬，然而这其实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风闻言事”。“风闻”对“发奸剔弊”，“澄肃官方”，巩固与加强皇权有着积极作用。“盖自晋宋以下如此”，可见“风闻”早就有了。在大清顺治朝期间，因有言官参与党争造成的惨重后果，所以下令禁止“风闻”。但康熙登基久，其辅佐大臣便以皇帝名义下旨；“嗣后指陈利弊，必切实可行，纠弹官吏，必确有证据。如参款虚诬，并不宽贷。”

那么究竟是何等原因，让“风闻”被明令禁止之后，到中期又再次被启用呢？

康熙年间，之所以重新实行“风闻”是因为当时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所导致的。在康熙统治的中期出现了把持朝政与相会争夺权利的朋党集团；康熙皇帝的“宽仁之政”，也促使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因此等现象的出现，康熙帝为了稳固清朝的政局，在康熙二十六年重开“风闻”。

为打击朋党集团

在“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局面稳定，清朝的统治进入了治理阶段，但康熙统治的中期，朝中形成了索尔图党、明珠党和以“南党”具有越大权力与势力的几大朋党集团。

索尔图与其之子索尼，在康熙八年因参与抓捕鳌拜一事后，深受康熙帝的器重。但索尔图利用职务牟取利益与广值党羽。在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就向康熙皇帝告发过索尔图“植党市权，排斥忠良。”康熙皇帝也曾指责其；“自任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朋比徇私。朕闻之已久，犹望悛该。”因当时正是三藩之乱时期，而且康熙皇帝自己也对其结党的情况了解颇少，所以并未对其进行处罚。但索尔图并没有把康熙帝的指责放在心上，一如既往的集结党羽。

明珠在康熙五年被授予弘文院学士一职。其在吴三桂疏请撤藩时，立了功劳所以其受康熙帝的重用。明珠“务谦和，轻财好施”，其与索尔图有所不同。但其却十分阴险狡诈，利用康熙帝对其的信任与重用，对不支持不听命于自己的大臣加以陷害，对依附自己的大臣极力推荐，将权力攥入自己的手中，集结党羽。

以徐乾学与高士奇为首的“南党”其中徐乾学在康熙二十四年任内阁学士一职。高士奇是被明珠举荐给康熙皇帝的，“明公转须向江村(士奇号)访消息”，其一直被康熙帝重用。这二人也贪赃严重并集节党羽。

在康熙中期所形成的朋党集团，已对康熙的政治统治有了影响。在朝堂上对于同一问题，各集团的人员都以集团利益为主，站统一的立场，这使得他朝臣因恐其势力与自身安全，不敢抒发己见，这就导致了“相互包庇”、“瞻顾推诿”的局势。

朝臣如此结党干预朝政，但科道官却不上报，康熙帝为此对科道官极为不满。但其主要是因为康熙帝禁止“风闻”使科道官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再加上这些大臣们都位高权重掌握其的证据实属困难，所以导致了科道官对朝臣结党不上报的局势。在康熙二十六年，上述的情况非常常见，康熙帝朝臣集结党羽之事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其认为只有提升科道官的对下的监督权力，才能解决将官员贪污集结党羽等，才能改变不利专制的局面。

整顿朝政的需要

在康熙二十三年，发生了因宜昌阿、金俊贪污导致的逆产之事。当时，平南王的护卫张永祥与张士选进京告发其密谋叛反，康熙帝因此派遣宜昌阿与宋俄托等，以巡视海疆为幌子，实则前去广州一探究竟。但是，令康熙帝没有想到的是，宜昌阿到达广州后伙同其地方巡抚金俊贪污军饷等贡献给朝廷的财物。其也收到了平南王等的贿赂。但因宜昌阿害怕此时被告发所以将给其贿赂的沈上达杀死。此案件牵扯了众多官员其都分有财物，其中就包括巡视金俊、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图等。

在康熙二十四年，又有穆尔赛在山西的贪污腐败案件。当时穆尔赛是山西的巡抚，其压榨百姓，暴敛钱财，使得百姓生活十分艰苦。但由于言官不能收集到证明穆尔赛贪污的有力证据，所以不敢向康熙帝汇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广西道御史钱珏“采访至确”，其上奏言；“臣访问了太原府的许多州县，每次征收钱粮的时候，相关部门都有从中抽取银子作为收入。这些都是取自百姓，所有不得不在征收钱粮的时候，每两多加三到四钱。”

钱珏表示在探访之后，证据确切的情况下，不敢不报给皇帝。康熙帝对这件事非常不满，这样一个贪赃枉法的巡抚，居然没人察觉吗？

于是康熙帝开始追问尚书科尔坤说；“有人说穆尔赛，为人朴实，不生事，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科尔坤便称赞穆尔赛，为人朴实，不生事，人人皆知。

左都御史陈廷敬，先是说穆尔赛不生事，为人朴实。当康熙帝再次问陈廷敬之时，陈廷敬似乎听到了什么风声，又马上推诿说，内阁大臣会议时，臣只说穆尔赛并无异常，并没有说他不惹事。

康熙帝又问科尔坤，说：‘穆尔赛为人朴实，不生事’这句话是谁说的？科尔坤上奏说，侍郎蒋弘道有说过这样的话。

康熙问蒋弘道，这是你对他为人的了解？蒋弘道立刻推诿，我离开家太久了，都不太清楚穆尔赛如今的行为。

看到官员如此互相包庇与相互推诿，康熙帝深感无奈，但却让他进一步肯定了官场中的腐败已经十分严重，也这是此案件使得康熙皇帝开始想办法整治官场腐败现象。

为加强专制统治

在康熙初年，由四位辅佐大臣执政。当时鳌拜身任集议政王与辅佐大臣，其集结党羽，权力日益扩大，严重的威胁了皇权，最后康熙帝费尽心思才除掉了鳌拜集团。所以康熙具有强烈的权力观念，从其亲政以来，一直在推行君主专制。

康熙帝曾称，“朕于国家政务、竭力勤求。是非自任、从不委于臣下。即如迁移吴逆之事、索额图奏称建议之人、应请正法。朕坚持独断、必令迁移。彼时十三省用兵数载、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康熙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其将用人之权和行赏之权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非常忌讳他人干涉。康熙帝还明确表示“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即使是很受康熙帝信任的河道总督于成龙，在得知去“自任巡抚及为总河，惟知援引私人”时，康熙皇帝斥责言：“大抵欲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康熙帝对行赏之权更为看重，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求康熙帝颁布恩泽，康熙帝说；“颁布恩诏，出自人主”，并对其进行斥责“沽名市恩”。从以上可知，康熙帝具有强烈的权力观念，对用人之权和行赏之权都非常看重，但其的最终目的都是来维护专制皇权。

康熙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其需要重开“风闻”。

科道官对上具有上封驳制敕，对下具有监督百官、评议朝政的两大权力。皇帝、科道官于官员实则是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的关系，康熙帝重开“风闻”，其主要目的是提升科道官的对下监督大臣的权力。重开“风闻”只是强化了清朝君主的权力，并不会对其权力有所削弱。因此，为了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是康熙在其统治中后期重开“风闻”的一重大原因。

结语

康熙帝对其实行“宽仁之政”形成的后果以及朝政腐败、集结党羽的局面，进行了及时的针对调整与政策的实行，其利用加强科道官风闻言事的权力，来约束权臣，进而防止权臣腐败与结党，使清朝来之不易的天下江山与政权的得到了稳定，康熙帝为后来的“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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