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才武院长寄语学界同仁：加强文化生态理论研究
我从1985年到武汉上大学，至今没有离开武汉这个城市。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更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工作了35年的“4201人”，在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感到的是一种锥心之的痛：目睹数以千计生命的逝去，人间悲剧就在自己眼前一再上演；目睹那种在疫情大潮撞击下武汉“军运会”光晕褪去后的“溃败”，让你真切感到忧虑数代人孜孜努力所汇成的最好发展机会可能就此逆转，数千万人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变。
“封城”中的武汉
但也同时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糟糕结果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天灾，而是“人祸”——这种近似“溃败”造成的国难，既提醒武汉人和湖北人自己要反思，也提醒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时刻自省。
由此心心念念，我的注意力就再不能离开“新冠疫情”，每日关注疫情动态，关注冯天瑜先生的《十教授书》《抗“疫”读书记》，关注方方的《疫情日记》，关注网络上的每一个与疫情相关的热点。
我们的研究院就在珞珈山上，这里曾是80年前全国“文化抗战”的中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文化抗战”工作，当时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先生，我们院的办公室就在郭沫若故居当中，而周恩来故居就在离我院咫尺之遥处。这次“新冠疫情”来袭，我院同仁正是以赓续“文化抗战”之精神，誓将“文化抗疫”进行到底。
学院不远处的周恩来同志故居
“文化抗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场不亚于“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运动，它最大限度地让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之际知道了自己应当如何融入时代。国难之际，周恩来、郭沫若通过《新华日报》等抗战媒体，在武汉进行举国的舆论动员，极大地凝聚了国内知识分子们的斗志，这与今天的抗疫大局，又极其相似。
《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
李泽厚先生认为这是“救亡压倒启蒙”，我认为，救亡之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成了另一场启蒙。“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当中一大批人，其实已经“躲进小楼成一统”，脱离了民族与时代，正是“文化抗战”，让他们又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尊严。
身处这种氛围中，我和学院同事们当然也想为抗击疫情尽知识分子的一点微薄之力。从2020年2月初开始，我带领研究团队，先后完成了《关于筹设“文亮教育基金会”及命名设立“文亮中（小）学”的建议》《关于优化方舱医院精神文化生活空间的建议》《武汉方舱医院“暖心行动方案”的建议》《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改造为“2020抗击新冠疫情纪念馆”的建议》等近20份咨询报告，并努力真实记录疫情对于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
我院同仁在抗疫当中，克服疫区生活工作种种不便，努力履行智库“国家队”的职责，走在全国学术的前沿一线，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好评，这是对珞珈山“文化抗战”的精神赓续。我院韩晗老师去年才从深圳大学引进至武汉大学工作，抗疫期间先后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与《新京报》等媒体的访谈，并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族报》等中央级报刊以及学术刊物发表事关抗疫大局的咨询文策稿件十余篇，我院寇垠老师今年刚刚留校，不但承担了相关咨询报告的起草工作，而且还作为党员志愿者，服务在抗疫一线，令人感动。
韩晗老师的“爆款”文章
从“文化抗战”到“文化抗疫”，这似乎是历史赋予给我院的责任，“文化抗战”当中所涌现的一批优秀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一面呼喊民族救亡，一面更对国民性与国难教训有着深刻的反思。今天的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被逆行支援湖北的3万多名医护人员的“仁心侠行”（冯天瑜先生语）所深深感动，但我认为对于为什么要让这么多民族精英逆行湖北的背后原因的深入反思甚至批判可能更为不可或缺。
疫情是国难，国难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灾难，灾难的唯一正面价值是教训，而且只能是被牢记的教训。此次国难之后，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感动层面，而不是由知识分子率先推进到民族的集体性反思，我们民族可能还将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因为2020年距离2003年的“非典”不过区区17年而已，距离“文化抗战”，其实也只有80多年的时间，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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