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大清任职的英国人赫德回国休假时，曾带领斌椿等人到欧洲游历，发现了西方的优越和富强。因而认为，大清应该自强，事实上，早在1841年5月,被革职的林则徐离开广东时，与岭南学者梁廷枏在码头依依惜别。看着林则徐的背影，梁廷枏倍感惆怅，决意以笔为剑，为让国人明白列强之“强”究竟强在何处。他开始撰写《海国四说》。对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工业发展等方面都作了介绍，试图唤醒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沉梦。
同时，受林则徐的委托，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广搜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书中也认为，落后的中国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航运业、金融业、采矿业等等，还应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开展中西贸易，要求西方也向中国开放市场等等。
20多年后的欧洲之行，给斌椿一行留下的印象深刻，更认识到了大清国不光军事落后、科学技术落后，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实业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他归来向恭亲王奕䜣建议，大清也应该向西方那样发展自己的工业、开发自己的工矿实业。当恭亲王听了斌椿对欧洲之行的观感，更坚定了他推动洋务“自强”的决心。
织布局引进的纺纱机器
我们知道，洋务派所谓的洋务自强，功利的认为首要的是军事自强，因而怀着“师夷制夷”的用心，开始推动军事近代化。在洋员的帮助下，军事近代化在洋务变革中开始艰难起步。同时，近代实业的发展也备受关注，洋务派认识到，军事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民用工业做基础，军事工业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军事自强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谈。因此，清廷在推动军事近代化的之后，路矿、纺织、运输等实业也很快展开。
实业发展同军事近代化一样，都需要大量掌握近代化知识的新式人才来承担。面对人才极度缺乏的状况，也只有依赖于洋员的招募。因此，晚清洋务派也逐渐的开始雇聘大批洋员以服务于实业的发展。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交通运输、新式农业、银行等各个领域。
民用工业中，当时发展较快的是纺织工业。1876年，李鸿章看到外国洋布在中国倾销的现状，认为发展纺织业也是富国的一条措施，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1]
筹办织布事宜，李鸿章设想的是采取招商的办法。当年春，李鸿章派遣幕僚魏纶前往上海筹办织布事宜。但是魏纶在北洋系的洋务幕僚中不过是一个技术人员，与江南官场和上海工商业界都少有交集，因而他在上海期间既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在商界的招股也毫无着落。
李鸿章此时面临着急于兴办机器织布但又缺乏可用之人的窘境。1878年10月，一个和官僚、买办都有联系的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拜见当时在保定的李鸿章，请求其代为向朝廷奏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彭汝琮先是说了设立织布局的动机，并提交了一个设立织布局的大致章程，内容有八条，另外还有一个预算细目。彭汝琮说，中国“寓强于富，大要两端，外面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制造莫过于洋布、呢毡，二者皆用机器织成，而助机器以织洋布，则尤便于上海。”[2]按计划，纺织工厂将是一家兼营轧花、纺纱、织布的纺织厂，资本为白银50万两，布机共480台（后增至800台），扬言半年后，棉布年产量可由26万匹增至45万匹，预期赢利由9万两升至18万两，红利可达30％。[3]
晚清中国的传统纺纱
彭汝琮还自称有集资把握，不需要官方在资金上予以帮助，这对于早有办厂之意、但又为资金发愁的李鸿章来说，自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不用说二人是一拍即合。李鸿章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他在批示中除了答应对布厂尽力保护，还同意布厂出布在税收上予以优待，要求彭汝琮从熟悉洋务的人员中挑选可用之才，以便织布事业顺利开办。
根据李鸿章的要求，彭汝琮建议任命当时的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为会办，庚和隆洋行买办唐汝霖、同为太古洋行买办的卓培芳和候补知县长康为帮办。彭汝琮所提议的官商组合的人事结构，很符合当时洋务企业的特点，利用商人的号召力和资金来筹集公司经费，领导权仍牢牢地撑控在洋务官员之手。
彭汝琮的这个建议，李鸿章自然又是答应。1879年5月，上海织布局开始动工兴建。但不久即出现分歧，彭汝琮与郑观应互相指责，最后郑观应向李鸿章请辞，并指责彭氏久末兑现筹集股本的承诺，更在厂址及订购机构等重大问题上犯严重错误，作风独裁浮躁。彭氏的所为动摇到股东的信心，1879年4月，《申报》传出不少广东商人打算退股另起炉灶的消息，这无疑对刚成立的织布局是极其沉重的打击。
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李鸿章不能不大骂彭汝琮，骂此人荒诞不经，甚不靠谱，办起事情常常喜欢信口开河，毫无品行的自吹自擂。李鸿章说，彭汝琮去年冬天承诺说可以很快将织布局开办起来，本大臣就有些怀疑，不敢相信，众人对他一直指责。的确是“彭道（汝琮）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己极。”[4]据此，李鸿章要求彭汝琮辞职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宣告停顿。
彭汝琮离开后，李鸿章决定对正在筹办的上海织布局进行整顿。是年秋天，李鸿章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负责“就近兼理局务”。戴景冯接到命令后，又向李鸿章请求增派吴仲耆、龚寿图两人会同办理。但是这几个人都是官二代，吃喝玩乐可以，要他们负责筹办经营一个新式企业，还真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到上海后，向彭汝琮一样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自然得不到上海官商的支持，因此招商、筹建工作又是一筹莫展。
上海织布局筹建工作屡屡不能成功，使得李鸿章感到找一个真正懂洋务的人以及设法联络商人参与企业筹资这才是重中之重。他明白，要成功为织布局募集大批资金，使正在筹办的织布局得以顺利开展，不仅要找到在上海绅商界有一定名望，而且还应具有近代实业管理理念的人来担当重任。李鸿章要已经辞职的郑观应重新回局，当李鸿章向郑观应说了他的想法时，郑观应向李鸿章推荐了在上海商界有一定名望的经元善。他说，经元善不论是管理还是招募商贾都是理想人选。
西方版画上的斌椿使团
1880年夏，在郑观应的推荐下，李鸿章委任正在直隶雄县办理账务的经元善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担任“驻局专办”的商董。织布局这次改组后，由郑观应、经元善主持上海织布局事宜，社会各界对这一人事变更表示赞同。当时，有媒体评价说，郑观应与经元善二人久居上海，“熟谙洋务商情，而洞达事理，且公正诚笃，朴实耐劳，于筹赈一事己见一斑，今爵相以此局委诸君，诚可谓得人也。”
新的管理层上任后，除了筹措商股外，人才的难题也困扰着郑观应与经元善等人。当时用洋机器织布毕竟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要懂得机器的使用和丰富的纺织经验，因此郑观应直接向国外而不是在上海雇佣洋匠。在他看来，通过向国外寻找能人能达到“工巧而艺精”的目的。为此，他给中国驻美公使馆副使、留学生监督容闳写信，请“代选聘一在织布厂有历练、有名望之洋匠，来沪商办”。[5]容闳作为近代中国留学生第一人，毕竟在美国留学多年，且对近代科学技术多有了解，他立即向郑观应推荐了美国技师丹科。经容闳的介绍，丹科对前往中国也非常向往，他拿着容闳的推荐信来上海实地考察。丹科来华后，郑观应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发觉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人，便与其确定了雇佣关系。上海织布局与丹科签订合同后，郑观应报请李鸿章让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丹科管理局务并负责生产事宜，俨然一个主管生产副厂长的角色。此后，上海织布局又通过容闳聘请了美国纺织工程师哈顿。
根据雇聘合同，“其应办之事，自安置机器并纺纱一切事务均归经理”；丹科、哈顿“须竭力尽职，始终如一，不得稍有推诿。厂内寻常之事，哈顿应与洋总管丹科同本厂总办和衷妥商经理。遇有紧要事件，须由丹科、本厂总办请示督办批准后方可照行”。[6]上海织布局在洋总管的帮助下顺利投产，成为近代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1]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273页。
[3]温锐主编：《政府·市场与经济变迁：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4]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528、529页。
[5]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77页。
[6]赵入坤：《晚清近代企业的涉外雇佣》，《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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