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是依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原文序
○朱熹序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陽，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
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谨识
○吕祖谦序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陰陽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东莱吕祖谦谨识
卷十 政事
10·01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预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二程文集》卷六《上太皇太后书》
[译文]
程颐先生上书说：钟，人发怒的时候敲它声音就雄武，忧伤时敲它声音就哀怨，这是人的真诚之意感动了钟融入钟声之中了。对人说话也是如此，古人所以要斋戒以后才去向君主进谏。我曾两次得以向皇帝进谏，没有哪一次敢不在前一天加以斋戒，沉定心思，保持诚敬之意，希望自己说的话能打动皇帝之心。如果一天到晚跟着所任官职的事务转，思虑纷乱，等来到皇帝面前，临时修饰自己的语言说得优美动听些，只是用口舌感动人，那样感人不太浅陋了吗？
10·02 伊川《答人示奏稿书》云：观公之意，专以畏乱为主，颐欲公以爱民为先，力言百姓饥且死，丐朝廷哀怜，因惧将为寇乱可也。不惟告君之体当如是，事热亦宜尔。公方求财以活人，祈之以仁爱，则当轻财而重民；惧之以利害，则将恃财以自保。古之时，得丘民则得天下。后世以兵制民，以财聚众，聚财者能守，保民者为迂。惟当以诚意感动，觊其有不忍之心而已。——《二程文集》卷九《答人示奏草书》
[译文]
程颐先生在《答人示奏稿书》中说：看您的意思，只以担忧动乱为主，我则想要您以爱民之意为重，极力向皇帝说明百姓快要饿死了，哀求朝廷同情怜惜，由此再说明担忧民众因穷困而为盗寇作乱，这样写是行的。不但上告国君的话如此说才得体，事之情势也应该这样说。您正在乞求财物以救人，以仁爱之心向皇帝请示，皇帝就会轻财而重民；如果以利害祸乱引起他的警惧，皇帝就会依仗财物以自保。古时候得到民众拥护就得到天下。后世用军队要挟民众，以财物招揽军队，聚敛几物的能够自己守护，安抚民众的被看成迂腐。我们只应该用诚意感动君上，希望他有仁爱之心罢了。
10·03 明道为邑，及民之事，多众人所谓法所拘者，然为之未尝大戾于法，众亦不甚惊骇。谓之得伸其志则不可，求小补，则过今之为政者远矣。人虽异之，不至指为狂也。至谓之狂，则大骇矣。尽诚为之，不容而后去，又何嫌乎？——《二程文集》卷九《答吕进伯简三》
[译文]
程颢任地方官，涉及民众的事，程颢的作法大多是普通人认为限于法令而不能作的，然而程颢作了从未对法令有多大违逆，也没有引起民众多大恐慌。说是实现了程颢的志愿是谈不上的，求得少有补益，那么已大大超过今天执政的人了。人们虽感到有些惊奇，但不至于指其为狂。到了称作狂的地步，就会引起大的惊骇了。竭尽诚意作你认为应该作的事，不能为世所容就离开，又有什么疑虑呢？
10·04 伊川先生曰：君子观天水违行之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作事，必谋其始，绝论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程氏易传·讼传》
[译文]
程颐说：“君子看见水与天背道而行的卦象，就知道人情会发生争讼的道理。所以只要作事，一定在开始时仔细思考，在最初就杜绝争讼的隐患，那么争讼也就不能发生了。谋虑于开始的含义是广泛的，如慎于人事交结，资金往来中文书契约要分明之类都是。
10·05 《师》之九二，为师之主。特专则先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凡师之道，威和并至则吉也。——《程氏易传·师传》
[译文]
《师卦》的九二爻，象征军队的统帅。凭借专权便随意而行，就君主而言就失去了在下者之道，不专权行事就没有成功之理。所以作到中道为吉利。在般治军之道，威势与和顺并用，刚柔相济就吉利。
10·06 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天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当为也。周公乃尽职耳。——《程氏易传·师传》
[译文]
世上的儒者有人评论鲁国用天子之礼乐祭祀周公之事，认为周公能立人臣所作不到的功勋，就可以用人臣所不得用的礼乐。说这话是不理解作人臣的道理。周公既然居于周公的职位，就该作这个职位上的事。在这个职位上能够作的事，都是应该作的。周公只是尽其职责罢了。
10·07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传曰：三当大有之时，居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谓以其有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义也。若小人处之，则专其富有以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程氏易传·大有传》
[译文]
《大有》卦的九三爻说：“公侯用其所有以享天子，小人作不到。”程颐解释说：九三这一爻在富裕之时，居于诸侯的位置上，拥有他的富裕丰盛，必然用来给天子享用以通于天子，认为自己所有的就是天子所有的，一切属于天子，这是作臣子的永久的道理。如果是小人对待这样的事，就独占这富有作为个人私利，不明白以己之有为公有，公己之有以奉养天子的道理，所以说：“小人不能够”呀。
10·08 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随》之初九：出门而交，则有功也。——《程氏易传·随传》
[译文]
人心所跟随的，多是自己亲近的人。常人之情，喜欢一个人就只看到他的好处，憎恨一个人就只看到他的错处。所以妻子儿女的话，纵然说错了也大多听从；其憎恶的人的话，即使是善的也认为是恶。如果因为亲爱谁就随从谁，那是按自己的私情去交与，怎能合乎正理呢？因此《随》卦的初九爻说：出门而交，就会有功。
10·09 《随》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传曰：随以得中为善，随之所防者过也，盖心所说随，则不知其过矣。——《程氏易传·随传》
[译文]
《随》卦九五爻的《象》辞说：“善与善以诚信相应，吉，是因为相应的双方位置都既中且正。”程颐解释说：选取你要追随的人以得中为善，追随中所要防止的是追随错了人，因为如果心中喜欢谁就去追随，那就不能察觉出错误。
10·10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击，纳约自牖，终无咎。”传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故曰：“纳约自牖。”能如是，则虽艰险之时，终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乐，唯其蔽也，故尔虽力诋其荒乐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处推而及之，则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说多行。非唯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财”是也。——《程氏易传·坎传》
[译文]
《坎》卦的六四爻辞说：“一杯酒两簋食，用瓦击盛了，从窗户里送进这粗疏的食品，最终不会有灾祸。”程颐解释说：这是说臣下用忠信善道结君心，一定要从他明达的地方才能深入其心中。人心都有蒙蔽的地方，有通达的地方，通达的地方就是明处，应该从他明白的地方告诉他，求得他的听信就容易，所以说：“纳约自牖。”能这样，则即使处于艰险之时，最终也得以没有灾祸。例如君心被荒游逸乐所蔽塞，正由于他被蔽塞着，所以即使极力指责荒游逸乐的坏处，怎奈他不清醒呢？一定要从他明白的地方进言而推广到他不明白的地方，就能使他的心醒悟了。自古以来善于谏诤其君主的人，没有不是借助于其明白的地方引入的。所以那些直言强硬的人，大多违逆君意；而温厚明辩的人，其意见大多能够实行。不仅进谏国君应该如此，教导人也是这样。教人一定要凭借他自身的长处使之发扬开去，所长之处，就是心中明达之处呀。从他心中明达之处入手，然后推广到其它方面，这就是孟子讲的“成德”和“达材”呀。
10·11 《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传：初六居下，而四为正应。四以刚居高，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志，异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变也。世之责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程氏易传·恒传》
[译文]
《恒》卦的初六爻辞说：“浚恒，贞凶。”《象辞》说：“浚恒之所以凶，是因为开始要求得太多了。”程颐解释说：初六爻处在下位，与九四爻为对照。九四爻以其刚陽之性居在高位，又被九二、九三两爻阻碍了与初六的相应，所以它与初六相应的志趣，已经不同于正常的相应之理了。而初六对九四的要求的希望却很迫切，这是懂得常理而不懂权变呀。世上对故旧素交要求过于深切而导致交情破裂以至后悔取咎的人，全都是“浚恒”啊。
10·12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异。”传曰：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不能大同者，乱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程氏易传·睽传》
[译文]
《睽》卦的《象》辞说：“君子处世同而有异。”程颐解释说：圣贤处世，在人的常理方面，无不与人尽同。对世俗所一致追求的东西，则有时独异。不能在人的常理方面与人大同的人，是违反常道忤逆常理的人；不能有特立独行的人，是随俗俯仰习惯于为非的人。主要在于能大同又能保持独异。
10·13 《睽》之九二：当睽之时，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理义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宛转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径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氏易传·睽传》
[译文]
《睽》卦的九二爻：当分离之时，君主之心未能与我融合，贤臣处在下位，就要竭其辅佐之力，尽其忠诚之心，以期使国君信任而与我相合而已。用至诚去感动国君，竭尽全力去扶持国君，讲明义理以使国君获得知识，杜绝蔽塞惑乱君心的东西以使国君诚意，如此宛转委曲以求国君与我相合。这一爻的《象》辞上说的“遇”，就不是专门绕了弯去巴结，“巷”就不是邪僻的小道。所以《象》辞说：“遇君于巷，没有失去为臣之道。”
10·14 《损》之九二曰：“弗损益之。”传曰：不自损其刚贞，则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刚贞而用柔说，适足以损之而已。世之愚者，有虽无邪心，而惟知竭力顺上为忠者，盖不知“弗损益之”之义也。——《程氏易传·损传》
[译文]
《损》卦的九二爻辞说：“不损而益。”程颐解释说：不减损自己的刚贞，就能对君上有好处，这就是“益之”。如果失去自己刚贞之性而用柔媚去取悦于上，正好损害君上而已。世上愚笨的人，有的虽然没有邪念，却只知道极力服从君上，认为这便是“忠”，这样的人不明白“不损而益”的道理呀。
10·15 《益》之初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传曰：在下者本不当处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为在上所任，所以当大事，必能济大事而致元吉，乃为无咎。能致元吉，则在上者任之为知人，己当之为胜任。不然，则上下皆有咎也。——《程氏易传·益传》
[译文]
《益》卦的初九爻说：“有利于让他作大事，作得绝对好，无咎。”《象》辞说：“作得绝对好才无咎，是由于在下者不应该担当大事。”程颐解释说：在下位的人本不该处理厚事。厚事，就是重要的事。由于是在上者的委任，所以才担当了大事，一定要能成就大事而作到绝对地好，方能无咎。能作得绝对地好，那么在上位的人委任了你是知人善任，在你自己担当了这大事是有才华而胜任。如果不能作得绝对地好，那么在上者委任失误，在下者处事不当，都有罪过。
10·16 《旅》之初六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传曰：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元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灾咎也。——《程氏易传·旅传》
[译文]
《旅》卦的初六爻辞说：“路途中琐碎小器，正是惹祸的原因。”程颐解释说：志趣卑劣的人，又处旅途辛苦之中，就更加鄙陋猥琐，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这正是他们招致欺诲，自招殃祸的原因。
10· 17 《兑》之上六曰：“引兑。”《象》曰：“未光也。”传曰：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虽说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过，实无所说。事之盛则有光辉，既盛而强引之长，其无意味甚矣，岂有光辉也？——《程氏易传·兑传》
[译文]
《兑》卦的上六爻说：“引兑。”《象》辞说：“未光也。”程颐解释说：高兴已经到了顶点，而又勉强牵引着要继续喜欢下去，纵然喜欢他的心还未完结，但事理已经过当，确实没有什么可喜悦的。事物达到鼎盛时则有光辉，鼎盛以后又勉强使之持续下去，那是太没意思了，哪里还有光辉呢？
10·18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议狱缓死。”传曰：君主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其恻而已。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程氏易传·中孚传》
[译文]
《中孚》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诚信的精神议论刑狱，减缓死刑。”程颐解释说：君子在讨论刑狱时，尽自己的忠诚而已；对于判决死刑，极尽恻隐之心罢了。君子对天下的事，无不竭尽自己的忠诚，而讨论刑狱减缓死刑，又是尽忠中最大的事。
10·19 事之时而当过，所以从宜，然岂可过甚也？如过恭、过哀、过俭，大过则不可。所以小过为顺乎宜也。能顺乎宜，所以大吉。——《程氏易传·小过传》
[译文]
事情有时应该作得稍过分一点，那是为了顺从时宜，但如何能做到稍有过分呢？如行为过分谦虚、丧事过分悲痛、用度过分节约，太过分就不行了。稍有过分是为了顺从时宜。能够顺乎时宜，所以就大吉。
10·20 周公至公不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蔽。其处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习；其存诚也，荡荡焉无顾虑之意。所以虽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圣也。《诗》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程氏经说·诗解》
[译文]
周公心存至公而没有私念，他的进身和退守全都根据正道，没有利欲蒙蔽他清明的心。他的处身行己，夔夔然有恭谨畏惧之心；他心存诚意，坦坦荡荡没有疑惑之意。所以他虽处在危难境地，而不失于圣人的气度。《诗经》上说：“周公他恭逊高大又美好，赤鞋礼服步履安详真大度。”
10·21 明道先生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辩，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程颢向吴师礼谈说王安石之学的错误，他说：你代我全部转达给王安石，我也不敢自认为正确。如果有所辩说，希望转达回来。学问是天下公理，没有你我之分。如果真的辩明了，不是有益于王安石，就一定有益于我。
10·22 天祺在司竹，常爱用一卒长。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皮，遂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有介意。其德量如此。——《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张戬任司竹监丞时，经常爱用一名卒长。快到任满交替的时候，他自己看见这卒长偷窃竹笋，于是依法治其罪而不稍加宽恕。治罪之后，对待他还和开始一样好，丝毫也不介意。其德量是如此地宽大。
10·23 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有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二程遗书》卷四
[译文]
有弟子说：我与人交往，看到他有过错而不告诉他，就感到心中不安。告诉人家，人家却不接受，怎么办呢？程颢说：与人交往却不告诉其过错，是对朋友不忠。要使忠诚之心相交相通，在你告诉他过错之前，那么话一说出，人就听信了。又说：朋友之间劝善之道，要使诚意有余而劝善的话常感不足，则对人有益，对自己也不会自取侮辱。
10·24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著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令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处今之时，不安于今日之法令，不是义。如果说到治政，不去作就罢了，如果还要出来作官治事，就应该在当今的法令内处理使其恰当，才算是合义。如果说须要更改法令后才去作，那又有什么义呢？
10·25 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多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现今的监司多数不和州县官协力为治，监司官一心只要窥视密察州县官的罪恶，州县官也就多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作为监司官，不如推诚心与州县官共同图治，州县官有作得欠缺，可以教导的就教导，应该督责的就督责。教导督责都不听了，就挑选一两个严重的罢免了，使得足以警戒其他人就可以了。
10· 26 或问：簿，佐令也。簿所欲为，令或不从，奈何？曰：当以诚心动之。今令与簿不和，只是争私意。令是邑之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过则归已，善则唯恐不归于令，积此诚意，岂有不动得人？——《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主簿，是辅助县令的。主簿想要作的事，县令不答应，怎么办？程颐说：应当用诚心去感化他。如今的县令与主簿不和，只是以私意相斗。县令是地方的长官，如果主簿能用对待父兄的方法对待他，有了过错自己承当，有了好的名声只担心不能归功于县令，积累这样的诚意，哪会不能感动他人？
10·27 问：人于议论，多欲直己，无含容之气，是气不平否？曰：因是气不平，亦是量狭。人量随识长，亦有人识高而量不长者，是识实未至也。大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资也。天资之量须有限。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闻谢玄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后益恭谨者，只益恭，便是动了，虽与放肆者不同，其为酒所动一也。又如贵公子位益高，益卑谦。只卑谦，但是动了。虽与骄傲者不同，其为位所动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宜大，不待勉强而成。——《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人在讨论的时候，大多想伸直自己的观点而说服别人，缺乏宽容的气度，是气性不平吗？程颐说：当然是气性不平，也是器量狭小。人的器量随着见识增大，也有人见识高而器量不长的，是见识真正还没有达到。一般别的事，人都可以勉强，只有见识器量不可勉强。人有斗筲一样的量，大一点有釜斛一样的量，再大有钟鼎一样的量，又大有长江大河一样的量。长江大河那样的器量可以说是大了，但还有边际，既然有边际就有满的时候，只有天地之量则没有满的时候。所以圣人是天地之量的人。圣人之量，与道为一；常人之量，是天给的一分。天给的器量应该是有限度的。大凡人六尺之躯，力量就这么大，即使想要不满足，也是不可能的。如邓艾位至三公，年到七十，处事处得极好。等到因为平蜀有功，心意便动摇了。谢安听到侄子破苻坚的消息，正和客人下围棋，驿报送到，没有喜色。等到他下完棋回到后边去时，激动得把屐齿都弄折了。勉强大器量最终是不行的。又如有人大醉后更加谦恭谨敬，只这更加恭谨，就是被酒动摇了心性，虽然与醉后放肆妄为的人有区别，但是被酒动摇心性是相同的。又如一些贵公子，官位越高，就越谦下。只这谦下，就是被官位动了。虽然与因官高骄傲的人有区别，但是被官位动摇了心性是相同的。只有那些深明大道的人，器量自然应该大，不需要勉强而自成大器之人。
10·28 横渠先生曰：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张载《横渠文集》
[译文]
张载说：一般人当上级容易，当下属难。但不能当下属的，也不能任用下属，这是因为不能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大抵要使用人，经常是同样事以前自己曾经作过，这类事上就能使用人。
10·29 《坎》：“维心亨”，故“行有尚”。外虽积险，苟处之心亨不疑，则虽难必济而“往有功也”。今水临万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复凝滞。险在前，惟知有义理而已，则复何回避？所以心通。——张载《横渠易说》
[译文]
《坎》卦《彖》辞说：“只因内心亨通”，所以“行为可以崇尚”。外面虽然聚敛着重重的危险，但如果身处险境而心中亨通不疑，那么即使艰难也必然能够渡过，并能“往而有功”。如今的形势是水临万丈之山，要落下就落下，再没有凝滞不畅。面对艰险，只懂得根据义理前进而已，还有什么要回避的？这就是内心亨通的原因。
10·30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于其所难者则惰，其异俗者，虽易而羞缩。惟心宏，则不顾人之非笑，所趋义理耳，视天下莫能移其道。然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义理不胜。惰与羞缩消则有长，不消则病常在，意思龌龊，无由作事，在古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于义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况吾于义理已明，何为不为？——张载《横渠易说》
[译文]
人之所以不能施行自己的主张，其原因是在那些困难的事情上懒惰，那些与世俗不同的事，即使容易却羞怯退缩而不敢作。只有心胸宽广的人，则不顾他人的非议与嘲笑。你所追求的是义理，义理当行时，全天下都没有谁能改变我所行之道。然而你作了，别人也未见得一定感到奇怪，不能做的原因，正在于自己本身义理之心不够强胜。懒惰与退缩之心减少则义理之心增长，不减少就病根常在，意思龌龊，无法干成任何事。在古代崇尚气节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有所作为，其行为未必符合义理，然而除非有志气节烈之士作不到，何况我们已经懂得了义理，义理所当为的事，为何不去做呢？
卷十一 教学
11·01 濂溪先生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上矣。——周敦颐《通书·师》
[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刚之性表现为善，是正义，是刚直，是果断，是坚毅，是于练贞固；表现为恶，是猛悍，是狭窄，是强梁。柔之性表现为善，是仁慈，是和顺，是谦让；表现为恶，是软弱，是无断，是邪佞。中的意思，是和，是适度，它是通行天下的大道，是圣人才能做得到的。所以圣人设教，是要使人自动抛弃刚柔之恶，自动达到中和并保持于中和。
11·02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有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说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二程文集》卷六《上太皇太后书》
[译文]
程颐先生说：古人生了孩子，能吃饭能说话就开始教育。大学教人的方法，首先是预先薰陶和预防。人在幼小的时候，知识思虑无所偏主，就应该每天让他听到圣贤格言至论，尽管他还不明白，也应当再而三地让他听，让他受其薰染，使他满耳满腹都是这些话，时间一长，自然安于习惯于照着格言至论去作，其品性就象天生本有的。即使有人用别的邪说去蛊惑他，他也听不进去。若不及早加以薰陶培养，等到稍大一点，内心产生了私意偏好，外边又有众人用诡诈的语言侵蚀着，想让其心性纯而不杂、完而不缺，那是不可能的。
11·03 《观》之上九曰：“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传曰：君子虽不在位，然以人观其德，用为仪法，故当自慎省，观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则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程氏易传·观传》
[译文]
《观》卦的上九爻辞说：“观其生，君子无咎。”《象》辞说：“观其生，志未平也。”程颐解释说：君子即使是不在其位时，由于众人仰望着他的德行，作为天下的仪表和法式，所以也应该自慎自省，观察他的生活方式，时常符合君子的准则，那么人们就不会失去他们仰望中的榜样而潜移默化了。不能因为自己不在其位，就松懈自己的心志而一无所事啊。
11·04 圣人之道如天然，与众之识，其殊邈也。门人弟子既亲炙，而后益知其高远。既若不可以及，则趋望之心怠矣。故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临丧，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于洒”，尤其近也。而以己处之者，不独使夫资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程氏经说》
[译文]
孔子的学问仿佛天然生成，一般人的见识，与之相隔太远了。他的弟子们既然在身边受教，就更了解他学问的深远。但是如果让人感到他的学问高不可攀，那么向往之心就会怠惰。所以孔子教人，经常按照所教对象的水平施教。例如他说：“出门服侍公卿，在家服侍父兄，丧事不敢不尽礼。”这都是君子普通行为。又说“不被酒所困”，更是与平常人贴近了。用他自己对待这些事的作法去教导人，不仅使那些天资低下的人努力想去做得到，而那些才智高的人也不敢由于浅近而看不起。
11·05 明道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程颢说：忧虑自己的子弟才智俊快却心志浮泛的，就只教子弟学经念书，不得让他作诗文等。小孩子一切爱好都会改变其学道之志。至于说到书法，是和儒者最贴近的事，然而一走向爱好，也会丧失学道之志。象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说他们真正是好人则可以，曾见过书法家们哪个深明圣人之道吗？一生的精力全用到这上边，不仅白白浪费时光，对于学道也有损害，就此足以知道书法也会丧失人学道之志。
11·06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二遗书》卷二上
[译文]
教人如果学习者没有感到学习中的乐趣，他就一定不会乐于学习。我想将来用歌舞教他们，正如《诗经》中三百篇，都是古人作了教人的。如其中《关雎》之类，其作用是夫妻之礼正于家而为风化之始，所以周公把它用到乡人身上以教其民，用到邦国中以教其臣，天天使人听到它。但这样的诗，语言简约深奥，今天的人不容易理解。所以我想另作新诗，大约说明教育童子洒扫、应对、事长的节目，让他们早晚歌唱，或许对他们的学习应有帮助。
11·07 天下有多少才！只为道不明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今人如何会得？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天下有多少人才呀！只由于圣人之道不兴盛于天下，所以这些人才不能有所成就。并且古代培养人，“诗篇使之振奋兴起而向学，礼使人能够立身，乐使学业得以成就。”现在的人怎么能够呢？古人对于《诗经》，就如今人口头唱的歌曲一样，即使是街上的无知小童，都熟知其说而明白其义，所以能由诗篇振奋兴起。后世的老经师旧大儒，尚且不能理解《诗经》之义，如何要求学子们通晓呢？这就不能“振奋兴起于《诗》”了。古代的礼制已经废弃，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人之大伦不能昭明于天下，以至于人治家都没有了法则，这就不能“学礼而立身”了。古人有歌唱以涵养其性情，有音乐以涵养其耳目，有舞蹈以涵养其血气，现在都没有了，这就不能“成就于乐舞”了。古人造就人材容易，今天造就人材困难。
11·08 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初学者须是且为他说，不然非独他不晓，亦止人好问之心。——《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孔子教人，“不到他要弄通又弄不通的时候不去点透他，不到似乎能说出来又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引发他。”因为不到这种“愤”、“悱”的状态而去启发他，那么他掌握得就不牢靠；待到“愤”、“悱”之时然后启发他，他就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进。学者应该深思，深思以后不能理解，然后给他说透就好。但初学者应该给他讲，否则不但他不明白，也会妨碍了他好问之心。
11·09 横渠先生曰：“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仁之至也，爱道之极也。己不勉明，则人无从倡，道无从宏，教无从成也。——张载《正蒙·至当》
[译文]
张载说：以礼去教育人的人，自己能够“对人恭敬、贬抑自己、遇事退让以倡明礼”，这是仁的终极，是爱人之道的极致。自已不率先勉力以明礼，那么众人没有模范，圣人之道不能宏扬，教育也就无法成就。
11·10 《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人未安之，又进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节目。不顾安，不由诚，不尽材，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圣人之明，直若庖丁解牛，皆知其隙，刃投余地，无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为，但以其不由于诚，则不尽其才。若曰勉率而为之，则岂有由诚哉！——张载《礼记说》
[译文]
《礼记·学记》中说：“教的人只管推进进度尽量地教给学生而不管学生是否已经熟悉，这就使得学习的人不用其忠诚之心对待学习而是欺骗、敷衍老师，教人的人也就不去充分发挥学生的材性。”学习的人还没有熟悉学过的东西，就又进入新的学习内容；还没有懂得已经告诉他的道理，就又告知新的道理。这种方法于教无益，只是教人生出不安、不诚等毛病。不管学生是否熟悉，使学生不用其忠诚，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材性，这都是胡乱盲目的施教。教育人是最困难的事，一定要充分发挥人的才智，才不误人。观察他能达到哪一个地步，然后把相应的东西告诉他。圣人就有准确地把握学习者的明睿，简直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全都知道其骨节间隙在哪里，投刃于绰绰有余之地，他眼中没有一头完整的牛，人的才能足可有所作为，但因为他不用自己的诚心，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如果说勉强草率去做，又如何能说是使用了他的诚心了呢？
11·11 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张载《礼记说》
[译文]
古时候的孩子，就能够敬事长者。年长的人和他牵着手走路，他就两手捧住长者的手。问他话，他就掩着口回答。因为稍有一点不敬事，就不是忠信了。所以教孩子，首先要教育他“安详恭敬”。
11·12 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学者之际，彼虽议论异同，未欲深校。惟整理其心，使归之正，岂小补哉！——张载《孟子说》
[译文]
孟子说：“当政的人不值得去指责，他们的政令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过失。”不但君心如此，以至于同学与后学之间，他纵然议论和你有区别，也不要深加论辩纠正。只有纠正条理其心，使其心中不正确的东西纳入正确的轨道，这对人仅仅是小的补益吗？
卷十二 警戒
12·01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周敦颐《通书·过》
[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子路爱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因而有无穷的美名。今天的人犯了过错，不喜欢人来规劝，就象护着身上的病而忌讳医治，宁可灭亡自身也不醒悟。唉！
12·02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丧败者也。——《程氏易传·泰传》
[译文]
程颐先生说：德与善一天天积累，则福和禄就会一天天自己到来。德行高出了享有的禄位，那么即使所享之禄达到顶点也不称作满。自古以来官隆福盛之家，没有不丧失道义而会衰落的呀。
12·03 人之豫乐，心悦之，故迟迟，遂至于耽恋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终日。如二可谓见几而作者也。盖中正故其守坚，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程氏易传·豫传》
[译文]
人对于安逸豫享乐，心中喜悦，不肯断然舍弃，故迟之又迟，终至于迷恋安乐而不能自拔。《豫》卦的六二爻，能以中正自守，其品质高介如石，能够很快舍弃逸乐而去，不等过完这一天。象六二爻之明智，可以称得上是看到征兆就迅速行动的了。由于其处中正之位所以能守身坚定，又能及早区别逸乐之害，而迅速地舍弃它。
12·04 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则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衅孳萌，是以浸婬不知乱之生也。——《程氏易传·临传》
[译文]
圣人戒备祸患，一定要在正当兴盛之时。当兴盛的时候不知戒惧，因而习惯于安乐富足就会产生骄侈，乐于舒适肆意纲纪就会破坏，忘怀于祸乱事端就会萌动，因此就象水渐积渐多一样，国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终至发生动乱。
12·05 《复》之六三，以陰躁处动之极，复之频数而不能固者也。复贵安固，频复频失，不安于复也。复善而屡失，危之道也。圣人开迁善之道，与其复而危其屡失，故云“厉无咎，”不可以频失而戒其复也，频失则为危，屡复何咎？过在失而不在复也。——《程氏易传·复传》
[译文]
《复》卦的六三爻，以陰躁之性又处在下卦震动的终点上，是再三地复于善却不能固守于善的象征。复善改过贵在安定稳固，频频地复又频频地失，是不能安居于复善呀。复于善又每每失去，这是危险的呀。圣人向人指明了迁善改过之路，赞扬勉励人们复于善而又让他们明白屡次失败的危险，所以爻辞说：“厉无咎。”又不可以因为屡次改过复于善而又频频失误而制止他迁善改过啊。频频地失去是危险，屡次改过有什么错误呢？过失在于失误而不在于复善。
12·06 睽极则喭戾而难合，刚极则躁暴而不详，明极则过察而多疑。暌之上九，有六三之正应，实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虽有亲党，而多自疑猜，妄生乖离，虽处骨肉亲党之间，而常孤独也。——《程氏易传·暌传》
[译文]
暌离到了极限，则乖戾而难与人合，刚强到了极限就暴躁而不安详，明敏到了极限就过多审察而走向多疑。暌卦的上九爻，本来有六三爻与之正应，其实并不孤立。但它的特性乖戾、暴躁、多疑，是自我孤立起来了。这好比人，虽是亲戚族人，但多自猜疑，妄生乖离，即使在至亲骨肉亲族之间，却常常是孤单的。
12·07 《解》之六三曰：“负且乘，致寇至，贞吝。”传曰：小人而窃盛位，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终可吝也。若能大正，则如何？曰：大亚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则是化为君子矣。——《程氏易传·解传》
[译文]
《解》卦的六三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程颐解释说：小人而窃居高位，即使他尽力去做正事，但由于品质卑劣，原本不是在上位的人，最后也不免于羞涩。或者有人说：假如他能变成极正派的人，又会怎样呢？回答是：极其正派，不是陰柔之性所能作到的。如果能，那是改变气质而成为君子了。
12·08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传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程氏易传·益传》
[译文]
《益》卦的上九爻辞说：“没有人给他东西，却有人去攻讦他。”程颐解释说：理是天下的大公，利是人们一致追求的东西。如果能使自己的心公平，不失于正理，那就会与大众同享利益，不去侵略别人，别人也就想给他。如果好利心切，心为自私所蒙蔽，追求自己得益，而损害别人，那么别人也就与他抗争，所以就没有人肯送给他什么，而有人去攻击他并且夺取他的东西了。
12·09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传曰：夫止道贵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时，而定于一，则处世乖戾，与物睽绝，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举世莫与宜者，则艰蹇忿畏，焚挠其中，岂有安裕之理？厉薰心”，谓不安之势，熏烁其中也。——《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艮》卦的九三爻说：“它把艮的上下卦分隔开，它割裂了脊骨上的肉，不安之势象火一样炙烧着它的心。”程颐解释说：止之道贵在得宜，行动和静止不能按时，而却定着于一处，如此去处世，就乖戾不合，与他人背离继绝，那是很危险的呀。人倔强地胶着在一个角落里，而全天下没有与他合得来的人，那就会有艰险困迫愤恨畏惧，焚烧着、扰乱着他的心，哪里还有安闲宽裕的道理？“厉薰心”，说的就是不安之势，炙烤他的内心呀。
12·10 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说之惑人，易入而可惧也如此。——《程氏易传·兑传》
[译文]
即使圣如虞，他尚且害怕那些花言巧语、以媚顺之色讨好人的人，可见取悦的手段迷惑人，是多么的容易攻入人心而且可畏呀。
12·11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从人，尽天下之议，则不能成其功，岂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鲧虽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强，喭戾圮益甚，公议隔而人心离矣，是其恶益显，而功卒不可成也。——《程氏经说·书解》
[译文]
治水，是天下重大责任呀，除非他有至公之心，能够抛弃一己之明而顺从他人，充分采纳天下人的议论，则不能成其功，难道是依仗一己之能，背理行事，败坏善类的人所能承担的吗？鲧虽然治水九年而没有成功，但他所治理的，自然不是其他人所能赶得上的。正因为他取得了足有可叙之功，所以就更加自信个人的能力，更加严重地情性乖离毁败群类，天下公议听不到了，人也与他离心离德，如此一来，他的恶性就更加暴露，而最后也不可能成功。
12·12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已先不好了也。——《一程遗书》卷一
[译文]
人对于奉养自身的外物，事事都要好，只有自己这一个身心反倒不要好。如果得到了外面奉身之物都好了的时候，却不懂得自己的身心已经先变好了。
卷十三·异端
1、明道先生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闢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2、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查必至于是也。3、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
4、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
5、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婬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駸駸然入其中矣。颜渊问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复戒以放郑声，远佞人，曰："郑声婬，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边佞耳，然而于己则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于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须著如此戒慎，犹恐不免。释氏之学，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后，便不能乱得。6、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得，故说许多。譬如负版之虫，已载不起，犹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终不道放下石头，惟嫌重也。
7、人有语导气者，问先生曰："君亦有术乎？"曰：吾尝"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节嗜欲，定心气"，如斯而已矣。8、佛氏不识陰陽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
9、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设教如是，则其心果如何？固难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故不若且于迹上断定不与圣人合。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10、问：神仙之说有诸？曰：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譬如一炉火，置之风中则易过，置之密室则难过。有此理也。又问："扬子言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能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圣人肯为，周孔为之矣。
11、谢显道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先生。先生曰：凭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
12、横渠先生曰：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谓之穷理可乎？不知穷理而谓之尽性可乎？谓之无不知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从也。13、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14、浮图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图极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蔽。自古詖婬邪遁之辞，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向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哉！
卷十四 圣贤
14·01 明道先生曰：尧、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人。——《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程颢说：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到商汤和周武王时，就有了区分。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自然的本性，”“汤、武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性。”自古没有人这么说，只有孟子分辨出来，便可知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近似于尧、舜，大禹之德则近似于汤、武。总之都是圣人。
14·02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辨。——《二程书遗书》卷五
[译文]
孔子就如天地一元之气；颜回就如春风春雨之生意；孟子表现出秋天肃杀之气。孔子道全德备，一切之善无不包容，颜回以“不违背孔子的话，象是愚蠢”的学习精神展示给后世，有一种自然和气，使后世之人不言而自化。孟子则显露出自己的才气，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仲尼的无不覆无不载，高明博厚有如天地。颜回就如和风庆云一样有一种协气祥光。孟子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山壁立的岩石气象。孔子之道与天地浑然一体，无迹可寻，颜回则略露些人的迹象，孟子则是心迹昭著，发挥透彻。孔子完全是一个爽快人，颜回完全是谦和，孟子完全是雄辨。
14·03 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曾子教授圣人之学，其德行后来日益上进到不可度量的程度，怎么明白他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呢？正如他说：“我只求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且不要推敲文字，只看他气度极好，他所看到的是大处。后人虽然也有些好的言语，只因为品质卑劣，终究也不象个有道之人。
14·04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己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二程遗书》卷十七
[译文]
传授经书艰难。如孔子死后才百十年，传授就已经有了偏离。孔子的学问，如果不是子思、孟子的宏扬，则几乎要消失了。圣人之道何曾息灭过，只是人们不实行。就如董仲舒说的：“周文王、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只是幽王、厉王不实行。”
14·05 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己失；扬子虽少过，然己自不识性，更说甚道？——《二程遗书》卷十九
[译文]
荀子的学说非常偏杂，只一句“性恶”，根本就错了。杨雄虽然少有过失，但他既然不理解性，还说什么道？
14·06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译文]
董仲舒说：“弄清楚什么是义和不义，而不去谋求利益；讲明圣人之道而不计较功效。”这就是董仲舒胜过诸子的地方。
14·07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译文]
诸葛亮有王佐之心，但对于圣人之道却不尽知。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就是让他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天下，他也不做。诸葛亮一味追求成功而进攻刘璋，将要被曹操瓦解，夺取之而兴刘氏，是可以的。
14·08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韩愈也是近世豪杰之士，例如《原道》一文中语句虽存在着一些毛病，然而自孟子之后，能将如此大的见识探究出来，只有韩愈一个人。至于判断说“孟子是醉而又醇的儒者”，又说“荀子和扬雄，他们的学术选择得不够精察，说的又不够详细。”倘若不是他确有真知灼见，如何能在继孟子几千年之后，判断得如此的分明呢？
14·09 学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至有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学道本来是修德，有了德行然后就能写好文章了。韩愈反过来学了，他是由于要学写文章，每天追求自己未能达到的东西，于是就于圣人之道有了收获。如他说：“孟轲死后圣人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象这样的言语，不是因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捏造得出的，一定要自己有所发现。如果不是自有见地，就不知道他自己说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
14·10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同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辩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辩。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逝，皆未及也。其辩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间，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间风者诚服，睹德者心醉。虽小人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紧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方监司兢为严急之时，其待先生率皆宽厚。设施之际，有所赖焉。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导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则人不可及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
[译文]
程颐为程颢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他天资禀赋既已异于平常人，而他充实善性持养身心又得法。他的品行，精纯得就像精金，温润又像美玉。他的性情，宽广而有限制，柔顺但不随波逐流。他忠诚之志可穿透金石，敬父爱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看他的容颜，其待人接物就象春天的太陽那样温和；听他的言语，其深入人心就如时雨一样滋润万物。心胸光明如重门洞开，透彻而无间隔隐蔽；而要测其学识的蕴蓄，则又浩瀚如苍海之无边无际；想说明白他的美德，他却众善具备再美的语言也不足形容。他推行自己思想，首先自身主于谨敬，然后再推广自我之心以及人。见到别人有善行就象自己的善行一样珍惜和赞赏，自己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人。心胸之宽就如住在广大的居室中，行为端庄大方就如走在平坦的大路上，说话必定切实不作空言，行动必有常规而不放纵。他的学习，从十五六时，听到周敦颐评说圣人之道，于是就厌倦世人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开始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地杂学各家，出入于老庄佛释将近十年，又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他明达事物之情，精察人伦之序。他知道“尽性知命”的高深，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又知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原与明礼知乐的人事相通。辨别异端之学的似是而非，指明千万年来未能弄明的疑问。自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他认为孟子死后圣学没有下传，以接续道统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大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是由于异端之学损害了它。过去危及圣学的杨墨中韩之类学说粗鄙而容易看出其荒谬，今日害道的佛老之学深远而难以明析。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昧，今天的异说渗入人心都是利用人的高明。佛家自称能通达天地的玄，而其实不能有为于天下。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容一切无不周详，其实他们是抛弃了伦常之理。佛家自认为其理论穷尽深奥之理、探极精微之处，而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大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陋而不通达，就必然跑到佛教那里去。自从圣人之道不得明于天下，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充塞了人民的耳目，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有高明才智之士，拘泥于耳目的见闻，生如沉醉，死如梦寐，而不自觉其不明理的迷惑。这些都是正路上荒草秽木，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必须开采出路才能进入大道。先生他进身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人民，退身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不幸早逝，进退之事都未及作成。他辨析精微之论，多少有为世人所见者，是他的学生们传播的呀。先生门下，学生非常多。他的言语，浅显易懂，不论聪明的愚蠢的，听了都能受益，就象一群人在河里喝水，虽然各自所需不同，但各自都得到了彻底的满足。他的教人，从寻求知识开始直到知其所止，从内心诚意开始直学到平治天下，从童子初学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入圣人之域的穷理尽性，整个过程都循循而有序。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而务求高远，身处于下却窥望高处，导致自己的轻浮自大而到底也学无所得。先生他对待人，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以意感人人必能应，教导人人能轻松地听从，指责人人也不会恼恨。不论贤愚善恶，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得其心。奸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奉献真诚，暴戾傲慢的人在他面前也表现出谦恭。听说他的风范的人就诚服，看到他的德行的人佩服得心醉神迷。纵然是小人与他追求不同，考虑利害相妨，时时加以抵毁，但他们退处而自我思考时，没有不认为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的。先生的治理政事，用宽大去治理恶人导其向善，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当朝廷法令紧密严苛的时候，他也从未学着众人去作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人人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无法作事，而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宽绰有余。众人忧虑很难作的事，而他作得却很兴盛。即使在仓卒遇变之时，也不动声色。当监司们纷纷严密紧急地观察州县官时，他们对待作州县官的先生他全都很宽厚。处置事务时，还有依靠先生处。先生他制订的纲纪条文法度，人们可以效仿着去作。至于他引导人民，人民就会跟随，以诚动人而人自然和顺，不求外物应己而外物自应之，未曾以自己的诚信施于人时人民已先相信了，这些都是人们无可比拟的。
14·11 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二程遗书》卷十二
[译文]
侯师圣说：朱光庭到汝州拜见程颢，回来后对别人说：“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酢、杨时开始去拜见程颐，程颐瞑目而坐，两人站在门外等待。程颐醒后，看着他俩说：“你们还在这里呀？天已经不早了，算了吧。”及至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14·12 刘安礼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见其忿厉之容。——《二程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
[译文]
刘安礼说：程颢先生德性充实完美，纯和之气，充溢前前后后，和乐平易宽大，一天到晚都是愉悦的。我跟随先生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有愤怒严厉的神情。
14·13 吕与叔撰《明道先生哀词》云：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办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优为，从客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二程遗书》附录
[译文]
吕与叔作《明道先生哀词》说：先生他负有独特之才能，明于高深学问的要旨；博学于文献而强记之，亲身实践努力探讨；精察人伦明知事理，完全地掌握了人之所以当止；心中如涣然冰消，透彻理解了大道的本体。他的学问由博而回于约，掌握的就在自己一心一身。虽然外事作用于我者变化不一，他知道心是应物之主，一心随感而应也没有边际；天下之理虽然众多，他明白万理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则一切理都可自足。他的修养达到了精诚致一的境界，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自信之心，圣人再生也不会纠正他的学说。他的德行养成了，太和之气充盈透切，表现于声音容貌，使人望见其崇高渊深，无法轻慢，遇事当为而为，从容不迫，然而其至诚之心诚恳深切，作不好决不舍弃的。他对自己希望和要求远大，宁可学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用小小一善来成就名声；宁可以天下有一物不受圣人恩泽看作自己的过失，追求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不把一时的有利于人作为追求的事功。他自信笃厚，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行，就不故作高洁而去其位；只要是依义而行我心安稳，虽有小官也有所不值得去做。
14·14 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尝谓门人：“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己矣。”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张子全书》卷十五
[译文]
吕与叔作《横渠先生行状》说：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交兵时，张载先生十八岁，当时慨然以立功边疆自许，上书谒见范仲淹。范仲淹看出他是远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责斥他说：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学问，为什么要从事于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先生读《中庸》，虽然喜爱，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又访求佛教、道家之书，读了多年，透彻地了解了佛、道的学说，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又返回来读六经。嘉祐初年，与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于京城，共同研究道学之大要。先生他胸中疑问涣然冰释，自信地说：“我们儒学的理论自身十分充足，为何要寻求别家之说？”于是舍弃异端之学，成为淳厚的儒者。晚年从崇文院因病去职西归横渠镇，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间房子里，身边放的全是书，俯首而读，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坐起来，点上灯烛去写。其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精深思考，从未有一刻间断，也从未有一刻的忘却。学生有所问，经常告诉他们学礼并去修养本性，和学问变化气质的方法，要求学生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可以。听到他这些话的人无不触动于心而有所进步。他曾经对门人说：“我治学心中有所领悟时，就选择适当的言辞把它表述出来；表述得没有错误，然后用来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错误，我就感到胸中充实了。精熟义理，达到神奇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先要熟悉有关事情的道理，如此而已。”先生他气质刚毅，德性充盛，容貌严肃。但和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一天天亲近。他的治家与在外交往，一般说是正己以化人。人不能信任他，他就返回来修养自身，而不告诉他人。虽然有的人到底也不理解他的用心，他照常安心而行并不后悔。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人，闻其风而畏服，不符礼义的事，不敢以丝毫加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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