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讲的作传方法，偏重列传方面；但专传亦可应用。列传要如何作，我现在没有想得周到，不能够提出多少原则来。我是一面养病，一面讲演，只能就感想所及，随便谈谈，连自己亦不满意。将来有机会，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则，随时添上去。
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为政治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政治；为文学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文学；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别轻重，重的写得多，轻的写得少，轻重相等则平均叙述。两人同作一事，应该合传的，不必强分。应该分传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
（一）为文学家作传的方法
作文学家的传，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们看《史记》《汉书》各文人传中，往往记载很长的文章。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把几篇赋全给他登上。为什么要费去这么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单称他的赋作得好，并列举各赋的篇名？因为司马相如所以配称为大文学家，就是因那几篇赋有价值。那几篇赋，现在《文选》上有，各种选本上亦有，觉得很普遍，并不难得；但是要知道，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
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但必择纯客观的论文，能够活现某人的全体而非评骘枝节的。譬如《旧唐书》的《杜甫传》，把元微之一篇比较李杜优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这是很对的。那篇文章从《诗经》说起，历汉魏六朝说到唐，把几千余年来诗的变迁，以及杜甫在诗界的地位，都写得异常明白。《新唐书》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还删了许多零碎事情），自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其实不然。经这一删，反为减色。
假使没有《杜工部集》行世，单读《新唐书·杜甫传》，我们绝不会知他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章学诚就是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虽然很难，但是事实上应该如此。为什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登上几篇好赋，否则须像《旧唐书·杜甫传》登上旁人的批评。纵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旧唐书》登上元微之那篇论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书》把它删去，就是史识不到的地方。
（二）为政治家作专传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这种文章，我们看不出他的主义。《后汉书》的王充、仲长统、王符合传，就把他们三人的政论完全给他登上。为什么三人要合传，为的是学说自成一家，思想颇多吻合。为什么要为他们登载政论，因为他们三人除了政论以外，旁的没有什么可记。
范蔚宗认为《论衡》《昌言》《潜夫论》可以代表三家的学说，所以全登上了。《论衡》今尚行世，读原书然后知道蔚宗所录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潜夫论》，或已丧失，或已残阙，若无《后汉书》这篇传，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仲长统和王符有这样可贵的政见。第二，若是政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
《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鹏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
（三）为方面多的政治家作传的方法
有许多人方面很多，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这种人应当平均叙述。我们平常读《明史》的《王守仁传》，总觉得不十分好；再与旁人所作《王守仁传》比较一下，就知道《明史》太偏重一方了。
《明史》叙阳明的功业，说他伟大，诚然可以当之无愧。但是阳明之所以不朽，尤其因他的学说。万季野的《明史》原稿，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张廷玉、陆陇其一般人，以门户之见，根本反对阳明思想，所以我们单读《明史》本传，看不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最好同邵念鲁的《思复堂文集》《明儒学案》的《姚江学案》对照着读，就可以知道孰优孰劣。
《明儒学案》偏重学术，少讲政治，固然可以说学案体裁，不得不尔；但是梨洲于旁人的事迹录得很多，而于阳明特简，这是他的不好处。因为阳明方面太多，学问事功都有记载的价值，《学案》把事功太抛弃，差不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了。《明史》本传全讲事业，而于学问方面极其简略，而且有许多不好的暗示，其实失策。若先载阳明学说，然后加以批评，亦未为不可。但《明史》一笔抹杀，叙学术的话不过全部百分之二三，让人看去，反不满意。现存的《王阳明传》，要算邵念鲁作得顶好。平均起来，学问占三分之二，功业占三分之一。述学问的地方，亦能摘出要点。
从宋学勃兴后学术的变迁，阳明本身的特点，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以及末流的传授，都能写得出来。最后又用《旧唐书》的方法，录二篇文章，一篇是申时行请以阳明配祀孔庙的奏折，一篇是汤斌答陆陇其的一封信。他不必为阳明辩护而宗旨自然明白。述功业的地方，比《明史》简切得多，真可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尤为精彩的，是能写得出功业成就的原因，及功业关系的重大，又概括，又明了。在未叙铲平南赣匪乱之先，先说明用兵以前的形势，推论当时假使没有阳明，恐怕晚明流寇早已起来，等不到泰昌、天启的时候了。次叙阳明同王琼（最先赏识阳明的人）的谈话，断定旧兵不能用，非练新兵不可，新兵又要如何的练法。平贼以前，有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事业的关系，及其成功的原因。这种消息，在《明史》本传，一点没有痕迹，不过说天天打胜仗而已。
又阳明平贼以后，如何抚循地方，维持秩序，以减少作乱的机会，一面用兵，一面讲学，此等要事亦惟邵书有之，而《明史》则无。关于平定宸濠一事，虽没有多大比较，但《明史》繁而无当，不如邵书简切，这都可以看出史才史识的高低。（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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