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瓜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而开展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可谓是针砭时弊的有力改革，并且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为何改革几经反复最终失败?
其实这与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关系，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运作和维。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精神动摇了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合法性。这也遭到了发对派的不满，士大夫分化形成党争，最终也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一、北宋士大夫传统“理学”与王安石变法的“新学”的思想斗争。
王安石变法开展的新法改革触及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对。
王安石在变法执政前后，吸收法家思想创立“新学”，为推动变法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理学” 则是以司马光、二程为反对新学，而形成思想体系。
“理学”提出“三畏”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新学”提出“三不足”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思想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祖宗之法”是可变还是不可变，是革新、前进还是守旧、倒退的问题上。思想上的斗争使得变法难以推进
二、王安石变法的重视理财，对北宋士大夫政治重义轻利的挑战，使得北宋士大夫分化形成党争。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最终形成并展开纷争，虽说是新法后产生的，但是在变法前就有两股势力已经形成。有元老派官僚势力和台谏势力。随着新法的提出推行,这两股力量合而为一 ,形成反变法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者成为与之相对的变法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而完成此目标的重要方式就是理财。吕诲说王安石“商榷重利”，不管变法派的变法意图如何,反变法派却总是将全部新法笼统的等同于兴利,又将兴利与“小人喻于利”相提并论，随意解释，无故打压变法，阻挠变法。义利之辨与所谓政见之争,激化党争，反变法派则进行各种形式的毁谤和攻击。
三、北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相权扩大国是”激化党争，宋神宗在两派中动摇。
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形成了独特的“文人治国”的士大夫政治。而王安石变法中，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极大的政治自主权，使得相权不断扩充。动摇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合法性，王安石变法也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同治天下的思想。宽松的政治文化使得士大夫充分的参政空间，后将“同治天下”发展为“共定是”，“国是”成为打击异己、压制言论的手段，进一步激化了宋朝党争。
北宋士大夫政治是君主政治及其文化的产物，皇权的巩固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变法使得党派功伐，朝政不稳。而王安石变法派中起了内讧，吕惠卿反戈相向，痛责王安石父子勾结朝廷谏官，“弄权矫令，罔上欺君”，对他进行栽赃陷害，而且奏书有理有据。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原谅了王安石的失职，但是内心却对变法派的支持有所减弱。在新法推进时朝臣发对，提出罢相。宋神宗迫于众人异议，同意了反法派的提议。王安石变法暂时无法展开。
总结: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并未得到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同，使得新发缺乏政治文化基础。至使在变法运动中遭到许多士大夫的反对，导致政治上党同伐异，降低了政治系统的稳定性，统治者的动摇更不利于新法的推行，导致变法失败。
孟冬十月
王安石变法最终没有挣脱士大夫政治文化下强大的反对走向失败。
一、士大夫政治文化精髓：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召见大臣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文彦博反对变法，说道：“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的这句话，宋神宗并没有反驳，其实他说出了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本质了。
宋朝建立后，兴文教，拉拢士大夫，极大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将赵家与士大夫牢牢绑在了一起，想分开也要问士大夫能不能答应了。
有学者认为宋代是“虚君共治”政治，很有道理的。
当然，士大夫集团中也有改革派，但是保守派的力量更强大，王安石变法是触犯了士大夫集团中的保守派既得利益，而失败。
二、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态：因循守旧
宋代推崇“祖宗成法”，所谓的祖宗除了赵家的皇帝外，还有一代代的名臣贤相——士大夫封杰出代表。
所以后代人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祖宗法制非常完备，甚至完美，我们只需要萧规曹随即可。
这就是当时的官场文化，一切按部就班，面对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反正他们过的很好。
由此宋代政治上因循守旧风气愈加严重。
三、士大夫政治文化恶疾：君子与小人之争
党争的成因很很多，但是士大夫文化土壤也是其中重要一个。
有些士大夫标榜自己为君子，将敌对者视为小人，这是恶化党争的一个主因。
衡量小人时不管你有没有才能，建议有没有实际作用，只要你是敌对阵营的，你就是小人。
而我是君子，哪怕是毫无实际能力了。
党争恶劣的时候，已经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争执了，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升级为人身攻击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言难尽，这里只是就题论题，欢迎批评指正。
微史春秋
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简而言之就是“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有两个内涵
1.祖宗留下来的制度不能轻易更改。“曲为之制，事为之防”的成套制度不能轻易更改。
2.祖宗不能够轻易否定，不能新一任上台就抹杀了祖宗的功绩，搞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
3祖宗的政策，话语可以被士大夫们拉来对抗君主权力，从而更好的稳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王安石想要改革，首先就是拿大地主阶级开刀，这些地主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就是士大夫，想要改革制度，士大夫们就会搬出“祖宗之法”来压制宋神宗和王安石。其中的代表者就是司马光，苏轼等，他们形成强大合力使得王安石一时间孤立无援，只好依赖吕慧卿，章惇这样的小人，致使变法失去了底线。
史学发烧友
大家好，我是诗涵果果解史。
宋朝是我最不愿意写的朝代，不管宋朝的经济多么发达，城市多么繁荣，百姓多么安居乐业，幸福指数多么高，在我的印象里，提到宋朝，我只能感到耻辱和哀其不争！
北宋时期，宋朝从第三位皇帝开始，整个朝代都充斥着一种书生气，皇帝的骄奢淫逸，但也文采风流，朝臣的腐败无能，但也不乏有识之士。北宋是由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得来的江山，而赵匡胤就是后周的节度使，武将出身，因此纵观大宋一朝，对于马背上打仗的武将忌惮最多，文臣领军，太监监军，武将上不能骑马，下不能打仗，搞不好就是拥兵自重，丢了脑袋。朝堂的文臣相互倾轧，誓死不肯服输，因为文人的傲骨，就把朝堂当做了他们建功立业的战场，输了大不了重头再来，赵家的江山就像他们的筹码一样！
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王安石也是文人士子集团中鼎鼎有名的人物，诗词风流，字法无双，更有一颗爱国忠君的心，但是书生的迂腐和文胆太重，不懂得变通的王安石，撬动了太多贵族阶层的利益，最终变法失败，也正是同样属于士大夫阵营的贵族阶层逼迫皇帝终止了王安石的变法！
我们看看王安石变法都有哪些？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新法，这些新法的颁布和施行就需要依靠地方官员和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仅仅依靠皇帝的嘴和王安石的字是进行不下去的，必须要加上各部门的手和底层官员的腿，一味刚强的王安石不懂官场曲折，官员们阳奉阴违，新法的意义被扭曲歪解，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宋朝时期的文人地位相对较高，士大夫更是文人集团的领袖，武将大多以这些文人领袖的学生自居，甚至还得不到他们的认可。王安石虽然也是士大夫的一员，但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左右不了整个文人阶层的想法，也代表不了整个士大夫团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举例，用举例的方法去说明士大夫对新法的影响：
- 青苗法本身的意思是为了缓解百姓在秋黄不接的季节向民间借贷，最后卖地卖儿女的凄惨局面，由政府借贷给百姓，收取少许利息。但是王安石不知道的是，民间大多数的借贷机构都是依靠士大夫的权利而生的，士大夫机构也是依靠收拢的大量资金享受优质生活的，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绝了士大夫的财路，自然会遭到士大夫的联名抵制。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断人财路相当于杀人父母，如此深仇大恨，又怎么能得到士大夫的认可。
- 农田水利法的意义在于疏通河道，开通河道，对于民生的灌溉和收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王安石低估了政绩对于底层官员的诱惑力，农田水利法的施行慢慢的变了味道，更多的官员是为了政绩考核，而不是真心实意的为了老百姓着想。因此北宋的各城各村的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大肆征召民工，修建水利工程，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反而更加民不聊生！
- 裁兵法原意是为了消除北宋冗官冗兵，战斗力低下的局面。兵者为国之本，大量的裁员势必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那个时候可没有指导员的说法，士兵都是没有背景的农民，还好说一些，但是低级军官大多数都是武将的子嗣或者亲属，是为了在军队得到升迁，搜刮士兵军饷的，王安石的裁兵法动了武将的奶酪，地位本就比士大夫低一个层次的武将岂能善罢甘休，纷纷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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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涵果果解史
北宋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期,它在政治上最大的特点便是文官治国。
由于北宋将重文抑武作为国策,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使得在政治上形成一个能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并且由于士大夫本身官僚——知识分子的二重身份,士大夫作为官僚不仅局限于行政事务的履行,还担负着儒家文化传承、教育的责任,形成士大夫政治文化模式。
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反过来又对北宋的政治系统的运作和维持起了重要作用,对政治变革的成败也有重要影响。
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可概括为:政治心理上表现为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角色认知、“以道事君”的忠君情感、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思想上表现为致君尧舜、重义轻利;政治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将敬天之威、恪守祖宗之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法思想对主流士大夫政治文化形成挑战,三不足精神动摇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来源,重视理财的思想挑战了士大夫政治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由此遭到反对派士大夫的强烈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实施的,首先王安石与神宗的君臣相互合作是以共同的政治理想为基础的。其次由于士大夫间的政治思想上的冲突导致变法过程中士大夫阶层出现分化,形成党争,后又因“国是”问题导致党争进一步激化。
小皮说历史
不太了解，但结果是让变法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