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明朝时期评选圈定的，其中唐代两位，分别是柳宗元、韩愈，宋代六位，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从当时选拔依据看，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但无论依据什么标准，有一个人都绕不过去，那就是范仲淹。
相比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既是宋代诗文革新的提倡者，也是实践者和探索者。据《全宋诗》所收范诗数量计，范诗作现存三百余首，他抒发了一个士人、士大夫心忧天下、锐意进取、济世安民的胸怀与抱负。
相比同时代的欧阳修，范仲淹官位比他低，文学造诣在其之上。而且范仲淹、欧阳修同为宋朝诗文革新派主将，力图通过变革以正文风、恢复古朴雅正的诗风，给文学贯注强有力的社会功能，抒发真性情，从而使诗文“质文相救，变而无穷”。
至于在其之后的三苏、王安石、曾巩等人，在文学成就上更是达不到范仲淹的标高，而且这些人都是以范仲淹的门生粉丝为荣，对范仲淹佩服的五体投地。
后来很多人也表示不理解，因为凭范仲淹在北宋散文史上的巨大影响和杰出地位，完全应该跻身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的。
遗憾的唐宋八大家已经张榜，而且贴了千年，谁也不好意思再换人了，毕竟那八位的实力也的确不可小觑。
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究竟是什么遮蔽了明人的眼光，让这样一个文章大家被忽视了？ 不说太具体的代表作品，难道他们没有读过《岳阳楼记》？
从文学意义来看范仲淹，其传世散文（今存，包括赋、表状、奏疏、书、序、论、记、碑铭墓志等）近五百篇。从文章的后世影响看，自然首推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写景抒怀散文，还有《清白堂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和《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等名篇佳作。
有人说，唐宋八大家都是抒写政论的大手笔。范仲淹的散文亦以政论文为主，其代表作如《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等，还有著名的“四论”（《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都是大手笔的雄文。
如果没读过他的《上执政书》，就不可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不顾一切地推行庆历新政。当时，北宋王朝已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五十余年，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浮华表象之下，一个王朝已呈现积贫积弱的颓势，内忧外患之际，范仲淹写了《上执政书》，通篇洋溢着政治家的治国之才和军事家的雄韬大略，当然还有文学家的横溢才华。
范仲淹的文章，有着清晰的条理、严谨的结构、透辟的说理，文如其人，这些政论文一如他坦诚务实、充满锐气的秉性一样，充满了正义理性又极其犀利。 这从他晚年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写的《岳阳楼记》充分体现出来，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亦忧，处江湖之远亦忧，忧患是他一生的动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成全了范仲淹，范仲淹也成全了岳阳楼，范仲淹指出并概括了一个古代文化士人的最高境界。
范仲淹不只是散文大家，也是北宋划时代诗词律赋大家。北宋是律赋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而范仲淹阻挡和延缓了这种衰落的大趋势。在他至今尚存的三十五篇律赋中，对律赋的内容有了极大的拓展，在技巧运用上也是炉火纯青。
范仲淹还在律赋中探究儒家经义，论述世界和人生哲理，穷天理，尽心性，是宋学开山、士林领袖。南宋理学巅峰人物朱熹，把范仲淹确定为宋学开山之祖，赞其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既是宋人，自然少不了词作。范仲淹那两首苍凉豪放、历代传诵的《渔家傲》和《苏幕遮》，足以跻身宋朝顶尖级词人行列。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边塞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词的一种颠覆性创造，开大宋一代词风。
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到了这个地步，其实是不是八大家也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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