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發端於北宋並由二程（程顥、程頤）創立、到南宋出現興盛之勢的理學，經朱熹繼承與發展二程的理論，程朱理學在南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雖然在南宋程朱理學還並未被官方承認為御用之學，但是它的影響力已經可以初見端倪。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南宋時期的理學雖然已經形成了一個體系，但在當時它仍然只是宋朝眾多學派其中之一，距離官學地位還有一段距離。
因此，理學能發展到後來的地位與眾多理學家的探求是分不開的。蜀人魏了翁作為南宋的一名理學家，一生致力於確立理學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正統地位，並且還是宋代蜀學的集大成者，著有《九經要議》等書。其人對於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怎樣的努力？他的蜀學對於理學有著怎樣的意義？本篇對這些主題進行一番探討。
從詞章之學到義理之學的轉變
魏了翁本人天資聰慧，從小熟讀儒家義經，並通過科舉入仕，並且曾經致力於對詞章之學的研究。慶元六年，他以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試西川幕府到成都就任，並與二江諸儒交好。通過諸儒得以學習到南宋著名理學家南軒先生張栻之學。
在三十八歲以前，魏了翁接受的是傳統的應試教育，並致力於詞章之學，但是通過與諸儒和當時的理學家交流，他認識到："詞章本童子篆刻，雕蟲之技。道學乃儒者心地，汗馬之勳。故功名成就，不在於孔翠照影之初，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雞反走之後，士而知此，天其舍誰？"他開始看重道學的學術與現實的意義。
魏了翁像
魏了翁後來與輔廣和李方子相識，他們通過瀏覽朱熹的著作，並且相互交流，這樣的經歷使得魏了翁對於程朱理學的興趣大大增加，也讓他看到了詞章之學對於社會現實的侷限性，他認識到義理之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學問，而詞章之學只能算是幫助人去更好地理解義理之學。於是，魏了翁以鑽研理學為主，研修詞章之學為輔，正式開始了他的理學研究。
促使魏了翁為理學的前進作出貢獻的契機是崇尚南軒之學的吳獵請他為《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據《宋史》記載，吳獵也是接觸過張栻之學的，後來朱熹與張栻會於譚，吳獵也參與其中。所以他所學習的南軒之學當得上是濂洛之學的正傳。後他請已經成為理學家的魏了翁為周敦頤、二程的祠堂作記，這篇記體現了其對理學的認識。
朱張會講
在魏了翁所作的《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中，他概括了宋代新儒學發展的重大意義，闡明瞭濂洛之學的淵源，並且預言理學在經過朝廷的學禁之後必然會發揚光大。後來，他繼續堅持讓朝廷重視理學的發展，請示為三先生（周敦頤、二程）賜諡就是其中之一。
二程的祠堂
魏了翁與程朱的理學區別所在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為性理學，簡稱理學，與後來以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為代表的陸王心學相對。程朱理學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就像是祂(即造物主、上帝等)一樣的存在，而理又是代表善和正義的，並且是它賦予了人的本性，也就形成了儒家文化所說的"禮"的社會。但是世界萬物的紛擾又容易使人迷失"理"的本性，社會便會失去"禮"。
而到了南宋時期的程朱理學在理學家的傳承當中，吸收部分人的思想，如張載對"性天之學"的全新闡發和"太平治道"的思考。就像張載所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提出要設法正君心，才能讓天下滿意。
南宋初年，作為分支的濂洛一派的理學已經掀起了一股學術潮流，但是統治者還沒有認識到其對於封建統治的價值所在，也沒有大眾化，甚至曾經被朝廷視為儒學的偽學，並遭受到了嚴厲的打壓。
當時的魏了翁雖然並沒有直接與朱熹進行過學術交流，但是他通過研讀二程、周敦頤和朱熹的種種著述以及相關思想，並且與朱熹的眾弟子進行過討論，並且加上自己的思考與考究，已經成為小有名氣的理學家。
《四書章句集註》書影
在嘉定九年學禁鬆弛之時，魏了翁上書朝廷，請求為周敦頤、二程等人賜諡，並予以客觀的評價，這對朝廷正視程朱理學的價值和理學上升為我國封建統治正統思想的過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魏了翁本人關於理學的認識與見解並沒有直接成書，也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的思考體現在他的各式各樣的文章當中。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魏了翁對於理學並不主張哪一派一家獨大，也並沒有完全認同程朱對理學的解釋和主張。
比如，對於理學與傳統儒學的關係，程朱理學看重的是《四書》對理學的意義，而魏了翁更為崇尚《六經》，並將理學看成是傳統儒學。他認為："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實際上就是認為傳統儒學並沒有消失，而是在當下演變成為了理學而已。
《周易》
另外，魏了翁反對程朱理學所認為的《中庸》闡述了儒家之道，所以要"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的主張。他認為《周易》中的乾坤卦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道理。
《中庸》相關作品
關於氣理之論，當時的程朱理學認為，理比氣更加重要。在邏輯上，理是優先於氣的存在，但是又相應的，理要依靠氣能動性的變化，理不能與氣分開而論。另外，當時的理學還強調日積月累和循序漸進，尤其是格物致知更加需要這樣的精神。
這樣的理論與前面朱熹和二程的看法相照應，所在關於世界本源的問題上，程頤認為"理"就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朱熹以"理"和"氣"為萬物之源。魏了翁則將心作為本源，"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可以看出他在本源問題上並不認可程朱，而是選擇陸九淵的心學。因此，魏了翁的理學和程朱理學的區別又表現為主觀唯心和客觀唯心的不同。
理學家們為理學發展做出的努力
理學在興起之初，有些主張是與統治階級的要求相對立的，其內容中含有反對暴君、權臣、宦官、小人等因素觸犯到部分當權者的利益，所以沒能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甚至在後來這樣的觀念還引發了慶元黨禁等一系列政治鬥爭。
即使引發了種種政治性鬥爭，理學家們也受到來自朝廷的打壓，也沒有影響到如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對理學的信念與追求。他們仍然堅持著書立作，開辦講學，並且有機會就向統治者宣傳自己的理學主張。當時，張載隱居橫樑，一面潛心弄學，一面招徠門徒；朱熹在江西和湖南上任後先後建立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宣傳理學思想；二程也在洛陽擁有眾多學徒，並且成立了洛陽學派。
白鹿洞書院
所以，儘管一直沒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這些理學家們仍然靠自己的力量發展了理學，並且得益於當時士大夫"揣摩時尚，奔競仕途"、"後生晚輩，不見典故"的現實，迫使人們開始正視理學的價值和改善社會風氣的作用。
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不斷髮展，對宋代人的心理認知必然會產生影響。許多商人通過商品貿易獲得大量的財富，對傳統重農抑商的觀念形成衝擊。而在政治上，國家北方領土的淪陷、曾經繁華的國都淪落他人之手，也使得士人在心理上產生了失落感，於是不少人拋下傳統的家國觀念，轉而追求利益，所以許多士大夫拋開身份，從事商業。
對於這樣的現象，南宋初年的大詩人陸游，曾寫過一首五言詩《歲暮感懷》："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僕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表達的就是對於宋初年人們那種務實心理和人才濟濟、風俗淳樸的現象的懷念，以及對今日人們追求名利和社會上湧起的浮華奢侈之風的感嘆。
後來，出現了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他們"以斯文為己任"，把弘揚理學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對理學官方化有重要作用。此時的南宋已經處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的現狀，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而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提出"開闡正學"，以理學來代替漢唐以來的儒學，通過宣傳理學，闡釋"義理"。魏了翁曾經兩次上疏宋寧宗，為周敦頤、二程乞諡，認為這是事關"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的問題。
真德秀
這一請求的意義在於，通過皇帝表彰三位理學家來將理學定為一尊，以理學的三綱五常的標準來約束人心，達到鞏固宋朝統治及發揚理學的目的。在魏了翁和朝廷大臣的堅持下，宋寧宗同意於嘉定十三年將周敦頤諡為元公，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這是理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為理學在南宋後期成為官方哲學，併為後面的明元清三朝奉為圭臬起到了先導作用。
巴蜀之學與理學的關係
巴蜀之學作為地域性文化，它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深受理學的影響。而宋代巴蜀思想家比如魏了翁，與其他流遇巴蜀的理學家們共同促進了蜀學和理學的持續發展。
巴蜀文化
所謂的宋代蜀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指北宋以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蜀學；廣義上指兩宋時期除三蘇以外還有周敦頤、二程、張栻、魏了翁等在內的學術思想。所以，從廣義上看，周敦頤、二程及魏了翁的理學思想是囊括在宋代蜀學之內的。
三蘇：蘇洵、蘇軾、蘇轍
三蘇的蜀學雖然在當時對於全國有著很大影響，但是畢竟三者還是以其文學家身份享譽於歷史，所以他們的學術思想上對於思辨性和嚴謹性還有所欠缺。而理學家們的努力促使當時已經亦步亦趨的儒學得到新的發展，並且形成了思維更為嚴謹和更具思辨性的理學思想。這對於三蘇蜀學上的缺陷是有著補充作用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理學重哲學的特點使得宋代蜀學會受其影響。在詮釋經書的時候，當時的學者們將哲學和經學結合在一起，魏了翁就是這樣做的，於是使得巴蜀文化的哲學思辨性得到提到，讓巴蜀文化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結束語：當然，作為宋學和理學的分支，巴蜀文化和蜀地的理學無疑對於宋帶理學的發展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由此可見其在宋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進一步講，魏了翁的學術思想也對於巴蜀文化和蜀地的理學有著不小的貢獻，儘管他並不是一名純粹的理學家，其學術思想是豐富的，所以有必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與考究。
理學是魏晉以後三教合流時期學術界長期爭論與思想融合的果實，並且在宋朝以程朱理學為典型，對於我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和倫理道德都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理學經由南北兩宋的發展和演化，最終成為官學，對於我國封建社會的精神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也造成了宋代以後區別與漢唐的文化心理。
參考文獻
《宋史》
《二程集》
《中國文學史》
李文炤《近思錄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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