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桓、灵时期，政治腐败，宦官当政，国之将倾，每逢国家进入这种黑暗的时期，总会出现那么一批人，以匡扶家国为己任，在汉灵帝时就有这么一批人，对待这么一批人，第一次出现了党人的称呼，而后千年，党派层出不穷，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又或岌岌无名，但是党人这个词，却如同汉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一样，成为了有相同政治理想的群体的称呼。
灵帝时期的党人，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党，代表的士大夫文臣阶级，享誉一时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都属于党人，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以被划分为党人为荣耀，而更多的人却对这个称呼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他们的敌人是凶残的宦官阶级。因此戴上这个称呼的人都一个一个的走上一条流血的仕途，蝼蚁尚且偷生，何况这芸芸众生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党人的失败得从第一次党锢之祸说起，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前，看看天下局势，虽然宦官阶级荼毒天下，但是还并没有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而党人群体，以陈蕃、李膺为代表的，也是身处高位。可以说，当时的情况之下，双方势均力敌，不分伯仲，而双方的第一次交火拉开了帷幕。宦官们利用大赦天下的机会，大赦前为非作歹，再在大赦的时候通过运作得以逃过刑法，气不气人？真的气人，但是又确实是合规的，而党人怎么应对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看你不爽，看你不爽怎么办，管他什么皇帝的命令，一并砍了。甚至连汉桓帝的诏书都不起作用，皇帝一看这还得了？一并抓了，流放。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这是党人犯得第一个错误，空有政治理想，却在政治手段上太过幼稚，不管宦官阶级如何可恶，但是他们却始终按照皇帝的指示办事，钻的也是皇帝说的话的空子，说白了，如果皇帝硬要宰了他们的人，他们也肯定不敢说什么，但是党人全凭个人判断，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忽视程序正义，关键是，忽视的是谁的正义？是皇帝的。汉桓帝在这次斗争中原本只是吃瓜群众的位置，但是党人集团硬是用自己的骚操作把汉桓帝推到了对面的位置，这场斗争中，汉桓帝才是那个能最终决定走势的人，但是党人没看明白，葬送了第一把。
日升日落，沧海桑田，汉桓帝终于去见上帝了，借助窦太后的手，窦武一手把党人集团的旗帜重新拉了起来，兄弟们都从各个流放隐居的地方回来了，表面上看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是大好，这次党人集团也吸取教训，知道要抱紧太后和皇帝的大腿，咱有啥问题当面说，让汉灵帝来做决断。但是实际上呢，汉灵帝年少，主少国疑的时候，宦官集团利用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的时间打造起来的人员网络，并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这一次，汉灵帝并不是那个可以主导斗争走势的人了。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党人犯了第二个错误，用现在的话叫“左”的错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居然要求清一色把所有宦官阶级全部撤掉。要知道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只能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做，但事实上呢，目前虽然党人的头头们都身居高位，但是却没有基层官员的支持，说白了，通过前面这么些年的买卖，下边的官员全是对面的，相当于党人集团的人都是无根之木，空中楼阁，而对面可是真真正正的枝繁叶茂。这个时候党人集团不想着拉拢宦官集团里面的部分人物，拉一派打一派，居然还想着一次性解决所有敌人，只能说梦想是美好的，这一下，宦官集团空前团结。什么？你有太后的支持，对不起，太后也得去冷宫呆着去，皇室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话事人了。我们说了算。历史上所有进行变法，革命的人，在势力较弱时，没有敢于直接和所有阶级叫板的。商鞅变法，在拥有新军时，才敢真正触及贵族利益。张居正变法也得要冯保这个宦官的帮助。共产党人更是团结了富农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党人，太过书生气了。
最后一点错误，其实也不算错误了，只能说这是党人从一开始就笃定的做法，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之后，党人被杀头的杀头，被流放的流放，慷慨赴死的有，隐姓埋名的也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没看清楚政治斗争的真实面目。司马光评价为“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属，已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大概意思就是你们在乱世，又不是位高权重，却试图利用民怨，用舆论去拯救这个国家，这不相当于用手去玩蛇吗？最后不但自己死了，还害死了家人朋友，国家也随即灭亡。
总结一下党人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书生气，从一开始的快意恩仇，而得罪了皇帝，到后来的理想主义的急功近利，而被迫直面整个宦官集团的报复，到最后还抱有靠和平手段，舆论压力向敌人施压的想法。他们用理想主义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时用君子的方式去面对不讲原则的敌人，以至最终的覆灭。政治从来都不是讲究痛快，要隐忍，要妥协，所有的忍耐的痛苦都只为最后实现那最初的梦想。
党人，虽悲却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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