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時代以降，“科舉入仕”成為朝廷官員最重要的來源。

有別於唐代門第社會依賴世族勢力參與政治，科舉制度不但讓宋代士人的人數大為增加，士大夫階層及其文化的逐步形成，也成為宋元以來統治精英的顯著特徵。

入仕做官，成為士大夫的一員，首先從讀書應舉的“士人”開始。

雖然蔭官、徵辟也是仕宦的途徑，但是在宋人的觀念中，最重要的途徑，還是“科舉入仕”。尤其“科舉高第”，最使個人和家族感到榮耀。

士人未第時的學習生涯，“遊學”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南宋許棐在《送教上人序》中明確地指出了士人遊學的原因：士而遊學，免不了苦於資用，困於道途，但是也不過和僧人“託缽苦行”相類似；因此，士不遊學，不是閉塞耳目，就是老守家鄉之輩。

然而，許棐自己卻也說：“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咒，動得千金……”士人讀書，不僅比不上畫工、術者、僧道的收入，而且由貧而賤者多，因故有“學聖賢難”的感嘆。

力學不尚功名的大儒胡瑗“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其他知名的士大夫，在未第前離鄉就學的例子也不少，即使沒有遠遊外州，至少也是離家寄居他處，過著和同儕勉力從學的日子。

胡瑗雕像

太宗宰相呂蒙正，年少時“(父親)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並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因故“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由此可見，呂蒙正未第前求學的生活，並不寬裕。像這樣貧窮的遊士，在北宋其實並不少見。

例如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范仲淹，“二歲而孤……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陸佃，“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

雖貧不改向學之志，遊學四方者固有之！

即使家世殷富，也有別離妻子游學在外的，比如蘇洵。兒子蘇軾才十歲，蘇洵即“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蘇軾）以書。”由妻子負擔家計和教養的責任。

北宋士大夫家族，常常有聚書延師，或是自己教育子弟的情況，像是韓琦、蘇頌、朱長文藏書萬卷，名宦呂蒙正、呂夷簡家族設有私塾，目的都是希望子孫能讀書應舉，維持家世於不墜。

然而，即便有的士人家庭本身具有良好的教育條件，大多時候，家長也把子弟送到有學問的儒者或親戚家裡寄居，方便就學。

蘇軾畫像

至於士人既長自行遊學的情況，則更為普遍，尤其父祖沒有官位的士人更是如此。

何薳的姻親徐建常，其父務農，後以賣藥為生；到了徐建常這一代才轉而讀書應舉，但由於家裡缺乏讀書的環境，所以把徐建常送往姐夫家從學。

其他士人家庭背景雖然不甚明瞭，可能出身官宦家庭，送子弟出外遊學的也很多，例如王得臣兄弟自小就跟著伯父，到京城拜於里人門下就學，遊學十年，方才登第；孫覺也是“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外別墅”，本來只在家鄉讀書，但是後來又“甫冠，從胡瑗受學”。

即使是家學淵源如邵雍之子邵伯溫，未第前，也是寄居家鄉洛陽鄰近的寺院，與士人十餘人講學以待試；天資極高如楊億——十一歲即蒙太宗詔試，下筆立成，太宗稱其“不由師訓”的天才——年紀漸長，也必須“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甚至出身貴戚、吳越王錢俶的曾外孫張堯封，也曾經遊學南京，後並從學山東孫復。

可見，即使家世顯貴，也常須離鄉就學。

蘇軾雕像

不論是否出身官宦家庭，或貧或富，士人去鄉遊學的風氣之所以如此興盛，究其原因，應和下列因素有關：

首先，不但士人未登第時，有拜師學舉業的需要，登第得官以後，也有繼續自學或從學名儒，往來交遊，切磋學問的好學之士。

例如王銍說他的父親與各有專精之名儒從學不倦，因而學問廣博；蘇軾登第後，也曾經前往京兆府讀書，他說自己——“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道出了士大夫登第之後，中途解官求學的心境。

其次，朝廷所在的汴京、開封府，不但設有太學和府學，而且太學、國子監生應試有優待，造成四方士人或者長期寄居開封，以取得本貫戶籍應試，甚者行賄冒籍、買國子監與太學學籍應試。

朝廷雖屢次下詔禁止，但問題仍然無法有效改善。

最後，各州舉人到京省試，不僅路途遙遠，貧士難以負擔旅費；而且京城拜師從學、兼差賺錢的機會較多，因此舉子僦居京城待試者，自唐以來即相當普遍。

下第舉子不但暫留京城或鄰近州縣溫書，貧士還可以教書、傭書等收入維生；也因此，汴京城不但是政治中心，也是四方遊士的聚集之地。

士人遊學，本來是為了學習而奔走四方，其中也有不少士人由儒轉業。例如“許叔微累舉不第，寄跡浙右村落中，合藥施人……”；“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由此可見，由士轉業，或兼營醫、商的情況，還是很普遍的。

醫學家許叔微蠟像

當官以後，離鄉“遊宦”，甚至千里“遠宦”的情況也不少

北宋士大夫不但未第前遊學四方者相當多，當官以後，因為派任州縣、降黜、養疾，以及外任官迴避本籍、三年一徙制度等等因素，離鄉遊宦的時間很長，甚者千里遠宦的情況也不少。

遊學和遊宦，不但使得士大夫往來遷徙於各州縣城市的機會頻繁，因為外任地方，全家連帶徙居者也不少。

北宋官吏的銓選，無論科舉或蔭官，士大夫初任官職，很多是從擔任州縣幕職或知縣開始。

像是寇準，“年十九，蘇易簡狀元下及第，知巴東縣……”；蕭服，“第進士，調望江令……”；元絳，“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張載，“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等等不枚勝舉。

再就蔭官制度而言，宰相蔭官，自太宗呂蒙正開始，子弟初仕不過是九品京官；貴胄權要子弟，蔭官初始多半也授寺監及開封府屬官。

如真宗宰相蘇易簡之孫蘇舜欽，“父耆⋯⋯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也是從擔任縣之貳官開始。

蘇舜欽雕像

北宋士大夫初任官職，無論蔭官或科第，擔任州縣地方官員職務的人很多，但是一般來說，人人多願意派任近畿或較發達的州縣。川峽、兩廣、荊湖、福建等偏遠地區，宋人多以為“遠宦”而不樂為之。

因此，北宋初年，由於遠地缺官，廣南、川峽、荊湖等地區，在仁宗景佑以前，一度以犯贓罪官員充任。

即使後來員多缺少的情形日益嚴重，藉機規避的官員仍然不少，使得朝廷不得不禁止官員以親老、薦舉、父母未葬等名義規避遠宦。

除此之外，朝廷還給予遠地官員升遷、俸祿上的優惠，如仁宗景佑四年詔曰：“……煙瘴之地，請自今所差京官使臣並二年一替，至歲滿從本司保明，與遷一官，從之。”

然而，即便後來官多缺少的情況日益加劇，寧願選擇條件較佳地區任官的士大夫，還是遠超過願意遠宦的官員，使得神宗熙寧九年不得不再次下詔，以強制和升遷優待的方式，派遣官員外任廣南。

總結說來，北宋士大夫因為初仕、改官、引次、待闕、任期、貶謫以及養病、丁憂諸因素，時常必須在京城與各個州縣之間往來遷徙。

蘇軾畫像

北宋士大夫一生經歷遊學、遊宦、甚至遠宦，不但未登第前貧窮的士人有之，即使做官以後，家境沒有改善、貧困的官員也不少。所以北宋末王得臣說：“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

做官的人不一定富有，況且有些官員還必需賙濟家族，朱彧自己就說：“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晩年遷謫，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只依賴官俸維生，士大夫家族也有窘迫不繼者。

既然當官以後，官員的身份不能保障生活無虞，那麼即使辛苦地頻繁轉任於州縣之間，也有官員寧願老死官場。

貧窮的官員致仕，全家生計都會受到影響，而來自親戚的壓力，也會讓官員即便年老、疾病，也不願意罷官求退，就算官多缺少，官員待闕有至六七年者，也不願意致仕。

士大夫因為遊宦而奔走四方，不論是基於生計、榮祿、還是個人抱負等等的理由，久之大多都會產生倦怠官場的感觸。

對他們來說，從初仕到致仕，從遊學到遊宦、甚至遠宦四方，不但成了北宋士大夫普遍的經歷，思鄉、懷友、慕親、望闕、眷戀未仕前的清閒生活，也成為他們行於詩篇的心聲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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