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嵩Jey
公元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的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岌岌可危，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者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
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以担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孙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
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够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估计已经是他心中的定见，然而刚刚上台的献公到底胸中志向，他却并没有底。《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处，四次谒见秦穆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穆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毫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时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穆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进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程度地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秦国世族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这仅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而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更有力地鼓励孝公当机立断，抛除顾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所打动，于六年（公元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并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以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是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编民为伍，彼此连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经》，罢黜守旧勋贵出京，整饬军备，沿自吴起，甚至变法之初，立木封金于都城南门，也是模仿吴起“南门偾表”。首先“废井田，开阡陌”，改百步之田亩度量为240步，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鼓励垦荒，所以“开阡陌”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统一缴税，终极目的也是将土地度量与户籍徭役兵役管理“绑定”在一起，根据商鞅所撰《垦草令》，秦王还采纳了其建议，招徕三晋之人，给予田宅和国人身份待遇，一则削弱了三晋帝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能力，也使相当部分秦国男性青壮年可以投军入伍，增强秦军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另一核心举措，在于在秦国全境推行县制，以往秦，三晋与楚设县，多为边境偏僻地区，军事边防作用为先，商鞅变法之后，将秦国全境统一划分为41县，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秩级从600石至1000石不等，职责相当庞杂琐屑，包括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粮仓，管理公府金钱，兴发徭役，兵役，铸造兵器等等，县令之下有县丞和县尉，合称为长吏，是县令的佐官，分别负责辅助管理政务，以及县内军事之职，县令与长吏之下，有厩啬夫、皂啬夫等职责明确的胥吏，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国家可以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赋税、兵役、徭役悉出于编户。
户籍编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驱民为战，对外扩张，而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则是军事组织动员的强心针。1975年出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亦有《军爵律》两条，分别规定了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战场得敌人首级一，就能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可谓简单直接，通晓民心。军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地促进了秦王国的社会转型，使得周代贵族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更加失去了意义，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互相促进性，使得万民在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协调协调行动。
随着变法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在秦国推行，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东进拓疆，建立霸权成为了孝公和商鞅关注的核心问题。东进，就必须彻底摧毁秦的宿敌魏国，也许在商鞅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而让魏国付出霸权旁落，疆域缩减，军力被毁的代价，则是最好的复仇，他游说秦王道“秦与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公元前354年，趁着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东进，元里一站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夺取了少梁，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外战大胜，两年后，商鞅晋升大良造，再次趁着魏国争霸中原，无暇西顾之势，率领大军穿越河西，夺取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并进而贡献魏国防秦重镇固阳。
曾经轻视商鞅的魏惠王，终于尝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宋卫邹鲁等国之间，试图建立联盟，集各国之力联盟伐秦。然而，这次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反秦联盟，却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轻松破解：他向孝公指出，独立抗击联军是下策，请齐楚等与魏国有隙的东方大国发兵来救，是中策，上策则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组织的反秦联盟，再设法令齐楚等国自行伐魏，这样秦国不仅自身无损，还可以再次趁魏国交困之际出兵收复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亲身涉险的商鞅的游说下，吃下了秦国支持自己称帝这枚空心汤圆，计划联合燕国伐齐楚，兴冲冲地“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闭门过起了皇帝瘾，结果引发东方六国众怒，先是在桂陵之战中败给齐军，丧师十万，又被商鞅率秦军趁火打劫，大将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凯旋而回的商鞅，达到了其事业与威望的顶峰，秦孝公亲自东郊迎接凯旋之师，同时兑现了自己“有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然而，正在商鞅达到自己政治生涯与理想抱负的巅峰之时，灭顶之灾也悄然降临，一位名叫赵良的官员曾拜访商鞅，当商鞅洋洋自得地让其比较自己与曾经的穆公贤相百里奚哪个功劳孰大时，赵良说，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而商鞅却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用刑罚惩处反对变法的太子师傅，一旦出巡，则前呼后拥，车马众多，卫士们弓上弦，刀出鞘，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赵良进而指出，商鞅的权势表面上炙手可热，实则除了秦孝公的支持外别无依托，如同日光下的朝露一样，进而劝告其将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用以自保，对赵良的建议，商鞅自然是嗤之以鼻——5个月后，公元前338年，45岁的秦孝公骤然去世，新君太子驷刚刚继位，嗅到了政治风险改变的朝廷诸臣马上就将矛头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开了序幕。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秦惠文王绝对不会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商鞅这样的位高权重且有宿怨的前朝旧臣，曾因发对变法而受到纹身等肉刑的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立刻劝告昔日的学生不要养虎遗患，于是商鞅被收缴了相印与兵权，逐回封地，不仅如此，惠文王又借口商鞅离行之仪礼形制太过奢靡，有越制非礼之罪，索性宣布其为罪臣叛党，穷途末路的商鞅在奔魏未果的情况下，只得暗自逃回封地起兵，做孤注一掷的抵抗，最终被惠文王所派大军击败，被执于郑国境内的渑池，惨遭车裂处死。
商鞅虽死，但其变法却已经在秦国牢牢生根，所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国已经如同一辆呼啸的列车，完全在他设计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家政治轨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后，各国客卿依旧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的先例。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 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八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睢，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靡集的国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统一六国，合并天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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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强盛源于先进于六国的制度，商鞅是第一位成功将“以法制国”理念现实化的人。虽然商法以现代眼光看，有愚民、弱民之嫌，为不少人所诟病。但“法无定数”，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在战国那种局面复杂的大争之世，商法为秦之富国强兵，立下首功，这是不可否认的。
商鞅在入仕秦国前，相当不得志
商鞅原叫卫鞅，故国是个贫弱小国，他为实现抱负，最初来到了七国中风头最劲的魏国。当时的魏国，由于用李悝和吴起进行改革，国力强盛，魏武卒战力威震天下，隐隐为各国领袖。
而当时的秦国积弱积贫，偏居西陲，是被山东六国瞧不起的国家，差不多被边缘化了，连自己的河西之地都被魏国所掠。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卫鞅施展才华的首选。话说回来，如果卫鞅被魏国重用，魏只是强上加强，反而达不到秦那种积弱成强的侧目效果。
卫鞅现在魏国相公叔痤手下当了个中庶子（侍从人员），公叔痤十分欣赏他，便向魏王极力推荐，魏王却未予理会。公叔痤曾谏言魏王，“要么重用他，要么干掉他。”自负的魏王一样都没听，卫鞅在他的眼中，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秦孝公继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秦孝公当了国君后，明白国家要强大，离不开优秀人才。而穷弱的秦国，读书人都没几个，人才奇缺，便向山东六国大发“求贤令”，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地位出身，都赐予高官厚禄。
这道命令一发出，在各国士子中掀起莫大波澜，不得志的卫鞅也来到了秦国。
国君选人才要选对的，而卫鞅也明白，要把肚子里的货变成现实，需要极大的决心和代价，没有国君不遗余力的支持信任，半途而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他对孝公进行了数次试探。
第一次见孝公时，他提出以黄老之道治国的陈词滥调。黄老之道即师法造化、无为而治这一套学说，是远古三皇五帝用的法子，这给满怀希望的秦孝公泼了一头冷水，认为这根本就不适合秦国。
第二次卫鞅又大加宣扬王道礼治，又是周朝时用的玩意儿，周朝用了王道治国，都把自己快弄得亡国了，当然不能用，于是秦孝公对曾报以很高期望的卫鞅极度失望，很不耐烦的把他打发走了。
前两次给孝公留下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以至于连卫鞅的面都不愿意见。但卫鞅还是托了不少关系，又一次见到秦王。对于秦王的冷淡，毫不在意的卫鞅拿出了真功夫，深刻分析了魏楚齐几个强国的变法利弊，又针对秦国的情况提出《治秦九论》，这是日后变法的蓝图。
识货的孝公一听就被深深吸引，大有知音之感，一改之前的冷淡，与卫鞅彻夜长谈，商议强秦大计。
随后君臣相知，秦孝公起用卫鞅，展开了变法强秦之路。
史海寻踪
一、单位发布公开招聘广告：发求贤令。
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
秦孝公深感国家危机，求贤若渴，想从东方六国招贤纳士，为商鞅入秦提供了机会。
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魏赴秦。
卫鞅原是魏国大将公叔座门下中庶子，公叔座病危临终前前向梁惠文王举荐卫鞅，并嘱咐他如果不能为魏国所用，就杀了卫鞅。梁惠文王根本没把卫鞅放在眼里，既没有重用他，也没有杀他，卫鞅觉得在魏国不受重用，心中抱负难以施展，恰好遇到秦孝公求贤，于是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三、找到领导秘书做敲门砖：结识景监。
普通人很难直接见到秦国的君王，于是想办法结识了秦孝公的近臣景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抱负，通过第一关面试。
四、四见领导最终通过面试：卒获重用。
第一次见面，卫鞅谈论帝道，孝公对这个不感兴趣。孝公很不看好卫鞅。《史记》记载：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第二次见面，卫鞅谈论王道，秦孝公也不感兴趣，并且开始怀疑景监的判断。《史记》记载：
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第三次见面，卫鞅谈论霸道，秦孝公听得很有意思，很开心，打算任用卫鞅。《史记》记载：
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有了前面两次的试探和第三次秦孝公的肯定，卫鞅把握秦孝公的真实想法，于是和秦孝公大谈如何用霸道治国，孝公对他很满意。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由此可见，卫鞅的求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文史刘砖家
当时正处于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王朝已经逐步衰微，对其他诸侯国没什么影响力了。七国诸侯相互攻伐，斗争异常激烈，谁都想称霸天下。秦孝公也不例外，想称霸，就得人才来帮你实现。
因此领导有人才需求，才有商鞅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再来说商鞅这个人。商鞅是卫国人，年少的时候喜欢刑名之学，非常有才华，后来去了魏国，在魏国国相公叔座那里当中庶子。公叔座临死前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还说，如果大王不用商鞅，那就杀了他。但是魏惠王不听，既没有用，也没有杀。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于是就跑到秦国去了。当时靠着秦孝公宠臣，一个姓景的太监，得见秦孝公。但是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商鞅说了很多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但是秦孝公听得只打瞌睡，还把景姓太监批评了一顿。
过了5天，那个姓景的太监又帮商鞅某得了一次与秦孝公见面的机会。商鞅这次用禹、汤、文、武治理国家的方法，还是不能让秦孝公满意，又把景姓太监批评了一顿。
第三次，商鞅又求景姓太监，想见秦孝公。这次商鞅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来说服秦孝公，这次秦孝公方才觉得这个商鞅还行。
第四次，秦孝公主动找到了商鞅，商鞅这次用富国强兵的治国办法，最终说服了秦孝公，然后被秦孝公重用。然后就有了之后的商鞅变法。
为什么最后商鞅能成功，是因为前面三次治国理念虽好，但是耗时日久，秦孝公是个有野心的君主，不可能去等几十年上百年才看到结果，所以商鞅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摸索，最终摸清出秦孝公想要的，然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中间人，姓景的太监。如果没有他在中间牵线搭桥，商鞅是不可能去反复的试探摸索秦孝公的通点在哪里。如果大家自己怀才不遇，又找不到赏识自己的领导，那可以先去找一找景监这样的中间人。
叁丘
商鞅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姓姬。公孙鞅年轻的时候好刑名之学，在魏国丞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卫鞅有才华，但他还没来得及向国王推荐，自己就病倒了。
有一天魏惠王来探望病情，他对公叔痤说：“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国家的事情该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说：“卫鞅人尽管年轻但很有才华，可以将国家大事托付于他。”魏惠王听了之后并没有回答。
魏惠王要离开的时候，公叔痤屏蔽了左右，对魏惠王说：“卫鞅很有才华，我王如果能用就委以重任，如果不用，就把他杀了，不要为他国所用。”魏惠王点了点头。
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便把卫鞅叫到自己身边说：“我向我王推荐你，但他并不打算任用，你赶紧逃到其他国家去，以免被他们抓住。”卫鞅说道：“魏王不听你的话任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伤害我。”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府上后，便对左右说：“公叔痤老糊涂了，怎么能让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卫鞅一个毛头小子呢？”
西行入秦，游说秦君，欲扬先抑，步步为赢。
公叔痤死后，卫鞅听说秦孝公在秦下发了求贤令，征集贤能之士以恢复穆公霸业，于是便西行入秦，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赢渠梁。卫鞅和秦孝公谈了很久，秦孝公一直打瞌睡，提不起一点精神。卫鞅走后，秦孝对景监说：“你引荐来的人说话不着边际，能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景监用秦孝公的话去责备卫鞅。卫鞅说道：“我是用五帝治国的方法来开导他，他不能领悟，希望五天之后，再向引荐我见孝公。”卫鞅第二次见到秦孝公的时候，比第一次情况要好一点，但还是不能让秦孝公满意。事情过后秦孝公又斥责景监，景监又去责备卫鞅。卫鞅说：“这次我用三王治国的方法去引导他，他还是听不进去，请再次引荐我。”
于是卫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这次交谈之后，秦孝公对卫鞅的言论已经有所肯定，只是还没有完全听取。这次过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这个客人还不错，我和他很谈得来。”卫鞅说：“这次我是用五霸治国的方法来引导他，看来他能够接受，请让我再次进见秦孝公，我知道该和他谈什么了。”于是卫鞅第四次进见秦孝公，这次两个人谈了很久，秦孝公表示自己想一直想听下去，不想打断。
富国强兵的谋略，变法图强的决心。
事后景监问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打动我们国君的？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卫鞅说：“我先用三皇五帝的治国之策去开导他，希望把秦国治理的像夏、商、周一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可是孝公没有耐心等那么长时间，他表示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希望看到成绩，这是他所期望的。怎么能憋憋屈屈得等上几十甚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后来我只能用富国强兵的谋略来为孝公出谋划策，但如果这样做的话，秦国就不能达到殷朝、商朝的道德水平了。”
不从于众，不流于俗，不拘于理，不陷于利。
秦孝公任用卫鞅后，卫鞅便想在秦国实行变法，但秦孝公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卫鞅劝秦孝公说：“成大事者不从于众，君主作出的决定不必和百姓商量，百姓只用共享其成果就可以了。聪明人做出的决定，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不一定要效仿古人，主要看适不适合国情。”
甘龙说道：“圣人在教导人的时候，不会轻易改变人的习惯，聪明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的法度。按照人们旧有的习俗来教导，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按照原有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员们熟悉程序而百姓也不会受到惊扰。”
杜挚说道：“按照过去的办法治国，就一定不会有错，变法要有十倍的功效，能看到巨大的利益才可以进行！”
卫鞅反驳道：“周武王和商汤不守旧得到天下，夏桀、商纣遵循旧礼而亡国。改变古法的人不值得否定，遵循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开始着手制定法令推行变法。 
商鞅西行入秦，并没有急于和盘托出自己的谋略，而是一步步试探秦孝公的决心，谋国欲扬先抑，最终获得了秦孝公的信任，成功入职并官拜左庶长，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一个人的历史
我是狮子猫，很高兴为您解答。
商鞅是卫国人，在求学时就对刑律非常感兴趣，李悝和吴起的变法都对商鞅产生过重大影响。起初他是来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为家臣。公叔痤病危时曾向魏惠王提起商鞅，说其才能足以为相，如果不打算用商鞅，也不要留活口。魏惠王认为商鞅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既没有重用，也没有灭口。商鞅看到自己在魏国没有前途，于是来到秦国。
秦孝公继位以后，以秦穆公为榜样，致力于将秦国建设成为强国。当时秦国的国力衰弱，莫说是东方诸侯，甚至连失去共主地位的周王室都对秦国不屑一顾。致使秦孝公愤然大呼：“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为了寻求治国良策，秦孝公的措施可以说简单而粗暴。他命令国民和大臣进言献策，同时发布求贤令，无论国籍和出身都会给予重赏。 
商鞅来到秦国以后，首先是得到了景监的赏识和信任，在他的推荐下使商鞅能够面见秦孝公。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是求贤令的重要执行者，也是后来商鞅变法的重要支持者。
但商鞅前两次的“面试”都不太理想，秦孝公对商鞅所讲内容没有兴趣，几乎睡着，清醒后还责备商鞅和景监。但在景监的一再坚持下，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强兵之策而引起孝公极大兴趣，两人彻夜长谈，不知疲倦。由此商鞅便开始在秦国施展自己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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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猫读史
不请自来。
先说一下背景。当时正处于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王朝已经逐步衰微，对其他诸侯国没什么影响力了。七国诸侯相互攻伐，斗争异常激烈，谁都想称霸天下。秦孝公也不例外，想称霸，就得人才来帮你实现。
因此领导有人才需求，才有商鞅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再来说商鞅这个人。商鞅是卫国人，年少的时候喜欢刑名之学，非常有才华，后来去了魏国，在魏国国相公叔座那里当中庶子。公叔座临死前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还说，如果大王不用商鞅，那就杀了他。但是魏惠王不听，既没有用，也没有杀。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于是就跑到秦国去了。当时靠着秦孝公宠臣，一个姓景的太监，得见秦孝公。但是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商鞅说了很多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但是秦孝公听得只打瞌睡，还把景姓太监批评了一顿。。
过了5天，那个姓景的太监又帮商鞅某得了一次与秦孝公见面的机会。商鞅这次用禹、汤、文、武治理国家的方法，还是不能让秦孝公满意，又把景姓太监批评了一顿。
第三次，商鞅又求景姓太监，想见秦孝公。这次商鞅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来说服秦孝公，这次秦孝公方才觉得这个商鞅还行。
第四次，秦孝公主动找到了商鞅，商鞅这次用富国强兵的治国办法，最终说服了秦孝公，然后被秦孝公重用。然后就有了之后的商鞅变法。
为什么最后商鞅能成功，是因为前面三次治国理念虽好，但是耗时日久，秦孝公是个有野心的君主，不可能去等几十年上百年才看到结果，所以商鞅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摸索，最终摸清出秦孝公想要的，然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中间人，姓景的太监。如果没有他在中间牵线搭桥，商鞅是不可能去反复的试探摸索秦孝公的通点在哪里。如果大家自己怀才不遇，又找不到赏识自己的领导，那可以先去找一找景监这样的中间人。
金融浮世绘
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际遇可谓千百年难得一遇——为了共同的变法强秦的梦想他们相伴始终。正是商鞅变法使秦国由一个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国奇迹般实现了大国崛起，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商鞅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中央集权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主流，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和西方国家一样出现过分裂动荡，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所谓万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说秦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在秦国的诞生正是肇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作为战国七雄中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彻的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孝公的支持：秦孝公为支持变法而不惜与秦国的保守世家贵族为敌，当自己的太子和兄长触犯新法时也能从秦国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秉持大义。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际遇因此被视为中国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然而商鞅第一次面见秦孝公时给秦孝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他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抓住了领导的心呢？为什么秦孝公能一直对商鞅言听计从委以重任呢？
秦孝公于秦献公四年（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出生。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其父秦献公去世后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时年仅21岁。是不是和《大秦帝国》中侯勇老师所扮演的形象差距很大呀？而这年的商鞅也不过36岁。放眼当今世界政坛二三十岁就成为一国元首或高官的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商鞅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其实商鞅的本名并不叫商鞅，那么商鞅究竟姓甚名谁呢？中国古人的姓氏文化和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事实上中国古人的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古人的名字其实分为名和字——比如我们熟悉的关羽字云长、刘备字玄德、曹操字孟德、诸葛亮字孔明......中国人最早的姓起源于母系氏族时代，所以其实中国人最早是随母姓的，所以“姓”这个字是女字旁；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谓的姓氏其实是古人的氏，是随父系相传的。商鞅是姬姓公孙氏，单名一个鞅字。热衷于刑名之学的商鞅早年在魏国丞相公叔痤家中当中庶子（家臣），公叔痤对他很欣赏，病重之际曾向魏惠王举荐由他来继任相国。但魏惠王觉得此人太年轻，没有从政经验，没有答应。公叔痤见魏惠王无意起用商鞅，于是又建议魏惠王杀掉商鞅，因为如果商鞅被别国得到将成为魏国的大患。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叫来商鞅说道：“我方才向大王举荐你，无奈大王并无起用你的意思。我为了尽大魏臣子的忠义向大王建议杀掉你，现在我要尽朋友私交劝你逃走。”商鞅却回答说：“既然大王没因为您的话起用我，自然也不会因为您的话而杀掉我。”商鞅的分析完全正确——魏惠王根本就没瞧得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失去靠山。恰在这时僻处西隅的秦国有了新的国君。刚继位的秦孝公准备光复其先祖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收复东边被（三晋）侵占的土地，下令在国内访求贤才。商鞅得信以后立即收拾行李，西出函谷关，来到了秦国。
来到秦国的商鞅通过贿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而得以觐见秦孝公。此时的秦孝公求贤若渴，加之秦国此时并不强大，其实是以一种仰视的目光在看待这位远道而来的东方学子，可一番交谈下来秦孝公不禁大失所望：商鞅初见秦孝公时首先提出了以尧、舜为代表的帝道治国。帝道治国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治国之道，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所有治国之道的鼻祖。所谓帝道治国其实就是无为而治——政府只需要扮演一个宏观调控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要干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商鞅在提出帝道治国时首先列举了尧舜二帝在位时的繁荣盛景，但秦孝公认为帝道治国见效太慢，而秦孝公是希望快快的出成绩的。对帝道治国嗤之以鼻的秦孝公愣是把商鞅的言论听成了催眠曲。也许是景监的确很得秦孝公宠幸，凭着他的门路使商鞅得以第二次面见秦孝公。这次商鞅和秦孝公谈论的是王道治国理念——王道治国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成规定制，其最为成功的范例便是西周礼制。这种王道礼制的确曾使天下康宁一片兴盛，而且儒家一直不遗余力的为这种王道张目礼赞。春秋战国以来王道礼制虽然已经大为衰落，但许多国君为了表示自己仁义，仍然坚持说自己奉行王道。而且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正是操的王道之学，那时秦国确实强盛一时，穆公也一度称霸西戎，老秦人一直对此引为骄傲。秦孝公的《求贤令》也申明向往穆公时的强盛，信誓旦旦的要恢复穆公霸业。据此推测：孝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国似乎也有理由。这次秦孝公没打瞌睡，耐着性子听完了，但依然拒绝实行王道治国。
不得不说景监这个后台果然够硬，证据就是商鞅又得以第三次面见秦孝公。这次商鞅为秦孝公仔细分析了当时战国三大强国魏国、齐国、楚国变法的成功与弊端，从而引出自己的《治秦九论》。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这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家为核心推行对内严刑峻法，对外武力扩张的霸道治国理念。此番言论一出，深得秦孝公之心。大喜过望的秦孝公决定起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然而兴头上的秦孝公不知道的是商鞅在和自己告辞后曾私下对人表示：霸道治国固然能强秦，但后世之君若不能及时更张，秦国的寿命将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商鞅自己是准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三套治国理念，而且他也深知这三种治国路线各自的优劣——帝道境界高远，但不适合战国大争之世；王道可行于天下承平之时，却对乱世强国见效甚慢；霸道刚猛有余，却是一门容易令人走火入魔的绝世武功，练成之日天下无敌却自残身体。商鞅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秦孝公会选择哪种治国路线，但他明确知道自己更适合推行哪种路线，也知道当下的秦国最适合哪种路线。于是他将自己的真实意图藏起来，先把秦孝公的胃口吊足了，再瞬间放出大招。不过他这么做是有前提的：其一景监的背景足够过硬，否则一个游学士子一番应对把国君给吹得睡着了，还幻想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其二他和景监的关系够铁，否则人家凭什么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通关节面见国君？
商鞅和秦孝公固然是君臣际遇千古难得，可他们要在秦国变法还得经历一番波折，毕竟他们要拿秦国老世族开刀。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结果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对变法群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番论战。甘龙反驳商鞅的变法理念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秦孝公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我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商鞅一听这话当即反驳道：“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我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说到这里商鞅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这时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于是商鞅反击道：”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说到这里商鞅瞥了一眼，只见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商鞅穷追猛打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遵循蹈矩并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
商鞅在和甘龙等人的论战中大获全胜，坚定了秦孝公的变法决心。商鞅深知自己的变法是要和秦国所有老世族为敌，他所可以依赖的除了秦孝公之外就只有秦国的百姓了，所以他必须取信于民。于是他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可之前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从没兑现过，被骗惯了的老百姓的对官府的文告持怀疑态度。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搬起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商鞅以南门立木的方式取信于民，终于得以在秦国颁布新法令。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大规模的深彻变法由此拉开帷幕。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秦国在开国到百十年内，都没有出现一位有能力的君主，所以秦国自建国起，一直龟缩在西南边地，是一个存在感极低，可有可无的边陲小国。直到秦孝公即位后，其情况才有所改善。秦国由弱转强的划时代界限，也正是由这里开始。
秦孝公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他也很努力学习，由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经过励精图治，让秦国走去函谷关，走向东方的中原大地。所以秦孝公一即位，就开始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首先他向全天下发布求贤广告：“秦公嬴渠梁告天下之士，秦自穆公称霸，国势有成，大业有望。然，其后储君不贤，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政昏，内乱频出，外患交迫，河西尽失，函关易手，秦始由大国而僻处一隅。其后献公即位欲图振兴，连年苦战饮恨身亡。当此之时，国弱民穷，列国卑秦 不与会盟，且欲分秦灭秦而后快，国耻族恨 莫大于此。本公即位，当思国耻，悲痛于心，今嬴渠梁明告天下，但有能出长策、奇计，而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者，居高官、领国政，与本公共治秦国，分享秦国”。
秦孝公发出的呼声之震耳，如同一颗石头抛进湖里，立即引得天下有识之士趋之若骛，一大批人才全部涌进函谷关，为秦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力量，卫国人商鞅，便是第一批这样的人才，他由魏入秦，帮助秦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浪潮。虽然商鞅最终以身殉法，但商鞅的法度却被继承了下来。秦国开始走向帝国。
平安读书
商鞅入秦，从其自身来看是既躲避了魏国的追杀，又向自己的远大抱负理想更迈进了一步。
商鞅的老师是魏国丞相公叔痤，在其病重临危之际，推荐商鞅给魏王，并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 ,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无奈魏王不在意丞相的嘱托。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公叔痤死后,商鞅遍游七国，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决心投奔秦国,在入秦的途中商鞅踏遍了秦国的山地林间，访查民情，历时数月才去面见秦孝公，经过秦孝公的近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
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二人畅谈数日。为秦国变法之事铺垫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