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發表於《方圓》雜誌2019年6月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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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讀一本官箴書，看到清代康熙朝重臣劉兆麒寫給老百姓的一則告示，其中有這麼一段：
爾民不忍一朝，罔顧後患，往往以睚眥小忿，鼠雀微嫌，動輒興詞告訐，殊不知一經準行，身不由己。若遇清正官府，聽斷分明，雖不至害及身家，也不免追呼刑責之苦。乃有一種不肖有司，罔知潔己愛民，惟務婪私黷貨，方準狀之時，非家人衙役乞恩，即紳衿勢豪關說；及審問之日，非朱價公費暗送，即鄉親遊客抽豐。不論情理之短長，惟視錢財為曲直。而且衙門使用，則差人有費，押保亦有費，不止打點承行吏書。至於苛取贖鍰，則被告有罰，原告亦有罰，甚而罰及地方幹證。若其酷刑拷詐，狡計誅求，出人意表之外，又難臆度而枚舉矣。所以小民一犯官司未有不身家隨盡者，嗟爾鄉愚何苦以太平無事之身，甘心為貪蠹咀嚼。怪此劣職，乃負茲誠求乳保之任，恣意為軒冕虎狼，真可憐可恨也。
這段話意在勸諭百姓息訟——告狀到了官府，不僅免不了要吃苦受罪，遇到“不肖有司”，還可能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所以奉勸大家，安享太平，不要訴訟，免得自找苦吃。在歷代的官箴書中，這樣的勸誡幾乎俯拾皆是，大多數言辭懇切，語重心長，但說教味比較濃，因為他們的起點都是孔夫子的一句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聖人的話一錘定音在前，後人的闡釋不可能有太多發揮的餘地。劉兆麒在這篇告示中卻頗為實在地“自曝家醜”，不講什麼大道理，反正來衙門打官司對你沒什麼好處。
劉兆麒的告示只是中國古代廣闊的“無訟”圖景中一個小小的註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人推崇無訟，並不只是對聖人語錄的堅定恪守，也不純粹把它作為一種理想，而有很多實實在在的考量。首先，“無訟”並不是否定或者貶低司法。相反，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司法有著崇高的地位，“定紛止爭”也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孔子本人就擔任過魯國的最高司法官大司寇。不輕易啟動司法程序，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司法的尊重和敬畏。第二，“無訟”是司法資源分配的現實策略。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中國古代“王權止於縣政”。根據《大清會典》記載，清代大概全國共有州縣官1400多人，州縣佐貳官3000多人，平均每州縣只有佐貳2.1人，實際上大部分州縣都沒有設置縣丞、主簿等官。有限的司法資源無法普及到更廣闊的疆域，“無訟”實際上意味著鼓勵更多訴訟以外的糾紛解決方式。第三，“無訟”也是對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保護。這一點劉兆麒說得比較透徹，民間更有“衙門口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衙門一點朱，民間一片血”的諺語。難以保證公正公平的司法，很可能帶來二次傷害。
“無訟”作為教化的那一部分功能，當然因為不再有話語正當性而落寞了，但其基於現實考量而做出的指引卻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尊重和敬畏司法，不輕易，更不能惡意啟動司法程序；倡導替代糾紛解決機制，鼓勵調解和解，設置簡易程序，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且這些現實的考量，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還會有新的價值。
首先，“無訟”是信息爆炸下一種以終為始的風險防範理念。信息大爆炸帶來了風險大爆炸。信息技術讓行動的效率無限提高，成本無限降低，同時也讓風險種類和速度都無限擴張。作為個人與企業，在發表言論和做出行為之前，如果都能考慮可能存在的爭議，在決策前加入規避爭議的因素，就有可能避免陷入訟累的窘境。在這裡，“無訟”指的就是一種對待風險的審慎態度。
其次，“無訟”是新熟人社會中一條行之有效的準則。一般都認為，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大規模生產和城市擴張打破了熟人社會的平靜，從而進入到陌生人社會，進而必須依靠法治來調整行為。而信息技術革命正試圖扭轉這一趨勢，重新構建起“雞犬相聞”的新熟人社會，“地球村”是對此最老套而大膽的比喻。通過信息技術，在一個個新的熟人圈子裡，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溝通更加便捷，互相依靠，互相熟悉，人們不再生活在孤島中。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能體會到，這樣的新熟人社會正在一步步到來。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以“無訟”為代表的行為準則將煥發出新的活力。
最後，“無訟”可能成為變化世界裡一條必走之路。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在變化的列車上一直加速度前進。司法的權威向來依靠其專業性和確定性。而在這樣的大變化面前，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面對瞬息萬變的新事物，專業和確定不再難麼容易獲得。更多時候，我們也許不得不求助於抽象的正義和倫理，而不是具體的規則和裁判。最終解決爭議的，也許不是法官，而是來自一個共同體的集體共識——這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無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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