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第七
-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徵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徵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徵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馀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鴞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鑛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洁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
-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 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
- 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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