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遊記》令唐玄奘的西行之旅家喻戶曉，同時也揭開了古代高僧為求佛法、普度眾生所付出的艱辛。正如其開篇所講，“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自從盤古破鴻蒙，開闢從茲清濁辨。覆載群生仰至仁，發明萬物皆成善。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唐玄奘是通過實踐，跋涉西行而尋求“造化會元功”的真諦。而在玄奘之前，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嘗試西行的高僧是三國時期的朱士行，但因大小乘派系之分，他只抵達了于闐國（新疆和田一帶），便被迫留於當地。而真正完成西行，並將“真經”帶回中土的第一人名叫法顯。由於法顯歸國時已經75歲，其翻譯經書只做了兩年就隱居荊州，專注於《佛國記》的編寫，所以在譯經方面的名氣被四大譯經家鳩摩羅什、玄奘、不空、真諦掩蓋。但其帶回中土的戒律經書，對於漢傳佛教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此在230年後，感受頗深的玄奘才重新踏上法顯走過的西行之路。

西遊記劇照

自西漢武帝時期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起，中原與西域的聯繫就不斷加強，隨之促成了“絲綢之路”，再到漢宣帝於公元前68年正式設立西域都護，這條商貿之路也逐漸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幹線。相傳漢明帝夢見一位金身之人於皇宮飛行，金光耀眼，一位大臣嚮明帝解釋說西方有一種人人拜敬的佛，可能就是明帝夢中的佛像。所以明帝派遣蔡愔等十八人為使，到大月氏國求佛法，於永平十年（公元67年）請來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位高僧，用白馬載著佛像和經典到洛陽傳法。明帝還為此二人修建白馬寺，專用於二人傳法，以及梵本佛經的漢譯，這便開啟了佛教在中土的傳播。《西遊記》裡的豬八戒、沙和尚、白龍馬的原型很可能就是這裡說的迦葉摩騰、竺法蘭和白馬。

白馬寺

佛教的傳播雖然有了途徑，卻在本土宗教的盛行下發展緩慢，直到進入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進入了曠日持久的戰亂當中，現實世界裡的極度悲慘令人民嚮往佛教傳揚的精神樂土，推動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法顯就是這個時期的人物。他俗姓龔，生在一個普通農家，三個哥哥皆早年夭折，法顯貌似也難逃這樣的命運，3歲時重病不愈，父母不忍他像幾個哥哥一樣，於是另闢蹊徑，將他送進了寺廟，從此開啟了他的僧侶生活。在戰亂的年代裡，人民不斷湧入寺廟剃度為僧，也推動了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因而也造就了“道安法師”這樣的得道高僧。公元379年時，前秦苻堅發兵10萬攻打東晉襄陽時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意思就是此戰就是為了道安而來。

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法師就是當時的兩系之集大成者，他被苻堅清往長安講學，道安也就於此著下《僧尼規範》，這是借鑑西方傳來的不完整戒律而編撰的僧侶行為規範，以及修行的心境準則。但由於此戒律並不全面，因而解決不了僧侶之間常發生的爭端，導致爭端的原因既有行為準則的不統一，也有佛經理解的不一致，這也導致了漢傳佛教進入一個發展的瓶頸期。最明顯的是因戒律經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惡不作。到了390年，後燕吳柱叛亂時，曾立僧侶法長為皇帝，以佛教為幌子，裹挾十萬僧侶信徒禍亂河北。以慈悲為核心理念的佛教非但沒有為百姓帶去和平安康，反而參與了殺戮，這都和戒律缺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時的法顯為了維護佛教的“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卻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尋求戒律。

法顯的西行之路

公元399年，62歲的法顯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一起，從長安出發，踏上了西行之路。為何《西遊記》的西行團隊是5位，可能是參照了法顯西行，而非玄奘。因為玄奘在歷史上的西行之請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絕，他是從長安隻身一人偷渡出境的。待玄奘到了瓜州關外的一座寺廟裡，才遇到了一個名叫石磐陀的胡商，渡化收為徒弟，後來根據此地附近千佛洞壁畫考證，這個石磐陀滿臉長毛，環眼朝天鼻，獠牙外露，好像猴子一般，於是認為石磐陀就是《西遊記》中孫悟空的人物原型。

石磐陀與玄奘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佛國記》

法顯的團隊到達張掖（今甘肅張掖）後，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擴大為十人“巡禮團”，在去往敦煌的路上加入了慧達，由此奠定了11人的取經團隊。而玄奘出境時，石磐陀離開了他，直到抵達了高昌國，才有了高昌國王麴文泰資助的4個徒弟、25個隨從、1名翻譯官員，組成了31人的西行團隊，此時的高昌國王與玄奘結拜為兄弟，“御弟”是針對鞠文泰的，而非李世民。法顯則是在敦煌太守李浩的資助下，由熟悉地理方位的官員帶出陽關渡白龍堆大沙漠，而在230年後，玄奘差點死在這片沙漠中。法顯在其遊記中首次寫到了“沙河”，所以《西遊記》裡流沙河的靈感可能也是源於此。

玄奘與鞠文泰

但在此之後，玄奘的歷程要比法顯更為順暢，玄奘在高昌國獲得了鞠文泰的“介紹信”，也就是《西遊記》裡說的“通關文牒”，由於高昌國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因此與沿途的國家關係交好，鞠文泰的介紹信為玄奘打開了一條坦途。而法顯出了玉門關就要面臨朱士行曾遇到的問題，即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的不兼容。

法顯的西行及歸國路線圖

較為幸運的是法顯到達西域佛教中心於闐國時，並未像朱士行一樣受阻，他遇上了當地的大型佛教活動——“佛誕節”。在參加完這場盛大觀禮後，法顯團隊順利行至子合國、於麾國，且11人皆成功翻越蔥嶺。230年後的玄奘也曾到達蔥嶺，但玄奘的團隊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損失了一半隨從和馬匹，包括兩名高昌徒弟。在此之後，法顯的隊伍分頭行動，法顯和慧應、寶雲、僧景等人經宿呵多國、犍陀衛國到達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則因生病到達那竭國修養，由道整陪同暫住。法顯團隊是一個平行的組合，並不像玄奘的團隊，一個核心，其餘皆是隨從或徒弟。法顯的團隊可以理解成遊僧的組合，他們的目的各有不同，或是搜求佛典、或是從師受學、或是親睹聖蹟、或是求訪名師。弗樓沙國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這裡已經能夠達成諸多人西行的心願，所以團隊中的慧達、寶雲和僧景在此參訪佛跡以後便返回了中土，而慧應卻不幸在此圓寂。

印度佛寺

“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 漢道人來到此地也。”——《佛國記》

隨著隊伍的離散，法顯也只能獨自前往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合後繼續踏上通往“西天”的路程。而西行的信仰並沒能贏得佛祖的眷顧，當三人翻越小雪山（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時，在北陰處遭遇“毒龍”（雪崩），久病初愈的慧景最終沒能渡過這一劫難，被永久的封印在了高山雪原之上，此時的11人團隊已只剩下法顯、道整二人。正如那句“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這兩位高僧並沒有停下腳步，他們經羅夷國、跋那國、毗荼國、摩頭羅國，兩渡大江大河，於404年進入中印度的佛教發祥地拘薩羅國，並如朝聖者一般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城。根據《佛國記》的記載，這裡的僧人感嘆道從未有漢人到達此處，也佐證了法顯是第一位到達“聖地”的中土高僧。

玄奘翻越蔥嶺

次年，法顯到達佛教極其興盛的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這裡的戒律十分齊全，正是法顯此行的核心目的地。他在這裡停留了3年，夜以繼日的學習梵語，抄寫經律，著名的《摩訶僧祗律》就是在此地抄寫完成的。道整在此也達成了瞻仰聖地、尋訪名師的目的，相比較中土的僧律殘缺，這裡才是最佳的修行之處，於是決定留在此地。至此，11人的取經團隊只剩法顯一人，這與《西遊記》裡的人性設定倒有幾分相似，五人團隊只有唐僧一心向佛，其餘四位皆是自我救贖，悟空貪戀過花果山的自由；八戒貪戀過高老莊的逍遙；沙僧、小白龍則是老實本分的洗白以往的罪過，這可能就是眾生百態的內含體現吧。

法顯與道整劇照

此時的法顯不僅是一位“朝聖者”，眼前的極樂佛國並沒有泯滅他取經的使命感，他孤獨的繼續前行，支身一人周遊了南印度和東印度，並在恆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印度泰姆魯克），用了兩年的時間學習經畫佛像，他認為象形的佛祖才更容易促進佛法的傳播。這本是他完成取經任務的終點站，公元409年，75歲的法顯明白，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再度跋涉東歸。而幸運的是，他在摩梨商人的口中，得知印度東海岸有船隊經常前往中土進行貿易，這就是《漢書.地理志》中所提到的海上交通線，也就是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409年年底，法顯便搭乘商舶，縱渡孟加拉灣，到達了獅子國（斯里蘭卡），而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裡，它叫僧迦羅國，這就是印度東海岸的絲路起點。

孤身一人的法顯

法顯在獅子國一邊尋訪商船的航行計劃，一邊繼續抄錄當地的佛經經典，兩年之後，他終於踏上了歸國的商船。而這一段旅程又極具神秘性，因為出發的時間為8月，季風既是船舶前行的動力，又是風暴的來源，船舶航行半個月就遭遇了強暴風，船破水入，幸遇一島，補好漏處又前行。在這次風暴中，法顯還差點被印度教徒當做祭品扔進大海，幸好是一位中土商人出面阻攔才保住了法顯的生命。據《佛國記》記載，該船漂泊了一百多天，到達了耶婆提國，目前考證該國是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或者是爪哇島。但根據當時的季風強度、風向計算，眾多學者認為法顯所在船隻應該是抵達了美洲大陸，倘若真是如此，法顯發現新大陸要比哥倫布早了1000多年。

法顯抵達嶗山紀念石像

再次啟程之後，78歲的法顯終於在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抵達山東嶗山。一去一歸共計十三年，對於這十三年，法顯的總結是“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也許在信仰和理想面前，所有的艱辛都不值一提，法顯在抵達嶗山後，立即投入翻譯戒律經書的工作中，他在和時間賽跑，用他所剩不多的時光，為中土佛法奉獻出最後的力量。由於此時的前秦已經滅亡，法顯在頓足之後便前往了佛教氛圍濃厚的東晉建康（南京），並受到東晉皇帝的禮遇和支持，他在道場寺同佛陀跋陀羅、寶雲等人譯出《摩訶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經》6卷, 《雜藏經》1卷。此後便隱居荊州辛寺，利用剩餘的時光寫下了遊記《佛國記》，後增補為流傳至當代的《法顯傳》，並於元熙二年（ 420年），圓寂於此，卒時八十六歲。

法顯西行的意義絕不亞於唐玄奘

玄奘西行至印度呆了十七年，因此是印度佛教裡影響最為深刻的中土僧人，具有“名震五竺 ”的美名，且因獲得官方支持，以團隊的力量帶回中土佛經52筐、657部，這些佛經是在眾多僧人配合下完成翻譯的；由於歸國後得到唐太宗的“國師”禮遇，成為大唐佛教首屈一指的得道高僧，門下弟子遍佈全國，頗具影響力；加之唐朝的統一繁榮，玄奘宣揚佛法的環境更為理想，因此成就較大。而法顯歸根結底屬於自發的遊僧，前秦政權給予的支持僅限於出發時的合法性，他在印度佛教中心僅僅呆了三年，帶回佛教經律也只有30餘卷，這些經卷的翻譯工作也僅有幾位僧人配合而已；由於年齡漸老，他也只將剩餘的時間用於編寫遊記自傳，並未傳法授教，且在南北朝的亂世中，他也無法像玄奘一樣安心研佛，故而在成就上不及玄奘，但這決不能否定法顯西行的意義。

玄奘於印度劇照

• 法顯的西行背景與目標

其實就佛教的發展來看，法顯又是為漢傳佛教奠基的先行者。在他出發前，東土佛法並沒有統一的戒律，僧團修行沒有統一行為規範，法顯大師為求得佛教真正的戒律，決意在65歲的年齡啟程求取律藏。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以規則先行，若無正確的規章制度加以約束，事物的發展必將失去方向，戒律對於漢傳佛教來說就是規章制度的體現。

法顯所在的時代，佛教傳至中土已約300年，佛法已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久矣，這是文化認同差異下，經歷矛盾衝突到改善適應的過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統治者大都扶植佛教，是作為統治工具維護政權穩定，如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極為突出。而隨著“衣冠南渡”，南遷的北方漢人也將尚佛的文化帶入江南，可以說法顯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古代佛教發展的第一次高峰。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道安傳》

佛教的發展雖然迎來了高峰，但發展越快，問題也就越多，究其根源，則是清規戒律皆是“外來的和尚”帶到中土的，雖然經過整理，形成本土戒律雛形，但皆是東拼西湊的結果，並無詳實的正統戒律。尤其是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寺院管理暴露出很大的問題。苻堅用戰爭請到長安的高僧道安，在五重寺拼湊整理的戒律，成為當時唯一一部“集大成”的戒律，可見戒律藍本的缺口之大。為此，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隻到了西域而止。在佛教發展企圖打破瓶頸的時期，西行求法的需求愈加的迫切，所以當法顯準備西行時，能夠自發的組成一支求法團隊，雖然他們的目的各有不同，但突破眼下修行瓶頸的願望是一致的。而在他們當中，搜尋經典的目標又非常明確，即側重於印度本土的、完整的佛教戒律。

年輕時的法顯劇照

• 玄奘西行的背景與目標

唐玄奘所處的時代，佛教的發展並沒有南北朝時期興盛，在南北朝中後期開始，佛教的發展就成為各個政權解決兵員、勞動力問題的重要阻礙。所以歷史上的“三武滅佛”，有兩起發生在南北朝中晚期，一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另一個是北周武帝滅佛。這兩次滅佛行為對佛教的傳播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道安曾說過“不依國主，佛事難立”，這也說明佛教與本土宗教相比，生根較晚，更需要國家的扶持，而這兩次滅佛行為，反而促進了道教的繁榮。唐朝初期之所以不支持玄奘西行，一方面是防止對突厥作戰時的間諜活動，另一方面也與統治者更崇尚道教有關。

偷渡被抓的玄奘劇照

而玄奘之所以一心向西，是因這個階段的佛教，在不同宗派之間因對佛經解讀不同產生了很多爭議，尤以攝論宗與地論宗之間有關法相之說的爭議突顯。本來佛法傳播就受到抑制，傳法時內部尚且出現爭議，這對佛法的傳播更為不利。玄奘西行是為解惑、是為求得《瑜伽師地論》，目標也很明確，如果說法顯是西天取律，那麼玄奘則是真正意義上的西天取經。所以從這一層含義上講，法顯是為佛教的傳播打下制度基礎，玄奘是為佛教的傳播朔本正源。

法顯抄經工具

玄奘的西行，可以看作是沿著著法顯走過的路徑重溫先行者的壯舉，只不過他出發時只有27歲，身體條件更加優越。且在高昌國受到鞠文泰的支持，又在盜匪猖獗的絲綢之路上受到西突厥國王的衛隊保護，這一切都是法顯不具備的。他可以潛心於天竺遊學17年，帶領團隊抄錄大量佛經典章，因為他有的是時間和精力。而法顯在中印度時，抄寫經書皆是親自完成，而且因無紙墨，他是將經文刻錄在貝多羅樹堅硬的葉子上，這就是他帶回的經書稱為“貝葉經”的原因。

玄奘歸國選擇原路返回，這一程的艱辛是因為當年對鞠文泰的許諾，在拒絕鞠文泰的挽留之後，他答應歸來時於高昌國講法三年，但當他走到高昌時，這裡已經駐紮了大唐的邊關軍，這裡也成了大唐安西都護府的管轄區域。法顯雖然是海陸乘船歸國，但也差點命喪大海，不能以艱辛的程度來衡量兩人的選擇，反而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法顯的《佛國記》，都成為研究地理歷史的重要文獻，也成為印度史料空白的重要借鑑。

法顯紀念銅像

法顯以近耄耋的年齡，帶著信仰和使命歸國，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這種西行的精神不僅在於弘揚佛法，更在於對理想的執著與堅韌。玄奘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創立了法相宗，翻譯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經文，推動了唐朝皇帝對佛教的重新認知，為佛教第二次發展高峰奠定了堅實基礎。玄奘取得如此成就，又何嘗不是法顯這位先驅打下的基礎呢？拋開戒律、西行路線的客觀貢獻，法顯作為“西天取經”第一人，踏上西行之路的勇氣、不甘廉頗老矣的精神、不懼風暴迴歸的信念，不都是唐玄奘後繼向西的動力嗎？法顯在《佛國記》中寫到：“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這不正是《西遊記》開篇“造化會元功”的真諦所在嗎？

參考史料：《大唐西域記》、《法顯傳》、《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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