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军专栏】
当武汉那位愤怒老姐姐“闭嘴”的时候
原创作者|杨树军（深圳市固戍小学校校长）
毫无疑问，我们此时正置身于历史现场。
除了战争，可能从来还没有一次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作为当事人，我们可以有怎样的观察视角，以及选择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因为眼睛已经帮我们把世界过滤过了。眼睛就是我们最大的局限，但是不透过双眼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主流媒体为我们准备了一堆信息，自媒体也在努力证明自己的信息才更有价值。有人在为我们制作有观点的新闻，在大部分人看来，这就是一种粗鄙化的表达，选择性与倾向性让他们背负上了造假的嫌疑。相对而言，“封城日记”的书写者似乎一直在努力接近事实真相——但这也仅仅是部分深夜追随者的看法。
应该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描述我们面前这场事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说到底，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脚下出发，把偏见当成洞见。武汉那位女作家选择以日记的形式进行纯私人化的记录——她并没有义务为整个事件的真相负责。但大部分读者并没有把那些文字当成“日记”来读，他们私自赋予了这些文字匡正天下的功能。
那显然超出了一位作家的能力。事实上，我们都希望看见更客观、全面的历史叙述。对一场巨大的灾难而言，日记这类性质模糊的文字最多只能算是素材——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粗鄙”化的表达方式。
没有人主动拒绝真相。但真相是什么？因为折射的原因，圆形水族箱里的金鱼看见的世界可能都是弧形的——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处在一个更大的金鱼缸里呢？另外，苦难本身可以谈论吗？当真正的苦难来临时，我们只有浑身发冷，只有纵身一跳……当我们每年跟侵略者讨论一次自己当年被杀害的同胞人数时，那就是一次学术交流，跟苦难无关。
事实上，当我们身陷现场时，我们什么也发现不了——距离感让我们有机会回过身去观照它，那时，我们才有可能看清现场。《我不是药神》这一类直接关注社会热点话题的作品有可能成为艺术品吗？如果缺乏冷静的审视，如果没有价值追问，不管票房有多热，它的意义肯定比不上新华社记者提供给有关部门的一份“内参”。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书写者，因为他有能力站在历史之上。《史记》中有鲜活的细节，但也有深刻的思考。五年的楚汉战争肯定是历史大事件，其中最能触动司马迁的是什么东西呢？《史记》在为我们留下《高祖本纪》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一生裂天下、封王侯，虽未能最终成就霸业，但肯定是大英雄。刘邦的一生却要复杂得多。该如何总结这位大汉开国皇帝呢？司马迁在《高祖本纪》的结尾处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刘汉。夏商周三代循环往复，利弊丛生，秦只是用一个错误取代了另一个错误；汉的伟大在于其“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因此高祖得以——葬长陵，而我们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民族标识。
我们今天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思考能力。比如贾樟柯的电影，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玩味自己的经历，并让自己深陷其中……他的影片里常常出现八十年代内地小县城这类场景，“舞厅”是经典标志，音乐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音乐，他会让那个音乐持续很久。他不是恍如隔世，而是一直沉迷在“原来的味道”中……说到底，他还是太爱家乡了，就像遇见了儿时的某种食物，这时候他的判断能力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无法客观，然后就宣布：这种东西就是天下第一美味。
玩味基于我们的立场，深陷其中就成了我们的局限。
在疫情结束之后，当我们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会有我们这个时代专属的“史记”吗？
此时此刻我们却深陷各种粗鄙化的表达之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样的横幅早已经开始泛白了，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文法不通吗？
通常的逻辑是——我们还在初级阶段，现在又是非常时期。“武汉加油！天佑中华！”简单粗暴，问题是我们都听得懂。这里都火烧眉毛了，谁跟你风花雪月呢？但是，你用电脑打印那两句口号的时间，同样可以打印“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啊。在更加粗鄙的人看来，日本人的“口号”背后是否有中国人操刀似乎更重要。当他们得知大部分日本人的中文水平还不至于随口吟咏《诗经》时，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的世俗生活正在被割裂为两个话语体系。你听不懂我说的，我也不喜欢听你的。一方夸大事实，另一方则刻意隐瞒。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粗鄙方式。
我们可能正在适应某种粗鄙化的东西。“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样的横幅可以挂在村口的泥墙上吗？讲究是什么？那是温饱很久之后的事情，一个人开始讲究了，就表明开始做长远打算了，已经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武汉加油”与“风月同天”究竟哪个更好，我们从来就没有为此达成共识。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责怪，我们受伤的情绪是否更容易平复呢？前提是那个人允许我们责怪——即便他不接受。现在这个犯错的人死不认错，甚至还不准我们质疑，他似乎正在激起我们共同的愤慨。此时我们正深陷这样的愤慨中，武汉那位老姐姐是我们的代言人，她的日记就是我们集体炸起的汗毛。
更要紧的是试图去理解这件事本身，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读日记当然很过瘾，但它是大众的、表面的、也是有限的。除了它，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视角和方式，我们需要跳开一点，回转身去观照整个事件，努力洞悉事件的内在秘密；除此以外，武汉连同全世界，此刻都置身于灾难之中，它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意味着什么？
井拔凉水解渴，但味道始终差点。随着疫情结束，老姐姐的日记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才是正常现象。
流行歌也有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但殿堂级的音乐一定是那些更严肃的作品。研究鲁迅的人一定会关注他的日记，但鲁迅的杂文里有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鲁迅的小说一千年以后还会被人记住。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姐姐最终留下来的只能是《万箭穿心》。
仅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此时此刻的方方是值得怀疑的。
怀疑是为了让我们整体免于深陷一种粗鄙之中。
因为是非常时期，粗鄙正在成为粗鄙者的通行证。即便是充分授权的执法部门，在面对普通民众时，如果不是情况紧急到立即就会死人，也可以好好说话的。
垃圾车可以运送食物吗？在认为可以的人看来，现在是什么时候，还特么矫情！而在那些认为不可以的人看来，即便是临刑前的那顿饺子，如果不配上一碟醋他也坚持不动筷子。
过往的历史表明，灾难现场总会有日记留下来，似乎也只有日记才算真实。正像我们都在熬夜追的那些“封城日记”那样，它是白描、写真，属于一种自然主义风格。我们分明看见有一个愤怒的老姐姐就站在你身边，还要装出不怎么愤怒的样子，嘴上说情况越来越好，心里在痛快地爆着一连串的汉骂。她仿佛一直在问——如果愤怒的表情都不允许，我可以有点抵触情绪吗？事实上，沉默也是一种叙述方式啊。
她像孩子一样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从不会停下来听人讲解——我们正在满足于揪出了一个一个嫌犯。这就是我们面对疫情的正确方式吗？
3000年的中华历史被《史记》浓缩成了52万个汉字，这次疫情可以被“庚子鼠年，天下大疫”八个字一笔带过吗？我们应该对人类的文明史继续抱持信心吗？当武汉那位愤怒老姐姐的“封城日记”停更以后，我们都希望她和她的同行们开始更深刻的思考，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更生动的记录——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记”，否则在将来，我们华丽的墓志铭上只会留下“粗鄙”二字。
閱讀更多 校長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