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讨论了董仲舒对“天人之际”的阐发，既不同于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又不同于儒家所主张的“顺天应人”。天人之际其实说的是人和天是没有边际是，是一体的，人的一切行为，都会被“天”所反应出来。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其背后的逻辑是存在一个有意识的、有行为的人格化的“老天爷”，它负责纠错正谬，负责惩恶扬善。
董仲舒的学问是从《春秋》里面来的，但不全是如此，他还吸收接纳了很多阴阳家的东西，还有神仙道方技道的内容。天跟人沟通的方式是通过“暗示”来进行的，要了解这种“暗示”具体所指，那么解释权就被董仲舒独家所占有了。虽然汉武帝不吃他这一套，但是后来的人深信不疑。
在《春秋》里面记载了很多灾异事件，比如隐三年日有食，《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答曰：“记异也”。再比如五年螟，《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大约：“记灾也”。由此可见，史家记载灾异，与记事，并没有深刻的含义。只是发生了，照实记录而已。因此《春秋》在史家眼里，不具有哲学含义，不过是单纯的史料而已。
到了孔子这里，《春秋》具有了伦理学的意义，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孔子在编修《春秋》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对人、事进行评价，但是运用修辞手法，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既然已经杀掉了他（关其思），就没必要再用对人的谦称——“子”了。后世的经学家认为，《春秋》里面的每个字都暗含着褒贬。
到了董仲舒这里，《春秋》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即所谓的“灾异之变”。《汉书》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一个“始”字说明了，灾异感应的学说在之前的《春秋》学者中是不被提起的。董仲舒创造这门学问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屈君而申天，二是屈民而申君。即用迷信思想告诉老百姓，一切都要听皇帝的。同时告诉皇帝，一切都要听老天爷的。
“灾异之变”的基础理论是“天人感应”，是“天人相与之际”。这种认知是怎么来的呢？胡适给出一个名词叫做“历史的援例法”。援例，我们知道的，就是引用事实作为依据，为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寻找合理化、合法化的依据。历史的援例，是引用《春秋》里面记载的史事，把天人感应的思想合理化，把灾异之变的学问权威化。董仲舒说：《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是他把“往事”都归结为神秘主义，同时又给“来事”加上浓厚的迷信色彩。
《春秋》中定二年，两观灾，被解释为：天意要鲁侯去僭礼之臣。哀三年，恒宫、釐宫灾，被解释为：天意让鐇贵而去不义。老天爷如果真有意识的话，内心的旁白一定是：“你有嘴，你说了算”。这些是《春秋》里面的例子，到了汉武帝时期，辽东的高庙失火了，后来高圆电又着火了。董仲舒援例出的结论是：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便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附会《春秋》来讲灾异之变的，并非只有董仲舒一人，他的弟子眭孟、吕步舒也是持这个观点。后来的“造假父子兵”刘向、刘歆也是持这个观点。他们都认为人间的“灾”或者“异”，都是老天爷的某种暗示，博学多识的人是具备解读这种暗示能力的。董仲舒这样做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老百姓要听皇帝的，皇帝要听他的。他想要争取的是对“老天爷”的解释权，只要统治者相信“天”，就会养着一大帮人来研究天，来解释天。董仲舒的“灾异之变”无疑是解释天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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