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隐士

“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个总结并不准确，唐朝的灭亡并不直接取决于藩镇的强弱，而是唐末数十年的农民战争，使东南财赋重地涌现了许多与李唐离心离德的豪强。

实际上问题中的这十字也并非出自任何历史人物之口，而是今天有人对唐朝人牛僧孺、宋朝人尹源两人言论的意会。牛僧孺是唐文宗时期的宰相，他认为对于河北藩镇应当“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

后来有个名叫尹源的宋朝人读到这段历史，颇为感慨地评论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这段话应该就是问题中“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的来源。

但尹源站在宋辽对峙的立场上，这样总结唐朝的衰亡未免有些偏颇，因为外患并不能算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甚至藩镇问题也不是唐朝衰亡的单一因素。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实际上也是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稳定格局，这是唐朝经历安史之乱而延续百年不亡的原因。

唐朝这一点跟明朝很类似，明朝跟后金的对峙也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如果没有新的因素出现，这种稳定的态势有望长期延续。在内部没有出现新的战争因素的情况下，北宋失长城尚能与辽国对峙百年，南宋失江北尚能面对金、蒙坚持百年，就是这个稳态的道理。

所以明末因农民起义而内外失衡，稳定态势被从内部撕破。唐朝的藩镇稳定格局的破裂，也是毁于农民战争。

实际上，河北藩镇衰弱在短期内对唐朝反而是有利的，因为耶律阿保机在唐亡时尚未完成对契丹各部的统一，他还远远没有南下的实力。

相比之下，东南藩镇的强弱、逆顺，对于唐王朝的存亡则是决定性的。因为安史之乱发生后，河北的税赋不再为唐王朝所有，江淮财赋成为唐王朝的救命血脉。当年如果不是张巡、许远守住了雎阳，确保了南段运河的畅通，唐王朝很可能那时候就亡了。

从那之后，江南八道更是成为唐王朝唯一依仗的财赋来源，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的地位由此而一降一升，洛阳和开封的命运也因此一衰一兴。

但是从859年裘甫起义到884年黄巢兵败，历时25年的农民战争打掉了唐王朝最后的权威，各地藩镇更加不把李唐皇帝放在眼里，这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东南藩镇对唐朝的离心，唐朝继续存在下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致命动摇。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东南地区原本忠于唐王朝的淮南、浙江等藩镇将领，纷纷被战乱中的新生势力所取代，这些新上位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乱中自己杀出来的，他们的地盘权位都不是唐王朝的主动任命，自然也不会甘心臣服于李唐皇帝。

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甚至在浙江绍兴一带建立“大越罗平国”，自立为皇帝。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镇海军节度使钱镠等等也都是这类人，他们全都一心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东南藩镇离心，唐王朝经济命脉断绝，这是唐亡的直接原因。

读历见闻

唐朝的制度决定了唐朝命运，唐朝的军队/税收不在中央，在地方——藩镇节度使手里。

秦汉时期，消灭了分封制（宗法制），但是培养起来了另一批地方豪强——各地的刺史（地方官）们形成的士族门阀。比如三国时期的十八镇诸侯，都是地方官。

到了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因为有了科举制度（不要小瞧科举制度，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是模仿科举制度）。唐太宗时期，天下太平，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谁来养兵。

唐朝时期，中央不负责养兵，唐朝中央政府只给少量的经费，养兵的费用由地方节度使自己搞，所以地方节度使不但有兵权，还有税收等权力。这个权利结构就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尤其是节度使掌握着兵权。当然，这在李世民这个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十分牛叉的皇帝这里，各地节度使都无法做大。李世民经常把节度使们进行调防，一个节度使在一个地方不会呆太久，就被调到新的地方了，下面的将领对新领导还没熟悉或者节度使提拔的将领还没形成气候，节度使本人就被李世民一道诏书调走了。所以，节度使很难再一个固定的地方扎根，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中央。

唐朝的力量由三方形成：宗室、陇右士族、山东豪杰（山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三方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时候，李隆基玩的失控了。李隆基晚年，由于之前宗室争夺皇位，（韦皇后毒死了皇帝自立为皇帝，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平定韦皇后），李隆基大力打击宗室。任用胡人安禄山为河北节度使。李隆基过于自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让安禄山一直做河北的节度使。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通过一二十年的精英，形成了自己的军队和一套亲信班底。

此时，各地的节度使也都差不多，很少调动。于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在鼎盛时期爆发了一场祸乱。由于中央没有军队镇压安禄山，只能依赖各地节度使，甚至向羌人借兵平定叛乱。最后终于在郭子仪的带领下，平定了安史之乱。

然而，在安史之乱中，各地藩镇割据已经形成。唐朝的军事上，对藩镇严重依赖，唐朝中央十分弱小，藩镇十分强大。唐朝中央无法节制各地节度使相互攻伐兼并。在唐德宗废除了刘宴变法后，唐朝彻底成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局面形成了。

所以，藩镇强，唐朝弱；藩镇弱，唐朝亡。

道中道道史道文

宋人尹源曾对唐朝衰亡进行过评价：

尹源是宋代著名文人，被称为“河内先生”。他在回顾历史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唐朝的衰亡与藩镇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我们都知道，一个政权的兴衰，实际上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只是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会有某个或某些原因显得更为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讲，唐王朝的衰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藩镇的兴衰。

唐朝设立藩镇，原本是为了强化统治，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尽管自唐朝中期以后，并非每个藩镇都具备割据的能力，但唐朝的兴衰，实际上还是受地方藩镇所影响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藩镇林立和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其中安史旧部继续在河朔一带盘踞，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种形势下，唐王朝为了制衡北方藩镇，又在江南、岭南等地广设藩镇，以求权衡。在此期间，中原地区也形成了肩负保护漕运和遏制河朔的众多藩镇。

然而，这种做法造成的藩镇林立，虽然一度维持了唐朝的稳定，却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集权。事实上，尹源在评论此事时，还曾有一段话尤为值得注意：

尹源的评价其实非常到位：导致王朝衰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诸侯”。然而，唐朝虽弱，却不至于彻底灭亡，则是这些藩镇维持的结果。

说白了，藩镇存在的基础是唐朝的存在，他们虽然割据称雄，却还不至于希望唐朝灭亡，而当藩镇衰败后，唐朝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很快便也随之灭亡了。这反应出这样一个事实：

唐中期以后，中央政权一直靠不同的藩镇来制衡地方，而这些割据的藩镇虽然削弱了中央集权，却成为唐朝续命的关键。当两者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后，即藩镇衰落下去后，唐朝也没有办法再给自己续命了。

史海烂柯人

唐朝的制度决定了唐朝命运，唐朝的军队/税收不在中央，在地方——藩镇节度使手里。

秦汉时期，消灭了分封制（宗法制），但是培养起来了另一批地方豪强——各地的刺史（地方官）们形成的士族门阀。比如三国时期的十八镇诸侯，都是地方官。

到了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因为有了科举制度（不要小瞧科举制度，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是模仿科举制度）。唐太宗时期，天下太平，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谁来养兵。

唐朝时期，中央不负责养兵，唐朝中央政府只给少量的经费，养兵的费用由地方节度使自己搞，所以地方节度使不但有兵权，还有税收等权力。这个权利结构就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尤其是节度使掌握着兵权。当然，这在李世民这个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十分牛叉的皇帝这里，各地节度使都无法做大。李世民经常把节度使们进行调防，一个节度使在一个地方不会呆太久，就被调到新的地方了，下面的将领对新领导还没熟悉或者节度使提拔的将领还没形成气候，节度使本人就被李世民一道诏书调走了。所以，节度使很难再一个固定的地方扎根，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中央。

唐朝的力量由三方形成：宗室、陇右士族、山东豪杰（山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三方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时候，李隆基玩的失控了。李隆基晚年，由于之前宗室争夺皇位，（韦皇后毒死了皇帝自立为皇帝，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平定韦皇后），李隆基大力打击宗室。任用胡人安禄山为河北节度使。李隆基过于自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让安禄山一直做河北的节度使。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通过一二十年的精英，形成了自己的军队和一套亲信班底。

此时，各地的节度使也都差不多，很少调动。于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在鼎盛时期爆发了一场祸乱。由于中央没有军队镇压安禄山，只能依赖各地节度使，甚至向羌人借兵平定叛乱。最后终于在郭子仪的带领下，平定了安史之乱。

然而，在安史之乱中，各地藩镇割据已经形成。唐朝的军事上，对藩镇严重依赖，唐朝中央十分弱小，藩镇十分强大。唐朝中央无法节制各地节度使相互攻伐兼并。在唐德宗废除了刘宴变法后，唐朝彻底成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局面形成了。

所以，藩镇强，唐朝弱；藩镇弱，唐朝亡。

嘟嘟读读

《元史·尹源传》中记载着宋人尹源评说唐朝兴灭的这样一句话“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后来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中化用这句话为“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

其实这句话引用的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不存在“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的观点。

这句话本意在说明唐代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影响。其中这个河北之强的河北就是指“河朔三镇”。

唐玄宗时期为了维护边境安定中央在边境地区设立了许多节度使，掌管地方的军政大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代宗李豫重新启用归降中央的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命这三人领兵镇守于河北，史称“河朔三镇”。但后来这三人与他们的继承者并不听命于朝廷，随意扩充军队拥兵自重，私自向百姓征收赋税朝廷对他们无可奈何，藩镇割据由此而起。

由于在军事、财政、官吏选拔等方面脱离中央控制，此时的三藩已经成为了半独立的王国。

之所以说是半独立，是因为唐中央在三藩地区任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央政府仍然有权利向藩镇地区求送官员管理民政。中央政府实行的政务改革，地方藩镇也依例实行。这个时候，藩镇至少是拥护唐朝制度的。直到唐朝后期，为了制约“河朔三镇”唐代宗继续设立很多的藩镇。

难道皇帝不知道设立藩镇的害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他们依然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就当时来讲设立藩镇绝对利大于弊。

第一，藩镇的战斗力极强，藩镇之间不仅可以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而且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

第二，藩镇的士兵是职业化军人，随意遣散或者安置出现问题容易引起暴乱。

第三，唐中央除了“河朔三镇”以外的其他藩镇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另外根本不存在“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的说法。

因为唐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藩镇割据造成的。唐朝实际上亡于农民起义军，而这个时候藩镇还是保住唐中央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然后在这场起义过去以后，唐王朝本身已经名存实亡，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实际上已经处在无政府状态了。

唐朝灭亡与黄巾起义，即使这时候没有藩镇也会有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或者两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割据。

实说历史

因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就是依靠藩镇才得以存在，这是朝廷没有足够硬实力采取的妥协之举，虽然很多皇帝都想打破这种局面恢复初唐集权，但朝廷就那么点钱粮，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办不到。等到这种局面被黄巢起义打破，军阀们开始自行其是，朝廷不仅丧失财源而且失去军政影响力，唐朝也就走到灭亡倒计时了。

接下来，我说点具体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近现代是民国，古代则是四个时间段：五胡十六国、晚唐藩镇与五代十国、宋末、明末。 其它年代说的人很多了，但晚唐藩镇却很少有人提，甚至比五胡十六国少，那么我就重点说说藩镇（非五代十国）

藩镇是什么？藩镇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地 方政权的组织形式，除了关中、东都外其它地方全是藩镇。除了卢龙、成德、魏博这些安史降将的割据叛镇外，其它藩镇分别是忠武军为代表的中原防御藩镇（用于威慑河北）、抵御吐蕃党项南诏等异族的边疆防御藩镇（需朝廷倒贴财政）、以及为朝廷提供大部分收入的江南财源藩镇。

那时候，唐朝廷、藩镇总共三百三十万户编户齐民，每年三千六百万贯左右正规财政收入，按照两税法中央能得三分之一。这笔钱只够给京官发俸禄，维持神策军日常开销、给边疆藩镇例行贴补，皇帝想进攻叛镇或者抵御异族大规模入侵就要动用私房钱，而这些私房钱则是来自于藩镇的每年“进奉”，日进斗金一词就是这么来的。唐宪宗讨伐魏博，就先停掉了魏博的进奉，傲娇地表示“我不花你的钱!”

这些进奉是如此之多，加上对宦官朝臣的贿赂，已经超过了正赋。藩镇为了筹款，必须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豪强、商人，然后用这笔钱维持生活，打点朝廷、犒赏官兵。前两项还可以省，最后一项却万万不能，因为日常军费开支只够丘八吃饭穿衣，军械修补、外出零用连想都不要想，更别说是养家眷了。没赏赐，他们就要和家人一起饿死，而丘八们手里有刀，是不会安心做饿殍的。

这种畸形的社会状态，一是导致晚唐朝廷只能同时应付两个方向的异族入侵，完全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幸亏吐蕃、南诏两个老对手也因为内部矛盾和气候变化等原因衰落，不然边防还会更加糜烂。二是平民惨遭多重压榨，别说百姓了连豪强都活不下去，黄巢起义一呼百应。三是军阀、骄兵成了全社会最横最狠最不讲道理的人群，兵变动乱家常便饭，烧杀掳掠就像喝水，最终结局就是唐朝灭亡，进入胡汉军阀群魔乱舞的五代十国，什么礼义廉耻都是狗屁，钱和刀子才是第一，为了自家富贵，卖幽云十六州养肥契丹毫不犹豫。

上述内容比较笼统，那我举个具体例子。陈许藩镇的忠武军，晚唐有名强兵，平淮西淄青立下大功，西北防秋杀的吐蕃人头滚滚，岭南平乱只百名精兵就控制大局，黄头军之名甚至吓住了安南叛军。但是，这么支不负名号的忠诚藩镇，防秋时一言不合火并友军，平叛时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黄巢起义时多数派站队朝廷，秦宗权等少数派站队起义军，数月鏖战杀的百里无人烟……即便是筑坞自保的豪门大族，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过是待宰鱼肉，没实力改变这一切、连自保都费力的唐朝廷，更是没有丝毫怀念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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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看到这十个字的时候，笔者一下子理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头绪该怎么解释。如果说“藩镇弱唐强，藩镇强唐亡”，这样的形容才比较正确。怎么会是“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样的总结呢？

公元762年，持续好几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这场腰斩大唐王朝盛世，终结唐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留下了实在太多的隐患。

安禄山虽然死有余辜。但是安禄山死后，安禄山手下的十几万叛军。并没有被大唐王朝消灭。对于当时的大唐朝廷来说，实在是没有余力，再去对这些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叛军秋后算账。也只能默认了这十几万大军。在安禄山故地，形成割据的事实了。原来，安禄山所谓的三镇节度使的地盘，此时变成了后来唐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河北三镇。也叫河朔三镇。其名为魏博镇，成德镇和卢龙镇。

终唐一代，终于无法将这三大割据政权完全消灭。虽然几次对这三大镇进行讨伐。然而，因为唐朝后来的衰弱表现，这三大镇割据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公元820年，原来魏博镇节度使田弘正移居成德镇，他来成德镇，是受唐朝命令，来成德镇当节度使，结果，没过多久，成德镇兵变，杀死田弘正全家，推成德镇牙将王庭凑为节度使。在田弘正走后，魏博镇也发生兵变，公元822年，魏博镇将领史宪诚被乱兵推为节度使，同是，卢龙镇也多次军乱，先是卢龙镇将兵驱逐唐朝任命节度使张弘靖，后来朱克融为卢龙镇节度使。公元825年，卢龙治所所在的幽州又发生兵变杀节度使朱克融，乱兵推荐李载义为节度使。

除了三大镇以外，一些地方的其他反正见到有这三个例子可循以后。其他地方的军将认为也可以效法这三大镇。一些离唐朝中央政府比较远的地方军镇也有希望割据地方的野心。中唐比较大的几次叛乱，那就应该属于山东的李师道叛乱还有淮西地方的吴元济，以及蜀地的刘辟还有镇海一带的李琦。从地理上看，希望在地方称王割据的军阀，分别是在山东，河南南部，四川北部，还有江苏一带作祟。他们会生出这样的幻想，就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藩镇一旦失去中央控制，中央只能默认地方割据的事实，进而，这些独立王国的军阀，就可以在地方为所欲为了。而对于这些藩镇，唐王朝也只能默认地方军阀存在的现实。虽然这些军阀后来被消灭，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在削弱大唐王朝各方面实力的毒瘤。

在被消灭的四者中，有两者是唐王朝必然消灭的割据军阀，这就是江苏的李琦还有蜀地的刘辟。这二人心生割据不臣之心的原因，大概也就是因为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优势。其中，蜀地不仅是后来唐朝的两大钱库之一，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蜀地行路难，一些险关只要派兵驻守，外地的军队一旦攻打，面对这些关隘，几乎是无懈可击。除了蜀地以外，被认为是唐朝后期“扬一益二“的税收重地——扬州一带。距离扬州不算太远的镇江军阀李琦，自视甚高，他是唐朝宗室，又掌握地方税收外加军政大权。认为既然河北地方有割据的军阀，自己怎么不能行割据之事？

除了这两个紧紧握着唐王朝经济命脉的家伙以外，李师道和吴元济的危害也相当的大，李师道所占据的地盘非常大，如果单和河北那三大镇节度使相比，那三大镇没有一个镇的所占的土地数量能比过李师道，在唐朝对淮西地方进行围剿的时候，李师道甚至派人进入长安周边地区，杀人放火的恐怖行动就没少干，如果能买通皇宫的宦官，可能连皇帝也被李师道干掉。吴元济所占点地盘虽然不算太大，但是，吴元济所控制的蔡州正好是一个水陆要道，一旦淮西地方对朝廷不满，切断这个水陆运输线的话，那扬州地方的财富，就别想再到达长安附近。

可以说藩镇的存在，就是时刻威胁唐王朝命运的顽疾。虽然唐王朝也进行过几次对藩镇打击，可是，随着大唐王朝中央权势的下降，即使对一些地方进行了打击，在事后，将大方镇拆除成小藩镇，然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藩镇割据的危害。后来的黄巢起义，虽然黄巢一度攻入了长安洛阳附近，然而，此时，正是唐朝生出遍地藩镇的时候，如果说黄巢之乱前，唐朝的中央政府还保有一支对各地藩镇进行打击的神策军。黄巢之乱前后，唐朝中央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存在。另外，黄巢能杀入关中，本身就是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异志导致的。在黄巢死后，唐朝彻底被藩镇所肢解，各地的赋税被节度使扣留用于养兵，各地的藩镇只要不与唐朝中央接触，在事实上又形成了不知道多少的独立王国。

此时，如果还认为藩镇弱的话，那可是一种不了解唐朝历史的误读了。当时天下一些强悍的藩镇，就比如朱温等人，肆意攻杀，抢夺兼并不听话的其他军阀地盘。一旦被军阀打败，就退回自己原来的地盘。当时的皇帝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藩镇打来杀去。不仅藩镇不听从唐朝命令，连皇帝一家的生活都衣食无着，李茂贞劫持皇帝一家后，当时的唐昭宗家族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而在更早之前，就算在唐朝可以将这些藩镇剪除的时候。一些听话藩镇的危害，也是极大的，藩镇军阀头子的生活，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者数不胜数，从郭子仪到被杀的李师道，吴元济，无一不是如此。

魏博镇节度使王前策

唐朝自唐玄宗引起的“安史之乱”以来，中央王朝的权力便开始衰退，以至于后面中央朝廷无法管制地方藩镇，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藩镇割据，诸侯为大的局面。但是这又有些不同。而“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句话很好的形容比喻了唐朝与地方藩镇的关系。唐朝的生死存亡是和地方藩镇息息相关的。我们下面就这两种情况仔细分析一下：

一：藩镇强唐弱。

自古以来中央集权便与地方分权相矛盾。地方有权力了，中央便失去了权力，唐朝也是如此。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对地方的管控一年比一年弱，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也一年比一年做大。自然，那些军阀强大了，唐朝便衰弱了。这主要集中在军队的管控上。唐朝晚期，府兵制败坏，唐王朝失去了征召军队的优势。而募兵制的流行则给了那些军阀成长的空间，在那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军阀凭借着烧杀抢掠囤积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在募兵制下，便成了军队的另一个代名词。这些藩镇军阀有着强大的军队，唐朝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解决带来的威胁，只能任由自己衰落下去。

二：藩镇弱唐亡。

上面以及说到，唐中央王朝因为府兵制被破坏已经失去了征召军队的优势，实力已经颇为低落。而这时的唐朝还面临着外族的入侵，唐朝中央无力自保，只能借那些藩镇的势力来平定叛乱，击退侵略。自身的存亡建立在藩镇的强弱下，唐王朝怎么能安生。一但这些军阀藩镇实力衰退，没有办法抵御外敌或者不愿意帮助唐王朝抗击外敌，等待唐王朝的只有灭亡。

所以唐王朝后期过的是十分的憋屈的，生死都控制在别人的手中，怎么能过得上好日子呢？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要怪他们的唐玄宗任用外族，不思进取，导致最后老家都被别人翻了个底朝天。而“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句话也是以上的几个意思了。

弋北谈古今

藩镇强唐弱，藩镇弱唐亡这句话完全错误 唐朝的灭亡和藩镇强弱关系不大

唐朝的灭亡只有一个原因——唐朝朝廷势力的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内斗，导致唐朝朝廷失去权威基础，才被藩镇所取代。

即：唐朝灭亡，是因为朝廷实力的衰落，而非藩镇强弱。

如果朱温没有先杀宦官，再杀朝臣，他能让灭唐朝吗？

朱温当时虽然强，但也还是有李克用等藩镇可以制衡。

可以说，五代十国就是失去中央朝廷的时代：五代（粱、唐、晋、汉、周）争夺中央朝廷代表权，十国除了南汉、南唐有心争夺中央朝廷代表权之外，其余都是承认中央朝廷的政权，和唐朝时归顺的藩镇没有两样。

可以说，五代十国就是没有公认中央朝廷代表的藩镇割据时期。

唐朝中央朝廷势力有什么可以号召天下的权威

1、李唐皇帝的正统性和道义性；

2、有皇帝委托给宦官掌管的属于中央的神策军；

3、具有舆论导向作用的文官集团。

就连作为安史之乱的根源河朔三镇，虽然不遵从唐朝，但在名义上还是在唐朝之内，不敢自立，即便有短暂自立，也被击败。

唐朝藩镇割据本质是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完美结合

封建制的本质是地方自治，郡县制的本质是中央专制。封建制的巅峰是春秋战国时期，地方政权完全不把中央政权的周天子放在眼里；郡县制的巅峰是秦朝时期，地方完全没有一点自主权，中央掌控所有地方事务。

唐朝藩镇割据则是中央掌控和地方自治的平衡：

1、除了河朔三镇外，唐朝合计50个藩镇基本上都服从中央，其节度使的任命和调遣都是中央的决策；中央朝廷失去的是只是对藩镇地方事务的处置权——藩镇事务由藩镇节度使自行处理，无需上报朝廷；

2、藩镇形成相互配合又各具特色的类型：中原地区的藩镇，承担的是军事镇压作用；边疆地区藩镇以武力维护朝廷权威；东南地区藩镇以财政供养朝廷；

简单说就是：中原藩镇有兵，东南藩镇有钱，边疆藩镇支持中央，相互制约和平衡对方。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藩镇割据，只是让唐朝从单纯郡县制发展到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合体——朝廷藩镇制。

中央总体遥控地方、地方事务自治，这也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百多年的原因。

如果安史之乱前，唐朝是出于朝廷藩镇制，安禄山想要反很难——因为周边的节度使并非吃素的。

制约和平衡，是唐朝藩镇割据时期的主题。你想发展强大，周边藩镇就会警惕，和你开战，根本就不给强大的机会。

如果不是因为文官集团为夺权而邀请朱温协助诛杀宦官，导致中央朝廷势力败亡，朱温即便强大，也不过是成为战国时的魏国，想要取代李唐，很难。

历史哨声

从东汉汉末年群雄割据到北宋初年宋太祖改革政治制度，在这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中，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格局，其实是一种最稳定的权力格局，没有之一。

说起藩镇割据，要先从府兵制开始说起。北魏分裂之后，由于武川军事集团的实力远远弱于河北军事集团，特别是邙山大战后，武川派损失惨重，因此武川派的老大宇文泰开始重用关陇本地豪强，他一面给老百姓分田地，形成世袭的兵农一体制度；一面用高官厚禄对关陇当地豪强进行笼络，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折冲府，让被拉拢的关陇当地豪强对分了地的老百姓进行管理，这便是所谓的府兵制。

那么搞这套府兵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老百姓的积极性被调动了。那些分了田的老百姓有一些特权，因此打起仗来特别卖力；同时由于军户有自耕田，经济上可以自立，中央也不需要承担过大的财政压力。最关键的是有利于中央集权！于是后来的北周、隋朝和唐朝中前期也都沿用了这套了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兵农一体的体制太僵化。比如说，府兵家庭的男性天生就有打仗义务，哪怕是这个男性打从娘胎出生就是个残疾，他也要参军。因此这就导致府兵到了后来，素质大大降低。并且由于唐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被破坏，很多府兵的土地被兼并，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他们又要承担自购武器，自带军粮为国家打仗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府兵大量逃亡，府兵制也就崩溃了。

在府兵制崩溃后，唐朝又想出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职业军人。这套制度有优有劣，优点在于募兵的素质较高，打仗不含糊，能够维持唐王朝的统治；缺点是募兵的军费开支太大，中央政府负担不起。因此唐朝皇帝便想出了节度使制度，也就是给节度使一定的行政权和财政权，让他们管理募兵，等于把管理地方的担子甩给节度使了。

设置节度使之后，对唐朝对外的战争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玄宗一朝名将辈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征契丹，唐朝都没有动用中央军，只靠节度使的边防军就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由于节度使们将外患挡在了国门之外，战事只限于边境，因此内地的老百姓可以免遭战争侵扰，同时也不再需要承担兵役，影响农业生产，这才创造了盛唐的开元盛世。

因此可以说，节度使是顺应了唐代军事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只不过后来唐玄宗昏聩，过于纵容节度使，导致边镇兵多势强，而唐朝中央势弱。外重内轻的危局既已形成，形势就不在唐廷掌控之中，才为后来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继而，摧枯拉朽。潼关之战后，忠于唐朝的节度使大半被杀（有的是被唐玄宗自己杀的），玄宗仓惶逃到蜀中，只留下威信不够的太子李亨抵抗，李亨又是个没本事的人，只会对节度使和外番奴颜婢膝，继而导致唐朝的中央权威尽丧。等到平定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坐大的局面形成。为了制约边境藩镇的威胁，唐朝中央自己在内地设立中原藩镇，让内地和边境的藩镇形成相互制约。再后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朝便承认了藩镇的半独立性质。藩镇强唐弱，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藩镇割据一定就是百无一用的呢？其实也不是。

唐朝的藩镇割据格局，从唐肃公元757年回到长安算起，到880年黄巢进入长安，存在了123年；在这123年时间里，大唐皇帝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帝，虽然有不少皇帝是傀儡，但这些傀儡皇帝是宦官的傀儡，并不是藩镇的傀儡。因此总的来说，藩镇割据时期的唐朝皇帝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帝。

唐朝在这个时期给人的印象，乍一看去好像皇帝都好窝囊，跟盛唐之前完全没法比。但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跟东汉末年至安史之乱的这几百年进行对比，毫不夸张的说，藩镇时期的唐朝真的太稳固了，而且稳固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比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朝，都是短命的割据政权；再比如西晋、前后赵、前后秦、前后燕和北周、北齐，南朝宋、齐、梁、陈这十几个政权，也都是短命王朝。不是亡于外患就是亡于无休无止的内讧。藩镇割据时期的唐朝，皇权稳定性是远超这些政权的。

对比了一些短命的，再看看享国时间比较长的东晋、北魏。东晋一共立国103年，从时间上就输了。更主要的是，东晋的皇帝大都是傀儡皇帝，而且纯24K的傀儡；北魏一共立国148年，从时间上看，略胜藩镇格局下的唐朝。但是北魏开国之初只是塞外的割据政权，它是到了公元439年才统一北方。因此北魏统一北方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百年时间。而且北魏死于非命的皇帝也多的去了，比如冯太后、胡灵太后专权时期，北魏皇帝就形如傀儡。 从这层意义上，北魏的皇权的稳定性，也实在不能与藩镇格局下的唐朝相比。

对比完两个享国时间比较长的，再对比盛唐之前的唐朝。先抛一个结论，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皇帝可谓是高危职业！高祖被太宗篡位，高宗被武则天架空，中宗和睿宗两兄弟被武则天废掉。后来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又被媳妇毒杀，睿宗也很有自知之明的禅位给玄宗。这整个136年的历史中，只有李世民一个人算是有惊无险的熬完了皇帝生涯。

这样一看，从东汉末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七八百年的历史里，说晚唐的藩镇格局，是最稳定的权力格局，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藩镇割据下的唐朝为什么稳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藩镇割据之前，历代王朝能想到的统治手段无非就是以下几种：

搞分封，让同姓诸侯王代为管理，结果就是诸侯王叛乱；

重用外戚，借老婆家的势力管理全国，结果外戚专权了；

重用豪族，借豪门大族的势力管理全国。结果权臣篡位；

重用宦官，利用宦官制衡大臣。结果宦官们又专权乱政。

尽管隋朝开创了科举制，但当时的科举制只能算半科举制，隋唐两朝对参考人员的限制要求太多了。真正做到寒门出仕子，那还要等到宋朝。所以唐朝的皇帝，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既有才，又愿意效忠的人才可用。搞来搞去还是老套路。

相比于诸侯王、外戚、豪族，藩镇割据的危害性简直太小了。为什么小呢？因为藩镇本身也存在制约关系，小兵杀中层军官，中层军官杀节度使，节度使再杀下面的人，藩镇内部也是乱的。所以藩镇割据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度使，而在节度使麾下的骄兵。这些兵痞子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中央供养不起，又不敢裁撤，因此地方藩镇对唐朝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藩镇的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擅自杀立节度使，而是像五代时那样，直接造反，动辄就奔皇帝去了。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藩镇其实没有很高的政治追求。除了安禄山和朱温这两货之外，根本就没有几个藩镇对皇帝的宝座感兴趣。藩镇的兵痞子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不动这些兵痞子的利益，万事好商量。而如果有藩镇想动皇帝，其它藩镇也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这会影响到藩镇割据的政治平衡。

在这种藩镇割据的格局下，唐朝的皇权虽然受到冲击，属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但是皇帝也省去了很多烦心的事，不会受到诸侯、豪族和外戚的影响。只不过唐朝自玄宗后，继位的皇帝大多都是庸才，导致皇权被宦官所掌控，对大臣的党争也管控不到位。最后一场浩大的黄巢大起义，把皇权最后一丝威严也给扫没了。而黄巢起义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藩镇被削弱，藩镇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起义军出身的朱温尽扫河南藩镇，继而诛杀宦官和皇帝，唐朝也由此灭亡。藩镇弱而唐亡，便是这个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藩镇割据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从汉朝开始，唐中期的藩镇割据之前，历朝历代都是豪门贵族和皇帝共掌大权的政治格局，在这种豪门大族控制的政治格局的背景下，皇帝必须用人惟亲，才能对豪门进行制约。结果就是诸侯王造反、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但是不用这些人似乎也不行，因为如果皇帝不用人惟亲，他随时会被其它军政大佬或者豪门代表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把他蹬掉。因此可以说，皇帝从大街上随便拉出一个路人也比重用豪门的公子哥要保险。因为豪族不会感恩于皇帝，而普通人则会感激涕零。

但是从藩镇割据之后，唐朝开始向官僚政治的格局转化。在这个时期，唐朝没有诸侯王叛乱和外戚专权的问题，豪门对皇权的干预也大为减轻，只剩下宦官和地方势力这两个毒瘤。不过赵匡胤建立北宋后，这两个毒瘤也被一并给铲除。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皇权至上的时期，也是中央真正实行集权管理的时期。

因此藩镇割据，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乘传统的豪族政治，下启北宋的平民政治，处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格局的过渡阶段。只不过皇权在这个阶段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军人势力失控的问题。

不过宋朝为了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也搞的有点矫枉过正了。宋太祖将地方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于中央，这固然是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增强了中央集权。但代价就是外患频繁，北宋长年处于挨打状态。中央被三冗问题压的透不过气。这一现象，其实又回到了唐朝设立藩镇之前。北宋后期为了打西夏，照样给了武将很大的权力。从一点可以看出，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下，要想抵御外番，必须要给地方实权，但是给的太多了又会搞割据。大多数中原王朝不是死于外番就是死于内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种死循环下转了几千年。

总的来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区分线。安史之乱前，唐朝可以算是“后隋朝”，之后则是“前宋朝”。当帝国由扩张变为内敛，政治体制也是一定会改变的。藩镇割据虽然不好，但却是当时维系帝国统治和王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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