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陈文胜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记者 凌琪
记者手记：陈文胜教授自1992年参加乡镇工作，在乡村工作期间，历任乡团委书记、乡党委组织委员、镇宣传委员、副乡长、镇长、镇党委书记等职务。2005年调进湖南省社科院专职从事三农研究，历任院新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院工会主席、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院科研处长、院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19年调入湖南师范大学被聘为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担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十年磨一剑，陈文胜已经从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转型为一名三农学者。不管是作为三农一线实践者还是三农理论研究者，正是泥土中孕育的农民立场与基层情怀，成就了他在三农领域独特的影响和地位。
乡镇岁月，一首初心之歌
凌琪：您曾经当过乡镇党委书记，又胸怀农家子弟的不变初心和至深情怀，这一经历为您从事三农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乡土经验，那么您在乡镇工作时就有当学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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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我出生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朴实的农民。一方面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弟都在农村，特别是作为生活在乡村社会底层的农民，我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决定了我在潜意识中不可避免带有农民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特别是担任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以后，国家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负责人的身份决定了我肩负组织所赋予的职责，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基层的情怀。
置身于改革开放后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进程，我见证了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乡镇政府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作为共和国政权大厦的基石，如何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农民与土地等多重关系中进行准确定位，是所有农村基层工作者都必须时刻要面对、时刻要思考、时刻要处理的现实焦点问题。当时对三农的研究，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象牙之塔的学者，在乡镇进行田野调研，撰写文章或面对面与学者交流，都是为了探索破解现实工作中的三农问题有效途径，也因此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现实资料。
上世纪90年代，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红利激发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使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农民、最落后的地区——农村最先发展起来，作为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万元户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但随着改革的重心也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的发展逐渐服从于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资源不断被吸取，农民负担不断攀升，农村干群矛盾不断激化，乡镇成为了三农矛盾的火药桶。我作为当时的乡镇干部，是“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在乡村干群关系最为紧张时期艰难开展三农工作，真正体会了同样是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上书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正是这些问题不断引起我作为乡镇干部的思考。
在担任镇党委书记期间的在2003年，我就提出在全镇喊响四句口号：“深入最落后的村组，帮助最贫困的农户，团结最广大的群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我们连续三年下发“关于对特困户扶助的意见”的镇党委一号文件，每年明确帮扶300多户特困户，可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需要的帮助太多，而乡镇的财力太少。有80%的农民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有80%的乡镇工作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更为严重的是，面对数百万元的镇财政债务，每当遇到债主们的围、追、堵、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每当遇到债主们锁住学校的校门和教室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是感到多么的无助和无奈！尽管我们想尽千方百计，我们实施乡村财务的规范化管理、镇人民代表大会共商乡村债务化解办法、村民自治的制度防范，但仅仅只能缓和矛盾，却远远不能够解决问题。在乡镇干部的工资都长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真正地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呢？
那时候，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三农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当时农业税费还没有取消，很多学者和官员把把基层干部看作是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我感到作为三农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者，感到应该有责任向社会揭示问题的真相。我从直觉到思考，再到深入调研探究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有感而发写了一些小文章，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发出不平之鸣。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懂学术的基层干部，因为实践是不规则的，而理论是规范的，以不规则的实践来评价规范的理论，肯定会贻笑大方。因此，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对三农问题的一些评论，与其说是基层实践与理论前沿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还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的一种呐喊。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我用笔名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了一些三农问题的观点，通过以文会友结识了一些决策机构的领导和三农研究的学者，从而触发了我热爱三农研究的初心。
三农研究，一个有情怀的梦
凌琪：理论研究工作与实践工作有不同的要求，您从乡镇到社科院，是怎样实现一名乡镇干部到理论研究者的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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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社科院后，我发现理论研究、特别是学术论文撰写，大多从一定数量的个案抽象为普遍认识，要求更多地的是注重严密的逻辑性与规范性，不同的学科就有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在乡镇工作时，更多地的是注重解决问题的可行性、针对性，对千差万别的问题执行的是统一的政策和法律，面对复杂的差异性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基层实践大都从政策要求、农民需求、行政效率和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来研判现实问题，只要现实中有问题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一一应对，往往在政策目标与现实状况、上级要求与群众意愿之间进行平衡与折衷。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要求从历史的视野中研判现实问题，如果现在认为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是不是一个问题？在未来还会不会是一个问题？理论研究普遍存在本本主义问题，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强调的是战略性和前瞻性。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每天都会有新问题新矛盾，往往是昨天的问题还没有及时归纳总结，今天就要立即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因而基层实践的实用主义思想比较严重，重方法重目前，轻战略轻长远，普遍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强调的是目标性和时效性。尽管如此，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因为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而实践不需要理论来批准。实践最需要的地方，是理论创新空间最大、最有前途的地方。农村基层实践处于三农问题最前沿，对乡村社会的快速变化反应最为敏捷。一方面乡镇政府是农民的政府，生存的基础在农村；而另一方面乡镇政府是国家的权力在农村的代表，是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而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政府与农民矛盾焦点的乡镇政府，改革的动力更大，改革的要求也更为迫切。现实需要是最好的老师，迫使农村基层实践在现实尖锐的矛盾中去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寻求矛盾的解决方法。
因此，研究三农问题就必须“问计于基层，求教于实践”，只有求教于基层的第一线实践，才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我首先就是深入调查研究，熟悉湖南各地农业农村的现实情况。我在乡镇工作时只是熟悉一个乡镇，而每个乡镇的情况各不相同，因而我进入社科院后，就要求自己多与农村基层干部交朋友，多倾听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声音，多直面实践的现实问题。
为了分析取消农业税后湖南农村的乡村债务状况，我采取实地和问卷两种调查方式对全省129个乡镇，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深入调查，深切感受到乡村干部面对巨额债务的无奈，一个个乡村干部的辛酸事例令我久久难以释怀。撰写调研报告时，有些片断和章节我是流着眼泪写下的。调研报告完成后获得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常务副省长肖捷等多位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化解乡村债务的对策与建议》，被人民网评为“2006年度最受关注的五大网络论文”，随即又出版了《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一书。从处于债务困境的乡村干部沉默中，我感到有责任为基层干部呐喊。
在2014年，按照分管农业的省领导安排，我就湖南农业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通过调研发现，凡是产量高、规模大的品种与产业项目，财政就给予经费支持，而这些产品是否能够在市场卖出去、是否有效益却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评判依据之中，这让我感觉到农业将来会出大问题。那时还没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说法，我在汇报时提出，农业不像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只要是所有的工艺是一样的，在任何地点生产都是一样的品质。农业在不同的地方品质是不相同的，因为农业是一个生态产业，对气候、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不适应要求的农产品即使规模再大、产量再高也不会有市场竞争力，无法形成具有市场效益的品牌。因此，我提出要以农产品品牌化为引领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两会”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第一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此成为了中国农业改革的主线。2016年9月我应邀参加中央农办召开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座谈会，提出实施区域地标品牌战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这个观点，随后在《求是》杂志上刊发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转型》一文。可以说，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的需要。
在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我就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基层主要负责人有32%的时间在参加会议，22%的时间应对接待，15%的时间用于各种工作考核，有9%的时间忙于发展经济，17%的时间搞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在服务群众。以前乡镇干部是被动工作，向农民要钱要粮，与家家户户处于对立位置，农业税的废除使基层干部从与农民的对立中摆脱出来，为真正把职能归位到服务上去提供了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执行最严格的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取得显著成效，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基层却愈演愈烈，造成人人都累、上下都怨的怪相。我离开乡镇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基层的治理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我选择了三个县的十三个乡镇进行调研，发现县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对乡镇考核的项目达57个以上，对乡镇实施“一票否决”的考核项目有15个左右的大项。签责任状最多的乡镇有51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过去的主要精力是“要钱、要粮、要命”，现在的主要精力是做台账、开会议、报材料。所以，干部很努力，群众却无感。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不重疗效重疗程，突出表现就是运动化和样板化，通过工作规划总结、检查督导、考核评比、大小会议与文件，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在“一票否决”下扭曲为所谓的“压力型”体制。调研报告获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性批示，得到省委督查室的感谢信。关于基层治理难点及破解途径的系列观点被《半月谈》杂志刊发后，被《求是》杂志、《新华文摘》等媒体转载，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为基层减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来源：本文选摘于《一个农民立场与基层情怀的三农学者》，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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