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之後，電影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一開始，電影的媒介只有電影院。
人們只能走進影院，才能欣賞到各式各樣的影片。
電視曾是電影的第二媒介，不過電視和電影很快區分了開來，觀眾還是願意買票進影院。
現在，高速發展的流媒體正與影院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在Netflix的帶領下，流媒體電影正在向院線電影靠攏。
Netflix希望能成為一家電影製片公司，但他們主要依靠的媒介不是影院，而是流媒體。這是具有變革意義的。
有第一個成功者，就會有第二個後來者。
依靠強勁的內容品質，Netflix儼然已經成功了。目前他們的電影走院線只不過是應對主流獎項的競賽規則。
之後有更多後來者的話，傳統院線電影所面臨的挑戰是不可想象的。
等到哪天奧斯卡或者戛納決定不再限制沒進行線下上映的電影參賽時，流媒體等於是打下了一塊重要的戰略陣地。
“新冠”疫情的災難蔓延到全球，使得這個可能性提前到來。
院線無法正常營業，很多電影的上映計劃受影響。這意味著受影響的電影可能達不到主流獎項“必須在線下上映”的參賽條件。
戛納宣佈推遲舉辦時間，奧斯卡已經在考慮根據情況修改規則——只在VOD點播，或者只在流媒體上線的電影就可以擁有參賽資格。
不僅是電影節和頒獎禮，好萊塢各大製片廠還主動打破90天的窗口期，把正在院線上映的電影提前送上網絡。
一切都在朝“Netflix模式”的方向走，疫情似乎是在“幫助”流媒體取得“電影第一媒介”的稱號。
倘若事實證明網絡電影也是可行之道，獎項依舊保持權威，製片廠損失可控，那麼疫情過後，流媒體會打敗電影院嗎？
看看經歷過影院全面關停長達兩個月時間的中國，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答案。
那就是，現階段不會。
中國雖然沒有Netflix，流媒體對院線的影響遠不如北美，但電影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電影的本質是什麼？
從廣義上說，觀點多種多樣。
而從製作流程上看，電影就是通過攝影機記錄並經過編輯的影像內容。
製作者可以通過電影宣揚自己的理念，可以通過電影獲得收入，在西方如此，在中國也如此。
絕不會被改變的一點是，電影的“群體性”。
電影的製作過程就是一種群體活動。
在電影剛誕生的時候，只要有攝影機和放映機，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完成一部電影的製作與發行，關鍵是有沒有人願意買票看而已。
不過電影發展到現在，一個人已經無法真正地完成一部電影。
從製片人，到導演編劇，到演職人員，一部電影往往是數十個人，乃至上百個人的共同創作。
然後到了發行部分，又是另外一批人在操作。
最後到了觀眾，觀影的現象更加具有群體性。
1895年12月28日，盧米埃爾兄弟在法國巴黎的一家咖啡廳播放了幾部短片。這一天被廣泛認為是電影的正式誕生之日。
實際上在更早之前，愛迪生髮明瞭一種電影放映機，只不過他的放映機只能由一個人“獨享”，觀眾只能輪流，一人一次地觀賞影片。
通過一臺放映機震驚世界，被稱為“電影之父”的不是愛迪生，而是盧米埃爾兄弟，根本原因之一，是那間咖啡館中出現了一種“影像共享效應”。
據說當時在播放《火車進站》的時候，咖啡館裡的很多人都被嚇了一跳。
一個人被嚇了一跳，和一群人被嚇了一跳，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電視同樣具有“影像共享效應”，只不過範圍有限。
而且電視普及的時候，電影已經成為了人類的一種娛樂活動。電視始終是“室內的”，不能完全替代“室外活動”性質的電影。
另外，電影是集中而完整的，整部作品的觀賞過程一般不間斷。如果電影足夠精彩，觀眾可能會一直憋到電影結束才上廁所，才有了“全程無尿點”的說法。
電視觀眾的觀影習慣則傾向零散，無論內容有多精彩，廣告總是不可避免地出現。畢竟普通電視（非付費電視）不需要觀眾買票，廣告是製作方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電視做不到比影院更大的觀影規模，更好的視聽體驗，且不屬於一種外出的娛樂活動，盈利手段註定難以不間斷地播放完一部完整的電影作品，所以註定無法取代影院。
流媒體可以說是電視媒體的升級版，因為觀眾具有更多的選擇權。
電視不能做到的，流媒體可以。
於是流媒體可以肆無忌憚地搶佔電視的生存空間，還具備著威脅影院的潛力。
Netflix根據用戶的需求針對性地提供了靈活的觀影方案，電視劇觀眾可以選擇一次性看完，或者自己一天看一集。
電影觀眾可以像影院那樣不間斷看完，也可以按下暫停鍵，自己選擇“尿點”。
甚至還能做成像《黑鏡：潘達斯奈基》那樣創新性的互動式電影。
這是流媒體電影的優勢，同時也是劣勢。
觀眾擁有過多的個人選擇權，將會破壞電影原有的群體性，把“觀眾”變成“觀者”。
一個人想暫停，另一個人想繼續；一個人想選A，另一個人想選B，那大家就很難坐在一起看同一部片子了。
1895年12月28日那家咖啡廳首次出現的“影像共享效應”便蕩然無存。
就算每一個人都擁有一所視聽效果媲美影院的私人影院，流媒體電影的觀影行為仍然和傳統影院有著本質區別。
不僅因為影院的觀影行為是一種“外出娛樂活動”，更因為那具有社會性。
和親朋戚友一起看電影，和朋友去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看電影，效果又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電影院的群體性表現要更強。
《寂靜之地》的成功就是得益於劇情利用了影院獨特的“影像共享效應”，如果這是一部流媒體電影，那表現將會是平庸的。
在進軍中國市場的時候，就《寂靜之地》的表現就令人失望。因為東方人個性普遍不張揚，在影院看電影的時候很少暴露自己的情緒，多數人都是自己看自己，“影像共享效應”的強度要稍弱一些。
只有像《復聯3》、《復聯4》零點首映那樣的場次，才讓中國的影院能像125年前的那家咖啡店一樣沸騰。
即便中國的流媒體平臺遍地開花，影院的“影像共享效應”又比較弱，已經兩個月沒有去影院的中國觀眾也已經耐不住“寂寞”，想要重返大銀幕。更何況是更注重“影院儀式感”的西方觀眾呢。
拋開內容質量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流媒體電影的觀影行為還不能具有社會性。
電影是藝術，是商品，同時還是一種社會性的群體娛樂活動。
就目前而言，只有影院才能同時體現電影的這三種屬性。
也許，很久很久以後，Netflix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邀請制度，令到看電影從買票變成會員制，流媒體電影也能夠完整體現出即時的“影像共享效應”了，傳統院線才會真正有了生存威脅。
無論如何，Netflix都需要能把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電影院”。
萬一真的成功了，電影票大概會變得像郵票一樣珍貴。
也就是說，流媒體要取代影院，最關鍵的部分不是線上發行取代線下，而是改變人類看電影的消費模式，與“電影”完成融合。
電影之所以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內容具有集體潛意識是一方面，觀影的形式是同樣重要的另一方面。
影院經過百年的時間沉澱，才讓人類養成了一套行為模式。
流媒體的影視變革，不光是要顛覆電影工業那麼簡單，那還是上升到人類社會層面上的問題。
這將是人類歷史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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