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大一统的产物，没有统一政权的建立自然也就没有超过万里的王朝政权的边疆，也就没有修建万里长城防御漫长边疆的需要。所以，我们说万里长城产生于大一统，服务于大一统。
从中国古代史来看，从部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天下一统，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地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有实力政权的强烈追求，也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独特心理意识。这一点与古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始终是稳定性很强的农耕经济有关。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古代欧洲的农耕经济则不够发达。因此，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诉求，远比世界其他民族要强烈得多。
统一需要实力，修建长城同样需要实力。修建长城虽然是为隔绝矛盾和冲突，但只有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政权，才有修建长城的实力。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的秦长城、汉长城、隋长城、明长城，都是在实现长城以内农耕地区的统一之后所修建。即使是北魏长城、北齐长城、金长城，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成为北方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所修建。
中国秦汉长城修建和使用的同时期，欧洲也修建了长城。在古代文明开启之初，欧亚大陆东西方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强大帝国的疆域，由原来只在各自所在区域的大河流域内活动而向外扩张，形成了秦汉、罗马、安息、贵霜等强大的帝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提出：“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
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同样处于相对统一的政权强大时期，不约而同地采用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加强边疆地区防御。2世纪古罗马的边界防御设施——罗马边墙（Roman Lines），属于与中国长城相同性质的军事防御工程。罗马边墙全长超过5000千米，从英国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开始，贯穿欧洲黑海，延伸至红海和整个北非大西洋沿岸。
罗马帝国对外省份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地方军阀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当地政治势力来实现。这一点与中国王朝对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不一样。罗马统治者对外省失去统治力时，外省的实权拥有者便纷纷独立，发展成众多的独立国家。罗马帝国依靠军事征服保障下的法律对地方进行管理，缺少中国文化中对统一的追求和行之有效的郡县等政治制度。所以，随着罗马帝国的军事解体，政治的统一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自然不再有修建长城的需要。而不断在发展中追求统一的中国王朝，则在实行较大范围内的统一之后，有继续修建和使用长城的需要，中华文明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世界史上还有一些国家也修建了长城类防御工程，包括罗马边墙在内的这些线性军事防御体，但其规模、质量、功能和系统性均无法与中国长城相比。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城是在几千年不断修筑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其他国家的长城类防御工程，只在很短的一个特定时期有用，随之就废弃了。没有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其成熟度和系统性自然无法与中国长城相比。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从古至今多民族在共同的地理疆域，经历共同的历史进程，留下共同记忆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复合型的民族，期间谁也离不开谁。中国古代长城内外的各民族，也同样是谁也离不开谁。长城内的民族如果能离开长城外的民族，就不会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长城。长城外的民族如果能离开长城内的民族，也就不会不断地寻求南下从而引起双方冲突了。
正因为谁也离不开谁，才需要在彼此的交往中构建起有效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是为不打仗而修建。有了长城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尽量减少长城内外因战争而承受的损失。中国历代长城打过仗的地方并不多，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
从形式上说长城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一条有形的建筑实体作为防御线将农耕地区与游牧社会分割开来。实际上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长城作为防御体系，对内的开放性反映在要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长城防御体系对外的开放性，通过千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发生在长城关隘、城堡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诸要素。
今天，中国长城作为文化遗产以历史悠久，工程浩大，气势磅礴而著称于世。长城重要节点、段落相继被国务院及省、市、自治区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法实施保护。特别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长城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强大的旅游经济功能日益彰显。长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国内外千千万万游客心中向往的观光胜地，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旅游热线。 （中国长城史稿三）
中国文物报 2016年2月2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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