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來襲 | 南大學子防疫觀察
作者 | 張義巖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9級研究生
地區 | 江蘇徐州
媽媽把姥爺從床上扶起來，一邊把下好的麵條端到他面前，一邊說：“壞了，今天沒有饅頭，怎麼辦？”一向好脾氣的姥爺竟然甩了臉色。
“要不然你就吃這一天麵條，饅頭我明天再想辦法，大不了我現學著蒸，行不行？”
“不好吃！”
“為什麼不好吃？”
“就是不好吃！”
姥爺有點老年痴呆，他對保持固定的習慣有著近乎嚴苛的要求：早上六個餃子一個雞蛋，中午晚上各吃一個饅頭，前者配兩碗葷菜，後者配兩碗素菜，桌面上必須擺一排牙籤，以便他隨時夠得到，三百六十五天必須日日如此，一年、三年、十年，必須年年相同。
只是現在跑遍附近的所有菜市場，只有零零散散幾家賣菜賣水果的，沒有賣饅頭的，超市全部關門。年前囤的饅頭，彈盡糧絕！
彈盡糧絕的這天是2月8日，正月十五。徐州52例確診，感染人數省內排名第三，全市社區管理再升級，全面禁止快遞、外賣，小區封鎖更多入口，設置登記臺，發放通行證。街上隨處能聽到類似“少聚集，多通風，群防群控”、“如果發現外地來徐人員，請及時向社區彙報”的喇叭聲。
（社區封閉管理，多處入口關閉）
徐州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公眾號“徐州發佈”第一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的信息是在1月21日轉載江蘇省衛健委發佈預防要點，當晚，媒體報道市政府會議：“當前徐州雖然尚未發現感染病例，但防控工作一絲一毫都不能懈怠”，評論區第一位說的是：“我們醫院已經開始如臨大敵了，過年要值班”。我說我們應該趕緊去買口罩，不然很快就會被搶空。媽媽說不著急：“離我們這還遠，不至於買不到口罩”。“不至於”什麼？她沒說。
在地藏裡小區的老房子裡，保姆朱師傅正陪著姥爺看電視——中央十一戲曲頻道——嚴格來說，姥爺只聽不看，他大部分時間眼睛會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面無表情。他從來不允許別人換臺，他只聽戲。
1月22日，網傳徐州“彭城書院” 94人的遊學團結束了五天的“跟著課本遊湖北”的國學之旅，從武漢返回徐州，未有任何防護措施。批評的聲音傳開後該書院在社交媒體表態：“口罩未必能救你”，“一身正氣能救你，行善積德能救你”，“正氣內存，邪不可幹”，這事很快發酵，引發了巨大的恐慌和震怒。當晚，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信稱，遊學團的94名師生已在徐州站進行體溫檢測，暫未發現異常，但需居家隔離14天。即便如此，瀰漫開來的恐慌依舊難以平復。同日，車站、碼頭、機場等設置了體溫檢測點，並且立即停止了徐州來往武漢的道路客運。
這天是年二十八，我們去藥店，已經買不到口罩了。
年二十九，朱師傅買了汽車票，回鎮裡陪子女過年。走之前，他去愛客來超市買了20多個饅頭，交給來“替班”的媽媽，“可夠吃的了，這下你可放心！”，姥爺聽見了，笑著說“太好了”，緊接著又問：“你啥時回來？”朱師傅拉著姥爺的手說：“放心吧，我初三一早肯定回來！”出門前，媽媽把從家裡好不容易翻出的一隻醫用口罩遞給他，叮囑他路上一定要戴著，儘量避免跟外人接觸。同日上午，武漢封城。
1月24日，大年三十，年夜飯上家人討論的話題基本已經都是關於武漢肺炎。晚上媽媽沒有參與家庭的年夜飯，在姥爺家陪護，這天姥爺破例允許看會兒春晚。
“朱師傅什麼時候回來？”姥爺盯著天花板，問媽媽。
“初三上午回來。”
“哦。”
五分鐘後——“朱師傅什麼時候回來？”
“你別急，初三上午就回來啦！”媽媽知道姥爺心裡盛不住事兒，有一點惦念的事兒嘴裡就會一直重複。有一次晚上八點，姥爺家裡停電了，他心裡不踏實，凌晨兩點鐘一定要保姆給媽媽打電話說這停電的事，保姆說打電話也解決不了停電，問他等到天亮行不行，堅決不行。媽媽深夜看到姥爺家來電話，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嚇得差點心臟病發作。
看春晚到了晚上九點鐘，姥爺說：“關電視。”
“這才九點鐘，再看一會兒春晚不行嗎？”
“吵，關電視，睡覺。”
“那把你伺候睡覺之後，我在這也沒啥事，還這麼冷，我能走不？”
“別走！”
媽媽只是開玩笑地一問，她知道姥爺離不開人——相較於身體上的離不開，心理上的依賴更加嚴重。姥爺膽小，自閉，沒有安全感，對能照顧他的人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這都是被病磨的！”媽媽嘆了口氣。
在姥爺二十多歲當海軍的時候，把腰給閃了，當時沒有什麼醫學常識，覺得年輕，休息一會兒就能好，就繼續出力幹活兒，後來落下了腰椎間盤突出的病根。後來，椎管受壓迫的情況突然加重，運動能力嚴重下降，就託單位裡經常到南京辦事處出差的同事從南京捎藥來。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才幾百塊，但藥就要接近一千塊。
幾年後他又得了糖尿病，主要的併發症是腿無力，加上腰椎神經壓迫的劇痛折磨，做了手術，但還是留下了後遺症。術後幾年他還可以靠自己慢慢挪到餐廳吃飯，自己也很有信心，後來病情加重，挪步越來越費力。
姥姥去世後，姥爺的信心被徹底擊垮了。十幾年來，除了病情不穩定時被送到醫院，姥爺再也沒有見到過房門外的陽光，他抗拒再次嘗試下床去鍛鍊那註定會繼續萎縮的雙腿，久而久之，當連起身都必須要人幫扶一把，大小便也需要他人料理的時候，他怕事，怯懦，忍氣吞聲，年輕時的那股精氣神兒消磨殆盡了。
之前一個姓徐的保姆對姥爺不好，背地裡對他有過打罵，曾擅自剪破過他手上的血泡導致感染，還為了省事兒經常給他用開塞露。很多事都是後來才被家人知道，那時候我們問他：“徐師傅對你好嗎？”
“不好。”
“不好你為什麼不給我們說？”
“說了有啥用，要是你們不在，報復我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把他換掉！”
“別換，再換一個也不一定好。”
現在——“新來的朱師傅對你怎麼樣？”
“好，真好！他啥時候回來？”
1月25日，大年初一，江蘇省啟動一級響應。這天，江蘇累計確診18例，遍佈了13座城市中的11座，徐州沒有。雖然我們都知道早晚會有，但還是感到一絲慶幸。
下午，一段視頻在微信流傳：在距離我們家僅兩公里之外的小區有居民被一群身著防護服的醫生帶走了。我趕緊轉給在姥爺家的媽媽，她輾轉打聽，得知這個小區的這棟樓已經被封。
大年初二，徐州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宣佈前日發現三例患者核酸檢測呈陽性，已送省相關部門再次檢測確認。當晚一篇《快快快！徐州全城急尋病人接觸者》取代往年親朋好友的各種祝福短信、表情包，以及紅包，刷爆群聊和朋友圈。
沒多久，又一篇！這篇《快快快快快！尋人！尋人！尋人！》很快“10萬+”，它更新了幾位患者近期更加詳細的行程。同時，徐州宣佈全面暫停市區公交、地鐵，汽車客運班車包車，限定出租車範圍。一瞬間，身邊人的情緒再次被點燃了，恐慌和焦慮瞬間直逼城市上空，下沉到大街小巷，又飄蕩進了千家萬戶——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
媽媽愣了神，一通急促的電話鈴響起，電話那頭朱師傅說鎮裡客運都停了，路也封了，還抱怨說連去商店買雞蛋都買不到了，重點就是他初三上午沒法回來了，一直道歉。朱師傅的子女都是老師，家裡不缺收入，一直不太希望朱師傅繼續做保姆，但他自己還是希望能找點事兒幹。媽媽預感這次疫情嚴重程度已經超出了原本的預期，朱師傅這回家一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所以有了一些顧慮，躲到一邊悄悄地多問了一句：“等疫情過去，你還幹嗎？”
“啥事兒？”姥爺問。
“哦，沒啥事兒。”媽媽怕給姥爺心理壓力，沒告訴他。
“外邊咋這麼靜，也沒人放炮？”姥爺又問。
他不知道，此時城市道路上已經幾乎看不見人影。
（空城）
“今天初幾了？”
“初三了。”
“哦。朱師傅啥時回？”
媽媽不得不一點點地把疫情的現狀告訴姥爺，先是帶著姥爺聽新聞，然後拿出手機把一些關於疫情的小視頻拿給他看，一邊給他介紹一邊做他的思想工作。
“現在疫情在全國都是個大問題，朱師傅得緩幾天才能回來，不光是朱師傅來不了，現在很多人都不能上班了，毛巖（筆者小名）都不一定能正常開學。再跟前線的醫護人員比比，他們多苦！相比之下我們已經夠幸福了，你得堅強點兒，只要咱們都健健康康的，就都不是事兒！”姥爺點點頭。
1月28日，大年初四，作為交通樞紐、擁有較大人流量的徐州，確診人數已經迅速反超，升到全省第三，而就在三天前徐州還是江蘇省唯一沒有確診病例的城市。就在這天我家對面不到四百米處的小區出現大批全副武裝的醫療隊員，喇叭裡傳出命令的語氣，禁止居民外出，這聲音不僅震天響，還震得我們一家人心惶惶。
隨後官方通報了這一患者的行程，他從武漢回來後曾在慶北社區衛生站輸液，還曾在東閣小區聚眾打牌。我從手機地圖上確認，前者距離我家250米，後者就挨著姥爺家小區，距離媽媽最近常去買菜的東閣農貿市場197米。
由於要經常出門給姥爺買菜、買藥，媽媽每天都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去藥房買姥爺的藥時發現大門緊鎖，但在旁邊角落的玻璃上切了一小塊窗口，裡面有戴著口罩的人值班，遞藥是遠遠地扔出來，付錢也是隔著玻璃掃碼，口罩和酒精則依然斷貨。有位女顧客不排隊直接擠到了媽媽的旁邊，朝窗口裡喊話買藥，工作人員沒有制止，我媽媽呵斥她對自己對別人都不負責任，不按順序排隊、保持距離，萬一交叉感染怎麼辦，那位女顧客不得不退了回去。
媽媽又到處託人問口罩和酒精的事，後來經朋友打聽，有人承諾賣合格的醫用酒精，65塊錢兩升，情急之下買下後，媽媽順便問賣家，給糖尿病人打胰島素要用酒精消毒，這個能不能用？賣家愣了，支支吾吾地說最好不要。媽媽明白了這肯定不是名副其實的醫用酒精，但是這時候聊勝於無，起碼還可以用來日常消毒。
每次進姥爺家門前，媽媽都要先掏出酒精噴鞋底，進了門噴鑰匙，再噴拎東西的袋子，最後小心翼翼把外套掛到房間角落的衣架上。看了黃岡腦癱患者因父親被隔離無人照顧而發生的悲劇後，媽媽明白她必須要確保她和姥爺都不能生病。她笑著跟姥爺說：“爸，來吃點車釐子，平常都賣到八十多塊錢一斤，現在沒人買，三十多塊錢就買到啦！多好！”她要剋制，儘量不在姥爺面前展現焦慮。
（媽媽奔波忙碌，然而路上幾乎看不到其他行人）
隨後的幾天，姥爺也有了一些變化，他不再提看戲曲頻道了，而是每天會跟著一起看新聞，瞭解疫情的發展。新聞聯播的前奏響起，姥爺說：“七點啦。”
“姥爺你說，這次疫情和非典哪個厲害？”我坐在床邊想考考他。
“這個厲害！”
“為什麼這個厲害？”
“這個傳染得快，傳染得多！”
“又死這麼多人。”一次他躺著，有點生氣地說。
後來又有一次，他聽著新聞突然高興地大喊了一聲：“降啦！”
從大年初二說來不了之後，朱師傅再也沒有主動聯繫我們，我說，“不然打過去問問。”媽媽說再等等，就算問了目前肯定也來不了，如果催得緊，他家人不讓他幹了怎麼辦？的確很難找到比朱師傅更合適的人選了，只有心照不宣地等待。
2月4日徐州實行小區封閉式管理之後，姥爺家小區管得越來越嚴，幾處大門全部鎖死，只在一面隱蔽的圍牆上開了一個兩人寬的缺口，外人很難找到，就算如此，還是設置了登記臺，由社區人員把關，前兩天通行證還是綠的，沒過兩天又升級換代變成了紅的，綠的作廢。有一次媽媽進小區，發現著急忘了帶通行證，沒想到社區主任說：“姐，我認識你，進去吧。”
這些天媽媽很辛苦。從有暖氣、室溫24度、可以穿單衣的家裡到姥爺家的老房子，沒有暖氣，甚至住的外屋連空調都沒有，室溫只有個位數。因此她很不習慣，總要在外套裡添上一件羽絨馬甲。後來手機流量也告急，就拿了一本我推薦的《唐山大地震》，我說這本書是在學校裡讀到的，和疫情挺應景，天災裡可以看到人禍。但媽媽每天忙裡忙外，也沒翻幾頁。
2月8日，正月十五這天晚上，姥爺離不開的饅頭終於彈盡糧絕，也買不到新的，看到姥爺使了小性子，媽媽心情很低落，隱隱約約間感到了頭痛。沒想到後來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明顯，嗓子疼，感冒，體溫一度超過37度。想到附近曾有患者出現，自己又經常外出購物，接觸的人多，很緊張，每天都要量十幾次體溫。媽媽說她當時想的是：萬一被傳染了，要把她隔離，也得要求把姥爺帶過去一起隔離，沒有辦法。她越想越害怕。
兩天裡症狀沒有什麼明顯的好轉，一向照顧姥爺，展現的都是堅強的一面的媽媽竟然時常向有些痴呆的姥爺提問：“爸，你說我沒事兒吧？”媽媽實在有些緊張，但從來沒想過要從姥爺那裡得到多少鼓勵和安慰。
“你沒事兒！咱這兒沒有！”，“放心！你不是（被傳染）！”“你別緊張！”姥爺看出來了媽媽的不舒服和緊張，兩天裡他不但非常“懂事”，反倒不斷給媽媽加油鼓勁兒，雖然話不多，但是語氣中是罕見的堅定和信心，竟然真的鼓勵到了媽媽。
（姥爺家的小區只開了一處隱蔽的入口）
媽媽在姥爺家經常會給我和爸爸打電話，問問家裡的情況怎麼樣，我奶奶那邊的情況怎麼樣，問問自己這症狀是不是被傳染了。也經常會接到一些電話，處理疫情期間房屋出租出現的新問題。她笑著問姥爺：
“爸，你看我忙不？”
“忙。”
這一天，姥爺五點多吃完晚飯後，躺在床上自言自語，嘴裡一直在重複喊著“換尿褲”。往常他每天都是固定晚上九點左右換，九點前躺著根本不說話，多年不變。媽媽覺得姥爺的“老年痴呆”又犯了，因此就讓他不要再喊了，每次說完可以消停十秒鐘，然後又開始不停地重複“換尿褲，換尿褲... ...”他連續說了兩個小時，就算隔兩間房都聽得到。
不間斷重複的話和電視裡令人焦慮揪心的新聞聲交雜在一起，讓身體本來就不舒服的媽媽心煩意亂，她生氣了，衝姥爺喊到：“能不能不要再說了！”
姥爺沉默了。屋裡只剩電視新聞還在喧囂著。
媽媽平復了一下情緒，問姥爺為什麼今天總說這句話。姥爺看著媽媽說：“換完，你早點走，回家休息。”
媽媽沒想到一向不允許身邊離開人的姥爺會這麼說。“我回家，你怎麼辦啊，你敢自己睡嗎？”姥爺把頭側過來，認真地說，“我行，我沒事，你走吧，這冷。”
從那之後，每晚過了六點，姥爺就會用雙手不停地按壓自己的肚子，他說這樣可以儘快解完手，解完手他就可以安心睡覺了，媽媽也就可以早點回家休息了。
媽媽每天出門前把姥爺身上的被褥整理好，糖尿病容易流眼淚，於是在他枕邊放了條毛巾，然後把桌子推來頂住床邊，這樣姥爺就不會掉床，最後指指枕邊的座機，告訴他夜裡如果有迫不得已的情況就打電話。這些天來，媽媽從來沒有接到過姥爺的電話，她高興地給我們說，“我爸知道心疼我，原來這麼膽小的一個人，現在變得真堅強！”
（用飯桌抵住姥爺的床）
每天早晨六點媽媽就會起床去姥爺家，那時候天還沒完全亮，一路上幾乎看不到行人、車輛，連社區登記臺的工作人員都還沒有上班，整個世界彷彿都還沒有醒來。媽媽進屋前總免不了有些擔憂，會先隔著門問上一句：“爸，沒事兒吧？”
當媽媽每天清晨聽到屋裡傳來的那句“沒事兒”，就感到欣慰又開心。
清晨六點，還未甦醒的城市
後來問姥爺：“夜裡睡得怎麼樣？”
“夜裡醒。”
“為什麼醒？”
“夜裡醒，睡不著。”
“你有神經衰弱嗎？”
沉默。
“幾點醒？”
“不知道幾點。”
“夜裡醒了幹什麼？”
“躺著。”
“躺著都想什麼？”
“等。”
“等什麼？”
“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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