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大清任職的英國人赫德回國休假時，曾帶領斌椿等人到歐洲遊歷，發現了西方的優越和富強。因而認為，大清應該自強，事實上，早在1841年5月,被革職的林則徐離開廣東時，與嶺南學者梁廷枏在碼頭依依惜別。看著林則徐的背影，梁廷枏倍感惆悵，決意以筆為劍，為讓國人明白列強之“強”究竟強在何處。他開始撰寫《海國四說》。對西方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工業發展等方面都作了介紹，試圖喚醒中國民族工商業的沉夢。
同時，受林則徐的委託，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基礎上廣搜資料,編寫《海國圖志》。書中也認為，落後的中國應該儘快發展自己的工商業、航運業、金融業、採礦業等等，還應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開展中西貿易，要求西方也向中國開放市場等等。
20多年後的歐洲之行，給斌椿一行留下的印象深刻，更認識到了大清國不光軍事落後、科學技術落後，連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實業發展也遠遠落後於西方。因而，他歸來向恭親王奕訢建議，大清也應該向西方那樣發展自己的工業、開發自己的工礦實業。當恭親王聽了斌椿對歐洲之行的觀感，更堅定了他推動洋務“自強”的決心。
織布局引進的紡紗機器
我們知道，洋務派所謂的洋務自強，功利的認為首要的是軍事自強，因而懷著“師夷制夷”的用心，開始推動軍事近代化。在洋員的幫助下，軍事近代化在洋務變革中開始艱難起步。同時，近代實業的發展也備受關注，洋務派認識到，軍事工業的發展如果沒有高水平的民用工業做基礎，軍事工業不可能得到順利發展，軍事自強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談。因此，清廷在推動軍事近代化的之後，路礦、紡織、運輸等實業也很快展開。
實業發展同軍事近代化一樣，都需要大量掌握近代化知識的新式人才來承擔。面對人才極度缺乏的狀況，也只有依賴於洋員的招募。因此，晚清洋務派也逐漸的開始僱聘大批洋員以服務於實業的發展。他們主要分佈在採礦、交通運輸、新式農業、銀行等各個領域。
民用工業中，當時發展較快的是紡織工業。1876年，李鴻章看到外國洋布在中國傾銷的現狀，認為發展紡織業也是富國的一條措施，他在給沈葆楨的信中說，“英國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銀三千數百萬，實為耗財之大端。既已家喻戶曉，無從禁制，亟宜購機器紡織，期漸收回利源”。又說：“自非逐漸設法仿造，自為運銷，不足以分其利權。蓋土貨多銷一分，即洋貨少銷一分，庶漏卮可期漸塞。”[1]
籌辦織布事宜，李鴻章設想的是採取招商的辦法。當年春，李鴻章派遣幕僚魏綸前往上海籌辦織布事宜。但是魏綸在北洋系的洋務幕僚中不過是一個技術人員，與江南官場和上海工商業界都少有交集，因而他在上海期間既沒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在商界的招股也毫無著落。
李鴻章此時面臨著急於興辦機器織布但又缺乏可用之人的窘境。1878年10月，一個和官僚、買辦都有聯繫的前四川候補道彭汝琮拜見當時在保定的李鴻章，請求其代為向朝廷奏請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彭汝琮先是說了設立織布局的動機，並提交了一個設立織布局的大致章程，內容有八條，另外還有一個預算細目。彭汝琮說，中國“寓強於富，大要兩端，外面所需於中國者，自行販運；中國所需於外國者，自行製造。製造莫過於洋布、呢氈，二者皆用機器織成，而助機器以織洋布，則尤便於上海。”[2]按計劃，紡織工廠將是一家兼營軋花、紡紗、織布的紡織廠，資本為白銀50萬兩，布機共480臺（後增至800臺），揚言半年後，棉布年產量可由26萬匹增至45萬匹，預期贏利由9萬兩升至18萬兩，紅利可達30％。[3]
晚清中國的傳統紡紗
彭汝琮還自稱有集資把握，不需要官方在資金上予以幫助，這對於早有辦廠之意、但又為資金髮愁的李鴻章來說，自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不用說二人是一拍即合。李鴻章對這個計劃大為讚賞，他在批示中除了答應對布廠盡力保護，還同意布廠出布在稅收上予以優待，要求彭汝琮從熟悉洋務的人員中挑選可用之才，以便織布事業順利開辦。
根據李鴻章的要求，彭汝琮建議任命當時的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為會辦，庚和隆洋行買辦唐汝霖、同為太古洋行買辦的卓培芳和候補知縣長康為幫辦。彭汝琮所提議的官商組合的人事結構，很符合當時洋務企業的特點，利用商人的號召力和資金來籌集公司經費，領導權仍牢牢地撐控在洋務官員之手。
彭汝琮的這個建議，李鴻章自然又是答應。1879年5月，上海織布局開始動工興建。但不久即出現分歧，彭汝琮與鄭觀應互相指責，最後鄭觀應向李鴻章請辭，並指責彭氏久末兌現籌集股本的承諾，更在廠址及訂購機構等重大問題上犯嚴重錯誤，作風獨裁浮躁。彭氏的所為動搖到股東的信心，1879年4月，《申報》傳出不少廣東商人打算退股另起爐灶的消息，這無疑對剛成立的織布局是極其沉重的打擊。
事情辦成這個樣子，李鴻章不能不大罵彭汝琮，罵此人荒誕不經，甚不靠譜，辦起事情常常喜歡信口開河，毫無品行的自吹自擂。李鴻章說，彭汝琮去年冬天承諾說可以很快將織布局開辦起來，本大臣就有些懷疑，不敢相信，眾人對他一直指責。的確是“彭道（汝琮）作事虛偽，專意騙人，毫無實際，其心術品行，至窮老而不改，可鄙己極。”[4]據此，李鴻章要求彭汝琮辭職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也宣告停頓。
彭汝琮離開後，李鴻章決定對正在籌辦的上海織布局進行整頓。是年秋天，李鴻章委派浙江候補道戴景馮負責“就近兼理局務”。戴景馮接到命令後，又向李鴻章請求增派吳仲耆、龔壽圖兩人會同辦理。但是這幾個人都是官二代，吃喝玩樂可以，要他們負責籌辦經營一個新式企業，還真沒有這個能力。他們到上海後，向彭汝琮一樣也沒有什麼影響力，自然得不到上海官商的支持，因此招商、籌建工作又是一籌莫展。
上海織布局籌建工作屢屢不能成功，使得李鴻章感到找一個真正懂洋務的人以及設法聯絡商人參與企業籌資這才是重中之重。他明白，要成功為織布局募集大批資金，使正在籌辦的織布局得以順利開展，不僅要找到在上海紳商界有一定名望，而且還應具有近代實業管理理念的人來擔當重任。李鴻章要已經辭職的鄭觀應重新回局，當李鴻章向鄭觀應說了他的想法時，鄭觀應向李鴻章推薦了在上海商界有一定名望的經元善。他說，經元善不論是管理還是招募商賈都是理想人選。
西方版畫上的斌椿使團
1880年夏，在鄭觀應的推薦下，李鴻章委任正在直隸雄縣辦理賬務的經元善為上海機器織布局會辦，擔任“駐局專辦”的商董。織布局這次改組後，由鄭觀應、經元善主持上海織布局事宜，社會各界對這一人事變更表示贊同。當時，有媒體評價說，鄭觀應與經元善二人久居上海，“熟諳洋務商情，而洞達事理，且公正誠篤，樸實耐勞，於籌賑一事己見一斑，今爵相以此局委諸君，誠可謂得人也。”
新的管理層上任後，除了籌措商股外，人才的難題也困擾著鄭觀應與經元善等人。當時用洋機器織布畢竟是一項嶄新的事業，要懂得機器的使用和豐富的紡織經驗，因此鄭觀應直接向國外而不是在上海僱傭洋匠。在他看來，通過向國外尋找能人能達到“工巧而藝精”的目的。為此，他給中國駐美公使館副使、留學生監督容閎寫信，請“代選聘一在織布廠有歷練、有名望之洋匠，來滬商辦”。[5]容閎作為近代中國留學生第一人，畢竟在美國留學多年，且對近代科學技術多有了解，他立即向鄭觀應推薦了美國技師丹科。經容閎的介紹，丹科對前往中國也非常向往，他拿著容閎的推薦信來上海實地考察。丹科來華後，鄭觀應對他進行了一番考察，發覺他確實是一個可用之人，便與其確定了僱傭關係。上海織布局與丹科簽訂合同後，鄭觀應報請李鴻章讓具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丹科管理局務並負責生產事宜，儼然一個主管生產副廠長的角色。此後，上海織布局又通過容閎聘請了美國紡織工程師哈頓。
根據僱聘合同，“其應辦之事，自安置機器並紡紗一切事務均歸經理”；丹科、哈頓“須竭力盡職，始終如一，不得稍有推諉。廠內尋常之事，哈頓應與洋總管丹科同本廠總辦和衷妥商經理。遇有緊要事件，須由丹科、本廠總辦請示督辦批准後方可照行”。[6]上海織布局在洋總管的幫助下順利投產，成為近代洋務運動的一項重要成果。
參考文獻：
[1]夏東元：《洋務運動史》，華東師範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頁。
[2]夏東元：《洋務運動史》，第273頁。
[3]溫銳主編：《政府·市場與經濟變遷：近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頁。
[4]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528、529頁。
[5]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第277頁。
[6]趙入坤：《晚清近代企業的涉外僱傭》，《歷史檔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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