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十年寒窗，一朝得中。其实在古代，因为物质条件所限，参加考试并非易事。事实上，仅是赶考这一个环节，就让诸多学子发愁。
有举子命丧路途
赶考固然不易，但对于古代士子（读书人）来说，能参加赶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只有获得至少是秀才的资格，才会参加到赶考的大军中来，而且一旦金榜题名，人生的命运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举时代有多种考试，但是大的考试，或者说可以获取功名的主要是三种考试，即县试、乡试、会试（殿试），通过这三种考试后，分别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
在这三级考试中，最不易的就是会试。会试三年一次，每到会试之年，举子们常常是提前半年或一年就出门了。经济条件好的，可以乘坐马车、驴车，条件差的只有步行。有文献记载，唐代时，湖北荆州的举子刘蜕，因要赴京城长安赶考，花了两个月，筹措赶考经费，再加上考试往返，共花了半年时间。850年，刘蜕在应举近三十年后，终于考中进士，当时人称“破天荒”。
唐代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举子廖有方赴长安参加会试落第，返乡途中，在宝鸡遇到一位病危的举子，那位病危的举人临终前，托付廖有方帮其掩埋尸首。举子去世后，廖有方身无长物，只好卖掉马匹，筹措银两，埋葬了这位寒士，廖有方写了这样一首诗：“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打劫考生后果很严重
科举赶考之旅，路途遥远，难免遇到强盗、土匪，不过，典籍中对士子被打家劫舍的事，记载不多。这另有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加科举的士子，官府都对他们有特殊政策加以保护。打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后果很严重。如果士子的钱财被劫或者书籍被打劫者损坏，士子会到县衙报案，如果县里查办不力，他们可以进京向御史举报弹劾。因此，一旦士子遇到打劫，地方官员就会非常紧张，一般会限令破案，并严格侦办。
清代乾隆年间，就出现过一起打劫举人的案件，影响颇大。当时，在卢沟桥税关，几个税关人员敲诈路过的举子，还毁坏他们的书籍，并打伤了举子。举子进京之后向御史告状，御史向皇帝参奏一本，乾隆皇帝大怒，敕令严查，杀了三个行凶的差役，且将主管官员降职处分。此事传谕全国，此后全国关卡都不敢为难举子，并且都是善待举子。
当然善待举子并非清代独有，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在所乘车或船的前面，会挑出一面黄旗，上书“奉旨会试”四字，有了这个招牌，沿途土匪见了会避让，即便是遇到关卡水闸，当地官员也不会阻挡。在古代，关卡水闸都是按时间节点开闸的，一般情况下，船只都要等到开闸的节点了，才会放行。只有运粮的官船或者总督、巡抚以及钦差的官船到了，主管员官才会随时放行。但如果是乘坐举人的船到了水闸，也会享受特殊待遇——随叫随开。
进京赶考官府出路费
参加科举考试，行旅艰难，几千里的路程，行走数月，食住行费用不菲。穷苦人家，指望自家筹措，根本不可能。
为了发现更多人才，历朝历代，对读书人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比如，会送盘缠或者用车马接送考生。在有些朝代，官府干脆直接给举子发钱，让他们乘坐车船，即公车费。这笔费用由知县代请，藩库支出。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参加京城会试，由各省布政使给予盘缠。“安徽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琼州属于今天海南省，最为偏远，因此给予的资助也最高。
清代，不仅会试有公车费，对于参加乡试（考举人）的秀才也有支助。一般是由本州县给路费三两。虽然由县州到省府，远比县州到京师要方便，但这些钱也远远不够秀才们参加考试，因此，地方上的乡绅、家族也会给予一些资助。
此外，各大书院、社学、私塾等也会对参加科举的士人进行援助。省城有省辖州县会馆，京师有各省的会馆，士子参加乡试、会试，可以免费住进所属州县、省的会馆；如果赶考的士子是某个书院的学生，书院对于他也会有资金支持。士子领到了车船旅差费，雇车乘船就自行解决了，但是如果在途中，车坏船故障，或者找不到车船，他也可以向当地县衙请求帮助，所在县衙的官员都会殷勤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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