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站在街頭，隨便問路上的行人四大名著包括哪幾本書，每個讀過書的人應該都能很快地正確地做出回答——《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但是，往前推一百年，人們給出的答案則會五花八門，各不相同，因為那個時候的人們根本沒聽說過“四大名著”這個概念。
“四大名著”說法的前身乃是“四大奇書”，有趣的是，四大奇書的名單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答案。
最先提出“四大奇書”的是明代後期著名文學家，“後七子”領軍人物之一，文學評論家王世貞，他心目中的四大奇書指的是《莊子》（莊子著）、《史記》（司馬遷著）、《西廂記》（王實甫著）和《水滸傳》（施耐庵著）。
幾十年後，明朝末年的傑出小說家馮夢龍給出了新的“四大奇書”名單——《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水滸傳》《西遊記》（吳承恩著）、和《金瓶梅》（蘭陵笑笑生著）。
馮夢龍本人是小說家，他的代表作是三部短篇小說集，分別叫《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同時期小說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並稱為“三言二拍”），所以，他偏愛小說是可以理解的。
和王世貞一樣，明末清初的金聖嘆也是個文學評論大家，他比馮夢龍只晚二三十年，但他更認可更早的王世貞的“四大奇書”名單，並在此基礎上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六才子書：《莊子》、《離騷》（屈原著）、《史記》、《杜少陵集》（金聖嘆的說法是“杜詩”，但“杜詩”不是一本書）、《西廂記》和《水滸傳》。
相比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的觀點更為客觀，儘管他是個戲劇大師，但在確定四大奇書這個事上並沒有偏向戲劇作品。李漁不贊成王世貞的說法，因為《史記》是史書；《莊子》屬散文；《西廂記》為戲劇；《水滸傳》乃小說，四者根本不是同一類著作，相反，他非常認可馮夢龍提出的“四大奇書”名單，因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都是長篇通俗小說，反映了當時廣大民眾的文化需求，也是當時最為流行的社會文化。
經過李漁的肯定，馮夢龍提出的“四大奇書”的說法迅速流傳開來，並逐漸被人們所接受，成了廣為人知的文化常識。
由於《金瓶梅》有過多的性描寫，從清初的順治年間起被嚴格列為禁書，於是四大奇書成了三條腿的凳子，這個情況延續了一百年左右，直到曹雪芹的《紅樓夢》 （後四十回據說為高鶚續寫）於乾隆年間問世，而且逐步取代了《金瓶梅》，“四大奇書”才以新的面貌再次登場。至此，《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這四部優秀長篇小說已經攜手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但離“四大名著”這個說法的出現還有二百年的時間距離。
公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行各業都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景象，文化事業當然也不例外。
為了滿足剛剛獲得解放的億萬人民日益增長的對於知識的渴求，新中國最重要的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先推出了“四大名著”系列叢書，他們選中的四部書就是在近現代出版量巨大的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大名著”系列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他出版社迅速跟進，先後推出了不同版本的“四大名著”系列，於是，“四大名著”的說法逐漸深入人心，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常識的一部分。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簾外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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