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余玠、张珏和王坚遂在钓鱼山上筑城、守城，抗击元军长达36年，历经大小 战役200多个，打死成吉思汗之孙、元朝皇帝———蒙哥大汗的故事，代代相传。钓鱼城之战，声震欧亚，是中外战争史上军事固守的典型战役。但是在钓鱼城，一个青年女子的命运，却让人唏嘘!这个女子， 年约二十，美若天仙。是她，开门降元拯救了合州军民的生命。但她至今还背负着历史骂名!
钓鱼城首功将帅王坚记功碑被菩萨代替，后是熊耳夫人的塑像竖立后又被砸碎，再以后，连菩萨也逃不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1279年正月，合州钓鱼城头，一位绝色女子登上护国门，守城的士兵衣甲单薄，瑟瑟发抖，山下是座座营寨，点点篝火。在大宋王朝最后的月色中，她把一面降旗插上了城头。大门如放闸洞开，元军似潮水涌入，宋朝最后一个堡垒告破，历史的车轮，彻底进入了元时代。
她的名字叫做熊耳夫人，因为与彪炳史册的几十万浴血军民相比，她的身份微乎其微，就只是一个叫“熊耳”的人的夫人。
因姿色出众，熊耳夫人在乱世得以生存。
熊耳夫人的真实姓名后人无从知晓，出生在蒙汉杂居的中国北方的她，十六岁就嫁给了元军将领熊耳。后来，元军南下占领四川泸州，熊耳驻守，而宋军将领王立收复泸州时，熊耳阵亡。说是有心计也好，说是智慧也罢，被俘的熊耳夫人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只谎称自己也姓王，不过一介平民。她被王立带上了钓鱼城，以义妹的身份生活在大营中，实际上成为了钓鱼城最高将领的女人。
彼时，仍然坚持大宋属地身份的钓鱼城军民在山上筑城、守城，已抗击了元军三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战役加起来打了有二百多场。三面临江的地势给了城里无论粮草还是装备都严重不足的十万人底气与信心，战局一拖再拖，城门久攻不破，成吉思汗之孙、元朝皇帝蒙哥大汗沙场战死，奇迹般的僵持让元军暴怒的同时也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
然而“英雄之城”的坚守必然意味着同等重量的牺牲与苦难，至公元1278年冬，即宋祥兴1年、元至元15年，打了35年仗的钓鱼城早已断粮，平民饿死者众，易子而食的惨剧屡见不鲜，军械库储备已耗光，士兵只得在城墙拐弯处跺脚取暖。城外，元军的重重包围决定了这座城池的前路无处可寻，唯一不知道的，不过是城里还能再撑几天，再饿死多少人。
这一切，熊耳夫人都看在眼里。更让她绝望的是，南宋朝廷的“王命”，已经三年不通；重庆城被汉奸赵安出卖，元军大迂回一举攻破；驻守重庆的元东川军，正集中十余万兵力，准备拿下钓鱼城。城下天天有元兵的大呼小叫：“宋国已经归我元朝啦！”“忽必烈皇帝已经登基啦！”“你们都没有了皇帝，为谁守城呢？”
其实当时还是有皇帝的，宋朝最后一个赶鸭子上架的皇帝赵昺。他的皇帝大哥被俘了，大臣就拥戴二哥继位，11岁的二哥死了，大臣就拥戴7岁的他继位。朝廷终日在海上漂泊，乘船逃离元军追击，政治军事系统已然瘫痪，确实如元军所说，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他们守城了。
歌剧《钓鱼城中》，熊耳夫人与王立商议战还是降。
军帐里，元军的战书又一次送达，战书不厌其烦地提到了蒙哥大汗临终遗言“攻破钓鱼城，立即屠城”。城破不过是眨眼的事，王立考虑得却并不简单，打下去是城破被屠，不打下去就只有自己投降，无论如何选都免不了千古骂名。
看着王立唉声叹气，心知死局难解，熊耳夫人终于缓缓道出了一计。原来她本姓李，元安西王相、西川枢密院的指挥李德辉是她亲表哥，虽然多年辗转飘零，兄妹再不曾相见，但她少时曾给李德辉做过一双绣花鞋，如今只要再做一双同样的表明身份，写封信告知李德辉愿降，但要求不杀城中一人，他定然应允。
在腊月寒冷的北风中，王立同意了熊耳夫人的计策。当夜，她写好信，做好鞋，将信藏于鞋中。几天后，坐镇成都的李德辉收到信与鞋，表奏朝廷，自己则率500人马赶赴钓鱼城。很快，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赦免合州一城生灵！
公元1279年，即宋祥兴二年、元至元16年正月，钓鱼城头如约竖起降旗。余玠、王坚、张珏等老将们的心血自此付诸尘烟，熊耳夫人、王立与他的部下亲眷们，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几乎是在同时，宋军最后的力量在广东崖山海战溃败，颠沛流离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带着与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大宋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宋元战争结束了，宋将却仍要面对自己不能善终的命运。由于怕出尔反尔失了民心，忽必烈不仅没屠城，也放过了王立的性命。投降时年仅28岁的他一度被封节度使，之后又曾做出举动试图挽回南宋，几经折腾仍是失败，50岁时终于被赐死。而熊耳夫人的去向，史书却并未记载。或许她留在合州，或许她回了北方，或许被李德辉接走重享荣华富贵，或许这座孤山上的死斗与血雨就此与她再无瓜葛。她不过是历史的棋盘中最后一颗棋子，看似偶然，实则注定。
尽管生卒年月都未有人记载，熊耳夫人身后却是非重重，最为突出的就是入祠之争。
忠义祠中，供奉着钓鱼城守将的牌位。
明朝弘治五年，在朝中当官的合州人王玺回家游钓鱼城，感念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没有人建祠留存后世，于是上奏孝宗皇帝，建成了王张祠，供奉王坚、张珏牌位。
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张祠被修整一新，请进了余玠、王坚、张珏、冉进、冉璞五个人的牌位，改名为今天的“忠义祠”。忠义祠完工不久，江苏苏州人陈大文当了合州知府，执意在忠义祠内加进了王立、熊耳夫人甚至李德辉的牌位。陈大文撰写碑文阐述理由，“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这块碑如今依然保存完好。
清光绪年间，贵州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坚决地将这三人移出了忠义祠，怒斥陈大文之举“不知何心”，申斥王立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后人的瞻仰祭祀。他把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还在厅堂楹柱上正气凛然撰写下一副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如今的忠义祠，重新供奉起了三人的牌位。
至当代，针对熊耳夫人的争议依然不息。是叛徒，是败类，是祸水，还是英雄，是善人，是忍辱负重，从史学家到百姓各有看法。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诗句中，将熊耳夫人称为妖妇，把王立、熊耳夫人与秦桧夫妇相称，但近年也屡见各种文章为她“平反”，赞熊耳夫人之举免使生灵涂炭，推动历史发展。或许，极端的正面或负面评价都不是出自古人本意，爱惜百姓性命的同时，谁又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她说不上有功，却也无多大的过，只是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让死结得以打开，自己和别人都能活命，至于千百年后的评说，又有谁去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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