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华纳兄弟带来好消息！第一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将在中国内地大规模重映！据悉，此次重映为4K修复/3D版。
而就在昨晚，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率先曝光一批院线重映影片名单，分别是《中国合伙人》《狼图腾》《战狼2》《流浪地球》和《何以为家》。与五部影片出品方协商后，中影决定采取公益发行的方式上映，让利给影院。近期，相信会有更多海内外经典影片名单释出，为疫情结束后的电影市场助燃。其中，《狼图腾》上映于2015年，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于内蒙草原的人与狼的“战争”。电影改编自姜戎同名小说，作品自面市以来，在受到读者推崇的同时也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学者李小江称之为“寓言式书写”与“后乌托邦批评”：
上世纪60年代，北京知青陈阵（冯绍峰 饰）和杨克（窦骁 饰）来到了内蒙古额仑大草原插队，加入了蒙古族牧民毕利格老人以及他的儿媳噶斯迈一家的生产队，从此开始若干年的放牧生活。在与狼群的接触过程中，陈阵带着强烈的好奇，逐渐了解了这种动物，甚至有了想自己养一只小狼的念头。以场部主任包顺贵为首的生产队最终发起了一场灭狼运动，让狼群和人类之间的关系陷入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自然与人的关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曾经，有许多关于狼的故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河边的小羊”讲述狼的嗜血本性，毫无同情心；“小红帽”是说狼会伪装善良，预示着阴谋中的凶险；“东郭先生”讲的是中山狼恩将仇报，告诫人们对敌人保持警惕……“开玩笑的牧人”以血为训警示人们：“狼来啦”是一个神圣的征战动员令，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率出口的战斗号角。
狼成全了无数神话、传说、寓言，几乎难有例外地成为残忍、奸诈、以强凌弱、忘恩负义的代名词，因此成为人的敌人、人性的反义词、善的对立面——古往今来，已成定论，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狼图腾》试图挑战古老的定论，企图为狼翻案。这就生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
曾经，谁为狼定了案?
今天，何以为狼翻案?
自原作面世以来，正版书数百万册，读者无数；围绕着以上问题，评论亦无数，毁誉参半，各走偏锋。《狼图腾》中没有传统的故事情节，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没有诱人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悲情人物或悲剧性格催人泪下，却让众多人爱不释手。那弥漫在书中的野性，好似荒原上吹过一阵强劲的雄风，于现代中国社会，粗砺而新鲜，很有些拂尘清心的作用。
但是，学界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几年下来，除去图书评论登载了一些质疑的观点，少见针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学术讨论。国内文学界对它不知所措，不约而同地以巨大的沉默昭示着主流文坛对它的不屑。与文坛和学界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和网络上的喧嚣。《狼图腾》摆在畅销书架上，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像一匹不期而遇的黑马，不经意间撞破了主流话语的封锁，也撞开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门。读者的眼球和市场份额不由分说被它抢占了许多，让业内写手难免生出莫名的隐痛。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网上、报纸上、各类媒体中吵得不可开交，从国内吵到国外。2007年底， 享誉世界文坛的“曼布克小说奖”首届亚洲文学奖揭晓， 在243部候选作品中惟独垂青了这部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景观恢弘，读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与众不同的” 《狼图腾》，毁誉依旧各半，读者不改初衷———可见，此书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小说，在传情的故事之外确实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话语空间。对众多读者而言，阅读不仅是移情审美，更是思考的过程，因此想问：
《狼》书中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人们思考?
狼的故事里究竟隐含着什么东西让人们争论不休?
我们可以从两个途径去寻找答案：一是细读原著，从中摸索出通向理解的路径；一是询问作者，让作者给出一个直白易解的交代。可惜，这两条路都不顺畅。
首先，这不是一部好读也不那么好懂的书，读它需要兴趣也需要耐心，甚至还需要一定的历史常识和哲学人类学知识。
那么作者呢？根据出版策划人的介绍：
《狼图腾》作者姜戎与同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
作者姜戎，北京人，1967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71年姜戎开始在心中打腹稿，1998年正式动笔，直到2003年底脱稿，历时近6年完成《狼图腾》。在拿出书稿之前，他曾和出版社约法三章：不参加新书发布活动，不参与商业炒作，不接受媒体采访，只拿出文字来参与就文字本身的讨论。
一面是来自社会的热闹，一面是作者隐身埋名，以“无言”回应一切喧嚣，对所有是非抑贬，昭示着同样一个“不屑”——这让人好奇。
当得知作者的真实身份，便断然不信这书里说的仅仅是一个“狼故事”。当有机会面对姜戎直接发问，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你当真是在写一个狼的故事吗？”
我根本没有兴趣专门编写故事。
——姜戎
如此，还是小说么？当时，《狼图腾》新书发布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白岩松表达了他的直觉，他认为这“不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充满哲学、人性色彩的论文”。通过网上采访，有记者就这个问题询问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这个特点会不会影响小说的可读性？”
我认为这既是“一部充满哲学、人性色彩的论文”，又是一部充满了形象、性格、血肉、故事、情感、想象、虚构、细节、冲突、激荡奔放等等文学元素的长篇小说。书中哪一条狼是干巴巴的“论文狼”？“理论小狼”是不可能把主人公陈阵咬出血来的。
——姜戎
就个人见识和审美趣味而言，也许有人不欣赏书中的血腥描述，不认同狼性崇拜，不赞同作者对农耕或游牧民族的简单评判，更不欣赏他以狼为楷模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立场，对战争气氛或竞争的叫嚣有一种本能的厌倦。
但是，不能回避它。
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远离了狼的时代？
它讲了什么故事？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跨文化传播？
它宣扬了什么观点？为什么在人群中引起如此骚动？
首要的问题是为作品定性：这是怎样一本书？从文学角度看，书里没有传统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间故事，就“文学亦即人学”的普遍认知而言，它是另类。因为是另类，你也会本能地排斥它，说它“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但，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以长篇小说的面目横空出世的，并且具备了文学的一切要素和基本品质，无论业内人士和学界怎样评说是非长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大众阅读和市场运作)证明了它独特的审美价值。
可是，它究竟是怎样性质的文学？这的确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寓言。倘若《狼图腾》既是思想的载体又是说故事的能手，在现有文学体裁中惟有寓言兼备这双重品质。《狼图腾》或许是一部以长篇小说为载体的现代寓言？在这个“后”时代，它会是一部后现代寓言吗？抑或，依照德里克的观点，这是一部后殖民氛围中的民族寓言？既然它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该不会是一部典型的后乌托邦寓言？
在总体上认同“寓言”这种定位，是因为：当我们像看人间故事一样悉心阅读狼的故事，当我们在狼的世界中产生人类心灵的移情作用，当我们在书中开始关注所有生灵并为草原和草原狼们流泪，当我们超越了对狼的恐惧也超越了对狼的敬畏.…那一时刻，寓意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一种新的寓言——这里姑且称之为“后寓言”——也随之诞生。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弗·詹姆逊认为，无论什么时代，寓言都是“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
尽管我们说要抓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即使我们信奉叙事，叙事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强调寓言因而便是强调再现深层现实的艰巨性甚至不可能性。
詹姆逊因此认定：“寓言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境中“再现深层现实”，与其看作寓言的特点，不如说是作者选择寓言作为叙事手段之无奈心境的具体体现。古往今来，所有的寓言和寓言式写作，无不是在“难言”的个人处境或“难以发言”的社会环境中被迫而出的一种叙事方式，形式不同而已。
《狼图腾》产生在“两后”(后毛泽东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氛围中，从文本到寓意，都体现出鲜明的“后”的特征：它不是简单的说教或政治讽喻，也不是“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它能指的方向不是传统的小善小恶，而是积“善/恶”为一身的现代文明。它的叙事形式沿袭了传统表现手法，在内容上却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它将“革命中国”用作叙事平台，重叠复杂的寓意中浓缩了现代以来最重要的人类问题(如文明的成长与冲突，人与自然与自身的关系，环境、生态、信仰乃至人类生存的极限问题)，既有在现代立场上对传统文化认知的颠覆和挑战，也有在后现代立场上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反省。所谓文明史，不过是人类征服自然、朝向富裕、追求幸福的一场漫长而宏大的乌托邦实践——从这个角度看，《狼图腾》提供了一个极为开阔的分析平台。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而言，这是一本揭痛与示痛的书：带着与痛而生的野蛮、粗砺和血污，向往文明却终究难得文明，追求自由却最终不得自由，热爱自然却始终背弃乃至丢失了自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狼图腾》是后寓言，也是末日预言。它诞生在诸多乌托邦实践之后的后毛泽东时代，将顽强的生命意志隐含在破灭的政治理想中，试图在即将消逝的时代残垣上重建精神家园——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中国特色的民族寓言，更是一部具有预言性质的后乌托邦寓言。
以《狼图腾》为样本，解构“后寓言”的双重意味：文本的和寓意的；并试图建立一种于学界是陌生的、于我们的生活却密切相关的分析范畴：后乌托邦批评。
所谓寓言，必须具备潜在的寓意这一特点，如陈蒲清所说：“寓言就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它先天性地“具有双重结构：其表层是一个故事，称为‘寓体’；其里层是作者寄托的意义，称为‘寓意’”。近代以来，寓言作品借助各种文学体裁，让难以道明的思想潜伏在好看的故事里，寓意深邃且复杂交错，隐藏在文本的各个角落，非经由“批评”道破不能透彻。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具有这一特点，将寓言创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泉。寓言式书写与寓意分析互为基础，相互扶持，成为思想先知或前卫的思想者娴熟运用的工具，共同结构起时代的精神导向。
世纪交接之际，“寓言式书写”在中国文坛凸显出来：有文才的思想者将寓言的精髓融进各种艺术形式和文学体裁，在十分狭窄的话语环境中顽强地拓展“思”的空间。《狼图腾》就是这样一例：它的思路非常开阔，思维走向极富寓意；尤其是它的叙事平台，将当代中国命题与世界性的后现代风向贯穿在一起，用后乌托邦性质的“狼图腾”为后乌托邦批评提供了绝佳的分析蓝本。近年来，寓言式作品在中国批量出现，或成群结队或独行天下，创造性的思想弥漫在字里行间，难以言传的思绪潜身于或严肃或荒诞的表象下，在寓言式的话语遮蔽中期待着寓言批评及时跟进——批评因此不仅应该是文学的或艺术的，尝试为寓言式写作正名；同时也应该是哲学的或政治的，为“思”的通达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对《狼图腾》的研究有三个主要内容。首先是文本分析：为《狼图腾》的文学属性和美学价值正名，在“后寓言”名下将“三后”(后现代/后殖民/后乌托邦)批评烩成一炉，看它们在当代文学艺术中可能的创新能力以及它们在审美领域中的新鲜作为。其次是寓意索隐：以《狼图腾》文本为引子，突破“说故事”的阅读方式从而进入“说事”的思维空间，看这部征服了广大读者并引出激烈争论的“奇书”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蕴涵着多少寓意以及指示了怎样的方向，启迪人们对当下乃至未来的人类处境多一些贴近生活本身的思考。
第三个内容有关后乌托邦批评。提出并尝试建立“后乌托邦批评”这一新的分析范畴，与其说是有所作为，不如说是无奈中的选择。说它“后”，至少有两种含义：一则因为这个文本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后乌托邦批评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于“这一个”文本是贴切而适时的；不借助新的分析工具，很难穿透表象触摸到它隐晦甚至是隐讳的寓意。二是因为《狼图腾》产生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在开放的中国大陆，是在“两后”(后现代/后殖民)盛行之后，它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手法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大量“后”的因素，非“两后”出场不能解困。将后乌托邦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范畴用于批评实践，希望这一范畴的出台能够呼应并成全我们曾经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作为，为那些朝向乌托邦的探索而长久失语的经验找到尊严而得体的话语平台。
就历史根底看，后现代是西方的事，原本与后殖民无关；而后殖民是后发国家——詹姆逊称之为“第三世界”——的事，原本与后现代无缘。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两者不期而遇：后现代话语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后发国家，为第三世界顺利走向(全)世界敲开了大门；后殖民批评通过一系列“发展问题”进入国际视野，逼迫发达的西方世界向后看齐，“回转”因此成为当下西方知识分子最优雅、最识时务的姿态。《狼图腾》生逢其时，为后殖民躯干披上了后现代外衣：体现在文本中，它的思维路径和价值取向都是后现代的，其寓意却深陷在后殖民的身份情结和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中不能自拔，成为“民族寓言”、乌托邦寓言或后寓言，都偏离了作者的创作初衷，成全在读者的“身份阅读”中。批评因此挺身而出，有意或无意间，接续起瓦尔特·本雅明的理想和目标：“本原就是目标。”即，在现实生活层面上还原问题，以求知者的身份重返现场。
作为批评，“现场”即作品。在这个太过浮华喧嚣的后时代，批评本身也粘附了太多时尚的臃赘，因此，重返现场的第一要旨是“祛魅”：在话语中祛“术语”之魅；在心理上祛“体系”之魅；在认识上祛“后”之魅——只有这样，文本才可能处于自我澄明的本原状态，批评才可能轻装上路，在失序的后世乱局中辟出通向“理解”的道路。
关于方法，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倡导对话批评，确信：“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两种声音已经远远不够了。对“民族寓言”而言，对话批评不仅针对作品和(自己的)民族/国家，也面对广大读者和海外学界说话。批评因此可以成为连接“情”与“思”的桥梁，与作品以及再批评一起，共同结构成一个民族的“共谋文本”，在跨文化阅读的平台上与世界对话。
（本文摘自《后乌托邦批评——深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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