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車險蔡小良
中國史書上極少有這方面的記載
對元朝研究和記載最多的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筆下元朝簡直就是天堂
百姓幸福安康 經濟空前發達 社會空前穩定 官員以死殉忠 就連張三丰在元朝滅亡以後都以元朝遺老自居
這個傻逼日本人還說 不要刻意美化元朝 元朝畢竟還是有不好的地方的 比如初夜權
而實際就這孫子美化元朝美化的最兇 他為什麼這麼做？因為上面需要 當時日軍侵華 為了消除中國人的抵抗意志 就讓日本學者提出兩大理論
一 元清不是中國 所以中國人被滅亡兩次 即然被滅兩次 那就可以有第三次 也就是日本這次
二 清朝離的太近 實在太爛 沒法洗白 那就洗白元朝 所以把元朝美的如夢幻般 以此來洗腦中國人 你看你們在元朝被外族統治都可以那麼美 那麼幸福 在我們日本人的鐵蹄下 也可以很幸福
這麼簡單的洗腦 即使到現在 仍有數千萬白痴中國人相信 甚至還為元清是不是中國吵翻天 可見中國部分人智力之低下
棗謝
元朝滅亡時，的確有不少漢族的士人為元朝殉節，還有不少的漢族士人拒不承認朱元璋明朝政權的合法性。曾擔任元朝戶部尚書的漢族官僚張昶，便是其中之一。元朝尚未滅亡時，張昶以朝廷使臣 的身份到南京與朱元璋談判，朱元璋觀此人是不可多得之人才，於是將張昶扣留，並委以重任。但朱元璋奪取天下後，張昶一直以元朝為正朔，已經身為明朝臣子的他，經常“以元之舊臣，心常怏怏”，並且對人說“吾仍思歸故土也。”後來張昶私通北元被明太祖發覺，派人審問，張昶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自然，明太祖下令將其處死。
如張昶這樣的臣子，在明末元初非常多，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說非常令人詫異。按照傳統的華夷之辨，元朝作為外族入侵中原，“竊據神器”，這應當是不可接受的。朱元璋趕走蒙古人，屬於“恢復華夏”，按理來講，應當是四海歸服，人心歸附，但卻出現了漢人反對朱元璋支持元朝的時，怪哉。
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元朝這個朝代整體的開明繁榮，和儒家忠君思想代替華夷之辨。
在後世的印象中，元朝時中國歷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元朝統治者實行所謂的四等人制度，進行民族壓迫，社會動盪不堪。然而，事實上，元朝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開放且經濟繁榮發展的朝代。事先說明一點，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在歷史上並不存在，這個名詞是近代學者自己概括的，翻遍元典章，是不存在這個制度的。不可否認，蒙古人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的確整體享有特權，但具體到實踐中，社會成員的政治地位還是由經濟地位所決定。比如元朝規定蒙古人不為奴，但依舊有不少南方漢族地主壓迫蒙古貧民，將之變成自己的佃農。
元朝時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因為蒙古帝國曾經橫掃歐亞，所到之處囊括了亞歐大陸幾乎全部的部分，因此蒙古人的眼界是非常開闊的。蒙古人在征服歐亞的過程中，見識到了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中國的儒家文明。這使得蒙古統治者不需要向其他朝代統治者那樣，非儒家文明不用。因此，儒家傳統主張中的重農抑商等消極因素，並沒有對蒙古統治者的執政產生影響，元朝的商業非常發達，尤其是海上貿易，當時的泉州港可以說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海港。海外貿易和陸上貿易的不斷髮展，使得亞歐大陸形成了一套以元帝國為中心的大的循環交易體系，這一體系促進了元朝經濟方面的進步。元朝根據白銀的存儲量，發行紙幣，極大便利了交易的方式。
通過海外貿易，各個文明之間的交流也愈加頻繁，西方，中東地區的文明也不斷與中華文明產生相互影響，比如當時的中醫，便受到了阿拉伯文明的影響，“藥丹”的種類不斷增多。可以說元朝時期的文明交流，相比唐朝時期要更為頻繁。
基於元朝取得的巨大成就，自然有不少知識分子懷念元朝。
除了元朝本身的硬實力之外，儒家子弟的信條也是其忠於元朝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儒家雖然有所謂的華夷之辨，但是其優先級遠低於君臣之義，即，儒家子弟首先要做到的是忠於君主。這個趨勢實際上在南北朝時期便已經顯現出來，當時的北方少數民族君主任用漢族大臣進行社會治理的情況非常普遍，而漢族大臣也都忠於少數民族君主。說白了，所謂的華夷之辨，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是主流。就元末的情形而言，元朝時正統的王朝，而朱元璋則是亂臣賊子，在“忠君”思想的影響下，元朝的士人，自然是要忠於正統的朝廷，而對抗作為亂臣賊子的朱元璋。這無可厚非。
因此，朱元璋在統一天下之後，仍然有很多漢族的“元朝遺臣”不認可朱元璋政權的合法性。
庭州行者
元朝統治者文化低卻比較開明，本著不會管就不管的原則，元朝社會環境寬鬆，經濟文化繁榮。國際貿易使元朝貴族十分富有，所以他們被稱為黃金家族，因為皇帝有錢，所以派給漢民的農業稅很低，漢人有閒情逸致發現出元曲這種新的文藝載體——其他發展出新文藝形式的，可是漢唐宋這樣的繁榮王朝，可見元朝的繁榮和寬鬆。如果你深入學習經濟史，會知道那個時代有個名詞叫蒙元自由主義。元朝這麼好為什麼沒過百年就垮了呢，導火索是自然災害。深度原因是，因為社會太自由，，政府遇災害動員力不夠，救災不力流民四起，再加上腐敗的官員，朱元璋建國後就說過，元朝亡於太寬鬆（大概是這意思）。但這樣的社會會有大量粉絲，比如張三丰
鑽石讀書人
我來回答你 寫的可能不好也不全面 希望大家指證
大家都知道宋文士大夫文化鐵骨錚錚 不畏權貴 （也就那麼回事 宋朝文官壞人不少）寧死不降 崖山十萬入海流就是很好的例子 元佔領了北宋地區有很多漢族居民一併淪陷 其中很多士子當了元朝的官員 畢竟蒙人當時文化水平低不善於管理 忽必烈也很開明 這些人骨子裡覺得自己是元朝的官員 還有一點很重要在過去是沒有民族主義 這個概念的 民族主義是二戰後才有的 當時只有民族概念 對民族的忠誠度不是那麼高 宋朝的官員忠於宋朝蒙元的官員當然忠於蒙元 說白了還是君君父父臣臣的孔孟思想
黑色小白兔子
儒家思想講“盡忠”，忠君不二。就是有最高尚（可不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食君祿，忠君事。換句話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如果沒有這種“操守”，那這種人就是有奶就是娘，誰給錢都可以叛變的“漢奸”。
但是儒臣為元朝服務，符合民族氣節與民族精神嗎？實際上這也說得過去，因為儒家是講“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儒家不僅僅是講“華夷之辯”的民族主義，而是有了比民族認同更高的思想，這就是文化認同。如果漢民族的精神是極端排外的，只認同漢民族的，那麼今天的中國國土也不會如此大。中國長時間的統一與龐大的國土面積，得益於“文化認同”。
而退一步講，如果沒有儒家思想進入元朝政治中心，去影響蒙古貴族。那就不可能有儒家與伊斯蘭教之爭。元朝貴族阿難答，（1280）襲封為安西王，信奉伊斯蘭教，把統轄唐兀之地（今寧夏、甘肅、陝西等地）的信仰都改造了。幸虧他爭奪帝王失敗。
中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特別沒有儒臣進入政治中心，那麼中國人被外來思想同化，就是水到渠成，毫無阻力的事情。
空空空42973354
既得利益者罷了，每個朝代都有自殺的，包括滿清，多少好人辮子留了多久？一聽說溥儀復辟，各種滿清遺老跑過去跪拜。很多投靠元朝的家族將領怕被清算，自殺了事。那有什麼殉節？像什麼福建泉州蒲氏（殺宋人降元），朱元璋一上臺就讓蒲氏代代為奴。這類事情很多，每朝每代都有。有些人臉皮厚就苟活著，有些人心理承受能力低，就自殺了。
隨風侃球
也許蒙古等其他民族的人因為接受文明不久，統治等等行為更耿直，不會耍心機陰損
郎瑾
二戰日本投降後，很多朝鮮人自殺，是一個道理。已經完成被統制者同化了。
劍客97358232
正確答案:
在中國古代歷史，幾乎每一個王朝的初期，都會有一段所謂的“盛世”。然而，元朝及明朝，這兩個王朝，幾乎所有人的意識裡都只有殘暴二字。
在很多網民的理解中，元朝是沒有盛世的。
《元史》是系統記載元朝興亡過程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成書於明朝初年。
由宋濂（1310～1381）、王濂（1321～1373）主編。全書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記述了從蒙古族興起到元朝建立和失去中原變為北元的歷史。
元朝的至元盛世、大德之治、元太宗之治等既沒有百度詞條又很少被歷史教科書提及，元朝商業、經濟、軍事、政治、文化那麼發達，怎麼會沒有公認的盛世與治世呢？
《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對於世祖朝和成宗朝的文治記載：
“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大德之治，幾於至元。”
元世祖至元盛世（1260——1294年）和元成宗大德之治（1294——1307年），可謂當之無愧。
明朝官修《元史》卷二《太宗本紀》，評價元太宗：
“帝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旅不齎糧，時稱治平。”
一、寬刑慎法，歷代難及。
元朝時代刑法的最大特點是寬刑慎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開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並著重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與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寬了許多，是中國法制史上的巨大進步，對犯罪處罰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種，而且在具體實行這五種刑罰手段時司法機關也格外慎重。 《元史》對此評價是“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也評價說：“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對於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慘刻酷刑》的專門條目，規定：“鞫獄之具，自有定製，比年以來，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於瓷芒碎瓦之上，不勝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刻，又不止比。今後似此鞫問之慘，自內而外，通行禁斷。如有違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體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餘風，天下幸甚。” 從這一條文中，值得後人細細思索的是，在元朝時代，下級州府官員一些過分的拷問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義精神提出“不勝楚痛，人不能堪”這樣的質問，這跟明朝時代政府公開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嚇天下人行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二、科技先進，舉世無匹。
元朝不但是中國數學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而且還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 數學家朱世傑的《四元玉鑑》完全代表著宋元數學的最高水平!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Sarton)在他的名著《科學史導論》中認為《四元玉鑑》是“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清代數學家羅士琳在評論朱世傑的數學成就時說：“漢卿在宋元間，與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眾有，充類儘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說朱世傑數學成就博採眾長千古難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數學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數學家李冶。
天文學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時代修撰《授時歷》、製作簡儀、大明殿燈漏等輝煌成果遠遠領先西方數百年。明人徐光啟對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學歷法上的巨大成就讚歎說：“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推歸，以為度越前代。” 同時徐光啟也認識到明朝數學衰落的可悲現實，因此對這種情形批判道:“算術之學特廢以近代數百年間耳。”而徐光啟好友李之藻對於明朝天文官員們的評價是：“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晷堂方案，尚不知為何物者。”真是可悲啊!
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也反映了徐光啟和李之藻的評價——當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在南京看到明初從元大都運到南京的郭守敬製造出的天文儀器，不禁讚歎說：“其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於它原有的光榮。” 但是由於南京與北京的地理緯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儀器不經過調整不適合在南京使用。利瑪竇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說：“至於日晷,他們知道它從赤道而得名,但還沒學會怎樣依照緯度的變化擺正日晷。
三、生活小康，養濟有院。
在如今諸多史書上，都說元朝黑暗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揭竿而起。的確，元末發生天災導致流民四起，所以白蓮教趁機煽動他們造反了。但是，我們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時間裡百姓基本過著幸福快樂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裡記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開先則在《西野春遊詞序》一語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實原因：“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
就連反元奪取政權的朱重八穿上龍袍之後也不得不承認：“如予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 某些人如果以為那是元人黃婆賣瓜，那就大錯特錯了，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華之後，他的所見所聞跟元人所記載毫無區別，他當時走了中國沿海，在遊記中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滿紙的驚歎，如“世界上再沒有比中國人更富有強盛的了!”“中國人是各民族中最精於工藝者，這是遠近馳名的!” “對商旅說來，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一個單身旅客，雖攜帶大量財物，行程九個月也儘可放心。”
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亂之後，江南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地方，生活水平依然很高，如崑山顧瑛憑藉貲雄一邑的財力、風流豪爽的個性、機敏妙麗的才情，周旋騷壇、振興風雅，主持藝林盛事——玉山雅集達二十年之久。其中往來玉山亭館，與其更迭唱和之文人多達二百餘人，今存詩三千多首，堪為元代文化史上最後的輝煌。可惜元明易代之後，顧瑛被抄家沒收財產發配鳳陽顛沛流離而死，玉山風流煙消雲散，這誰誰幹的呢?不說你心裡也有數。
四、萬國來朝，禮儀之邦。
毫無疑問，古往今來中國曆代王朝裡，唯有元朝，清朝國際地位最高。 《明太祖實錄》曾記載了朱重八對大元盛世萬國來朝羨慕不已的言論：“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體現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社會秩序良好，而“四方無虞，民康物阜”則體現了元朝國際地位高，民眾生活好，社會物資財富充足的特徵。 至今，中國人的素質問題還是各界討論的焦點。中國人素質一直這麼差嗎?實際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時候不是這樣。許多人片面以為，中國歷史上以漢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社會風氣好，其實漢唐時期社會風氣還不如元朝盛世時代。元末大詩人戴良就在《皇元風雅》序言中記載：“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於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可及。”
馬可波羅就曾在他的遊記中提及對元朝城市居民的觀感：“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里關係，而親密如同家人。” 而法國教士魯布魯乞對元朝社會風氣的回憶更為細緻而真切：“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的。忠厚是隨處可見的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它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 羅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來華之後，則在他的《鄂多立克東遊錄》中對元朝社會發出了最為激賞的浩嘆：“這樣多不同種族的人能夠平安地相居於唯一權力的管理之下，這一事件在我看來是世間一大奇蹟。”
五、文教鼎盛，鄰國羨慕。
元朝創建了24400所各級官學，使全國平均每2600人即擁有一所學校的政績。 元朝對中國士人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也相對重視，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一起，加入到書院建設者的行列，創造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歷史記錄。 而且，元代書院的教學進一步擴展，不再侷限於人們共知的傳播程朱理學而求科舉及第的傳統內容。如元歷山書院是我國發現的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實行醫科教學並開辦門診業務的書院，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又如元西湖書院不僅是元代的國家出版中心，在整個中國出版史上也有著重要的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
元代教育的盛況使得朝鮮半島的高麗人驚羨莫名。如金東陽曾稱讚說：“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鈞築而當鈞衡，棄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
六、疆域遼闊，軍力強大。
大元帝國在13世紀來說就好比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 至元時代元世祖詔修全國輿地圖志，主持其事的秘書監臣奏稱：“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的!”後來中書左丞許有壬在《大元一統志》序言中自豪宣稱：“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一。”不僅朝廷官員自豪滿滿，就連民間普通元曲作者們也是如此，如吳弘道在元曲《越調·鬥鵪鶉》唱道： “先收了大理，後取了高麗。都收了偏邦小國，一統了江山社稷。”
可悲的是，現代的中國人很少知道這樣的歷史真相——元朝在緬甸蒲甘王朝攻入雲南邊境的時候雲南人民緊密團結在以忽必烈為首的大元中央政府周圍和以賽典赤為首的雲南地方政府周圍，對來犯的緬甸入侵者給予了有力的打擊。七百破四萬，僅死一人，創造了亞洲戰爭史上的奇蹟!如果沒有這場以少勝多的對緬自衛反擊戰，後果會怎樣?我們很難設想!也許，朱明時代緬甸東籲王朝的緬軍"分道入寇，傷殘數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數年以後，人猶切齒,而且"大理、鶴慶、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無遺村遣戶，不死而徙耳"的明代雲南慘劇就會提前上演! 看了這六個歷史真相，不禁想問，曾經的輝煌，在接下來“更偉大”的朝代裡，應該更進一步呀，但可惜的是，歷史走向就到此為止，明朝那些短視統治者及奴才文人看不上這些。
實際上，從後繼者明朝的那些短視統治者及奴才文人看來，凡是言說元朝黑暗腐敗殘暴的言論，都是客觀正確的;凡是講述其輝煌的描述，都是值得商榷的，都需要再討論;凡是涉及到元明易代文明倒退的記載，都需要嚴厲禁燬或刪改;凡是影響到明朝統治的民間言論文字，都需要大力監管控制。
ID笑似花解語
既得利益集團不分民族，中原王朝有地位比較高的內附蒙古人，女真人。同樣蒙元也有地位比較高的漢人世家大族，滿清更是有漢八旗，這些地位比較高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是要維護本階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