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說：自己有能耐卻向能力差的人請教，自己知識淵博卻向無知者請教；有學識卻好似無知，知識豐富充實卻好似空虛；被人無理冒犯了，卻並不計較；當年我的朋友曾經這樣做過。
這句話裡曾子描述的這個同門，很多後世的注家都覺得大概說的是顏回。這段話合理推測的話，應該是在顏回死後，作為師弟的曾參在向弟子們追述師兄顏回的君子之風。在孔門弟子裡，曾子的年齡是比較小的。
關於顏回，在以前的課程裡我講了不少，你大概瞭解到孔子對他的評價有多高了。回想一下《八佾篇》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的章句，不恥下問、虛心求學正是孔門弟子的學風。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說：可以把未成年的孤兒託付給他，可以把邦國的命運寄付於他，面臨生死關節絕不動搖改變意志的人，這是君子嗎？這就是君子啊。
孔子的時代，一尺的長度比我們今天小，那時候一般成人身長七八尺。“六尺之孤”說的是未成年人，大概是個十幾歲的孩子。跟後面的“寄百里之命”“臨大節”對著看，這個未成年的孤兒不是一般的孤兒，很可能是一個邦國的幼主。
所謂“君子人也”，要在這三個方面有作為，可見說的是可以託孤的重臣。曾子的闡述又一次豐富了君子的人格標準。
說到託孤，中國歷史最著名的託孤故事，大概要算春秋時期晉國的“趙氏孤兒”。晉靈公被刺殺，司寇屠岸賈追責追到了趙盾身上，趙氏家族遭受滅門之禍。當時只有趙盾的兒媳婦倖免於難，因為她是晉靈公的姐姐，當時身懷六甲，所以大家都盯著這個遺腹子。
這時候趙盾的門客公孫杵臼和朋友程嬰站了出來，保全了這個孩子。他倆分工合作，傳說程嬰用自己的孩子掉包了這個孤兒，然後假意去告發公孫杵臼，公孫杵臼和被掉包的嬰兒被殺了。程嬰揹著賣友求榮的罵名，隱姓埋名，把這個叫趙武的孩子養大成人，最終報了仇。
能夠託六尺之孤的公孫杵臼和程嬰，後世被廣為傳頌，甚至宋明以後被改編成了戲劇。你更熟悉的三國時候的諸葛亮，也算得上是託孤老臣，為蜀漢鞠躬盡瘁。這三個人，都算得上是“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人品經得起考驗的“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說：作為一個士人，不可以不寬宏大量，不可以不堅毅果斷，因為他擔負的使命重大，卻又路途遙遠。以實現仁德為己任，這個目標還不沉重嗎？以此為目標至死方休，還不算路途遙遠嗎？
“任重而道遠”，這個表達你今天還常常聽到。但放在這句話裡，其實並不是對客觀現實的描述，反而更像是一句自我激勵。從這句話裡，你能看出曾子內心世界的氣象恢弘。
除了對細節的講求和同理心的把握，他還具有鋼鐵般堅強的意志，而這一點正是後世儒家弟子們強調的“剛性”。一生嚴謹守約的曾子，在其行禮如儀、小心謹慎的外表下，內心的強大力量在此刻突然迸發出來。
而這種“剛性”，也開啟了後來的思孟學派，也就是孔子的學生子思和孟子形成的那個學派。孟子那句著名的話，“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說的也是這種“至大至剛”。
弘毅、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這幾個詞，流傳至今仍然發散著生命的熱力，鼓舞后學勇於擔當。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孔子說：以《詩經》觸發啟蒙，以禮規範立身，以音樂成就完滿。
這句話裡面，詩、禮、樂三種教育內容並舉，又有各自的不同功效。但我理解，孔子想要突出的核心仍然是禮。詩和音樂，其實也和禮法密切聯繫，並且也都是要在行禮中實踐和運用的。
你也許想問：這禮的作用到底有多麼重要？為什麼孔子會不斷地反覆強調，難道真的沒有禮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嗎？
答案是肯定的。直到孔子那個時代，禮仍然是維繫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條件，也是各國正常往來的基本準則。
儘管有西周到東周的衰變，周王室最終東遷到洛邑，但整個社會政治版圖並沒有改變，周初分封的幾十位姬姓王族的邦國，仍然分佈各地。儘管各地諸侯國勢力不斷壯大興起，但是社會通行的規則、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和名號仍然存在。而這一切，仍然圍繞著禮在運轉。
因此遠在孔子出生前的兩百多年曆史記錄中，從魯隱公開始，《春秋》《左傳》裡記錄了大量當時人們的活動與言論，包括外交辭令，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以“禮”為核心。
禮是當時的普遍價值準則，不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不管是祭祀還是婚嫁，哪一方或哪個人的行為，一旦不符合這套禮的規則，就會引來不滿甚至負面的評價，而且還可能改變個人的命運，甚至引起政治關係的波動或者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即使到了齊桓公作為五霸之一登場時，他所做的事情，也仍然是打著“維護周禮”的口號，以周王室為旗幟，才能順利地重整當時混亂的國際秩序。後面的效仿者，比如晉文公，同樣也是如此。不論這些霸主們的真實訴求是什麼，但他們都共享著同一個思想傳統與知識世界。
但是我必須再一次提醒你，孔子所強調的禮，其實已經賦予了新的內核，注入了“仁德”這個新的生命力，並且通過教育普及到平民當中，影響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說：老百姓，可以讓他們跟著走，卻不必要讓他們知道這樣做的理由。
這句話很有名。歷代做註解的人，意見很不統一。今天提到古代帝王的愚民政策，也會有人拿這句話說事，但我不主張這麼解。
我先給你舉一個例子，幫你理解這句話可能發生的背景。據說，商朝的國王盤庚要把都城遷到一個叫“殷”的地方去，但是很多老百姓都不同意。當然，盤庚很堅決，在幾次三番解釋、訓斥甚至威脅之後，老百姓才勉強跟隨了他。
無疑，在那個時代，許多重要的決定場合事關重大，要保證行動的順利完成，確實不能讓太多的人知道內情。只能由少數參與機密的人知道其中的奧妙，事後成功了眾人才明白，皆大歡喜。
這在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其實並不少見。我想再次提醒你，孔子很少說普遍性原理，這個話不能做形而上學的形式推論。
如果我們把這句話理解為孔子對民眾的輕視和看不起，其實是脫離了具體歷史條件的解讀，這是從另一個層面上曲解了孔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如果一味好勇鬥狠卻討厭貧困，就會生亂。對不仁德的人，恨得太厲害，也會生亂。
這句話算是孔子經驗觀察的一個總結。前一句不用說了，貧困肯定是很多社會的動盪之源。後一句怎麼解呢？我覺得說的是貧富矛盾對社會的巨大傷害。對那些為富不仁、為官不仁的人，如果人們非常痛恨討厭他們，也會激起民變。
這是孔子在告誡人們，面對這兩種情況必須要引起警覺，否則突變發生甚至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釀成嚴重後果，那造成的損失就不可挽回了。
摘自-靳大成《論語通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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