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台是鲁国为鲁昭公而建的台，位于后来曲阜明故城的西北二里处，大约是今三孔啤酒厂东门大道北一带。昭公台始建于鲁昭公即位后，也就是公元前542年之后，其始建规模并未见诸于记载。
鲁昭公，即为姬裯（也有史书将其名记为“稠”或“袑”），生于公元前560年，卒于公元前510年，终年五十一岁，因谥号“昭”遂称“鲁昭公”。他是鲁国“春秋十二公”之一，鲁襄公之子，于公元前542年至公元前510年在位，共计33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因斗鸡而发生内乱，三家大夫共同攻伐鲁昭公，鲁昭公先后逃亡到齐国和晋国，最终卒于晋国的乾侯。
因为鲁昭公是在太子子野死后继位，并非襄公嫡长子，故各家大臣对其执政多有反对。后终因季武子支持而上台，但还是不能赢得各家的尊重，这也就为后来鲁国的内乱埋下了隐患。正如当时他即位时鲁国有人说“是不终也”，他最终也确因内乱而外逃他国。
关于鲁国内乱，《史记》记载如下：“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囚于鄪，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郈昭伯。郈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后来起了矛盾，季平子因怒而侵犯郈昭伯，郈昭伯由此也恼怒季平子。臧昭伯的弟弟暗中作梗，致使臧昭伯囚禁了季氏家人。季平子恼怒，就又囚禁了臧氏大臣。于是，臧氏和郈氏都向鲁昭公告难。
同年九月十一日，鲁昭公攻伐季氏，进入季氏家中。季平子登台自保，先后向昭公请求“迁沂上”、“囚于鄪”和“五乘亡”，昭公都不同意。这一下可把季平子给逼急了。
大臣子家驹建议鲁昭公还是同意季平子的请求，认为政令从季氏那里发出已经很久了，而且他们党徒极多，很可能将合谋对付昭公。然而鲁昭公不听，而且郈昭伯也请求一定要杀死季平子。
此时，叔孙氏的家臣戾和他的徒众认为没有季氏也就没有了叔孙氏，便决定营救季氏，于是出兵击败了鲁昭公的军队。孟懿子闻知叔孙氏获胜，也想杀死郈昭伯。恰好郈昭伯作为鲁昭公的使者前往孟氏，所以孟氏擒住了他。三家共同攻伐鲁昭公，鲁昭公于是出逃。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有大量晏子访问鲁国时同昭公的谈话，其中就有昭公因鲁国迷乱而问策于晏子：
晏子聘于鲁，鲁昭公问焉：“吾闻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鲁一国迷虑之，不免于乱，何也？”
晏子对曰：“君之所尊举而富贵，入所以与图身，出所与图国，及左右偪迩，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鲁国化而为一心，曾无与二，其何暇有三？夫偪迩于君之侧者，距本朝之势，国之所以治也；左右谗谀，相与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禄，游者养交，身之所以危也。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古者圣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内得心之诚，是以不迷也。”
通过晏子，鲁昭公也就同齐国交好了。这也是昭公在内乱之后奔逃齐国的重要原因。在逃往齐国之后，昭公也同齐景公有过交谈，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鲁昭公弃国走齐，齐公问焉，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奚道至于此乎？”
昭公对曰：“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体不能亲；人多谏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则内无拂而外无辅，辅拂无一人，谄谀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叶，秋风一至，根且拔矣。”
景公辩其言，以语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国，岂不为古之贤君乎？”
晏子对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贤，溺者不问坠，迷者不问路。溺而后问坠，迷而后问路，譬之犹临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虽速亦无及已。”看来，晏子知道这个昭公是扶不起来的。
后来，鲁昭公又奔走晋国。《史记》记载：“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於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
昭公奔晋是有原因的。之前，昭公和晋国就交往频繁。《史记》载：“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最终，昭公卒于乾侯，悲哀地客死他乡。
昭公台作为国公之台，有人说是纪念之作用。既然是纪念，应该是在他死后所建。但，他至死都没能回国，国内又怎会为其建台。所以，昭公台应当还是在昭公居鲁执政期间所建。
关于昭公台的位置及其建制，在后代史书、地理志的一些记载中依稀可考。
《魏书·志第六地形》载：“领县六,户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口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九。鲁二汉、晋属。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鲁城、叔梁纥庙、孔子墓、庙、沂水、泗水、季武子台、颜母祠、鲁昭公台、伯禽冢、鲁文公冢、鲁恭王陵、宰我冢、儿宽碑。”鲁昭公台赫然其中，其中也提到了之前所建的季武子台。但，此段只是罗列了一些古迹，并未能详尽其地址。
《太平寰宇记》云：鲁庄公台在鲁城内。
1986年，湖北省阳新县发现了一块宋代“鲁国之图”的石碑，碑高1.94米，宽1.1米，厚0.13米。石碑额部刻有“鲁国之图”四字，中部为“古鲁城”，城内庄公台、昭公台等醒目其中。且碑下部刻有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俞舜凯所撰跋文。这说明庄公台、昭公台在宋时或许依然存有遗址，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学者的关注。
明《东野志》载：鲁昭公台在城西北二里，与庄公台相对。这与“鲁国之图”石碑上所做标志是一致的。
乾隆《曲阜县志》称此地为社稷坛，载：“坛……地周七亩二分七厘，坛高三尺，方广二丈五尺。”规模很是壮观。
1956年，曲阜文物普查时发现此台，高约4米，台基南北54米，东西120米。地表暴露均属周汉遗物，在台的北面土沟里还出土了一些商和周代的骨锥、鬲足、鼎足陶片等遗物。由此可见昭公台规模之宏大，历史价值之高。
筑台在周朝尤为盛行，而鲁国之诸台规模甚为宏大。鲁国诸台对研究、了解鲁国历史文化，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如今，历经两三千年的风雨岁月，这些古台大多被现代建筑掩埋，有的甚至不能确指其位置。但它们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见证着鲁都经历的沧桑，述说着遥远的过去，毋庸置疑是我们圣地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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