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是产学研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是高质量发展技术与人才的重要储备基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春节系列节目“奋斗在科技前沿”，邀请全国多所重点高校校长走进大讲堂，向观众讲述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不凡经历，分享自己奋斗在科研一线的宝贵经验，展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信心与进展，激发广大青年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而打赢当前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正需要借鉴这些宝贵经验和科学精神。今天跟大家分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的精彩演讲内容。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居住人口超过1亿人，长期以来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的脆弱，导致农作物不易生长，农民辛苦劳作，收成却很少，生活长期处于低下水平，如何解决这一困扰黄土高原区域发展的问题，成为了一道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如今黄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山变绿了，黄河水也逐渐变清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黄土高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黄土高原究竟能不能变成农民的“金山银山”？《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奋斗在科技前沿”专题系列,特别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带来深度解读。

吴普特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国农业水土工程领域主要学术带头人，担任旱区作物高效用水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他研发出多项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产品，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他以及学校科研人员的多项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农业生产，他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让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该怎样转化才能惠及农民，造福一方呢？吴普特校长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生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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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上的致富梦怎样成真？

在黄土高原大体变绿、黄河水基本变清的同时，能否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靠什么？怎么做的呢？

首先我们的科学家针对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优选出适合于黄土高原生产的作物，比如说玉米、土豆、小杂粮，再通过品种的改良、栽培技术的提高、节水灌溉的技术、水土保持的技术等等来解决这个地区吃饭问题。

这是一个陕单636的玉米品种，它是陕西省第一个审定的机械化收获的品种，就是从耕种到收获直接收成籽粒全程机械化。亩产达到多少呢？在黄土高原地区，在陕西的榆林达到亩产1000公斤。全国现在玉米的平均亩产大概多少？400公斤。亩产提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科技。

还有黄土高原也成为了我们国家马铃薯的重要生产基地，它的面积占到全国的45%；小杂粮也是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它的面积占到全国小杂粮面积的50%，它的平均产量比全国的平均产量还高20%到30%。可能我们经常吃到的土豆就来自黄土高原，也可能我们吃到的莜面、喝到的小米粥也就来源于黄土高原，这就是通过科技有效地解决了黄土高原农业增产的问题。

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农民的增收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专家给我们建议，陕西的秦岭北麓是苹果的适宜生长地。经过多少年的实践，秦岭北麓农民把好多苹果树都被挖掉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它不是苹果的适宜生长区，它是猕猴桃的适宜生长区，这是我们学校科学家研究的结果。那么苹果的适宜生长区在哪儿呢？在黄土高原。

1957年，我们学校就培养出了第一个我们国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秦冠苹果品种。我们学校培养的一些品种包括：瑞阳、瑞雪、秦脆、秦蜜，还有延安红。正是有这一批科学家的引领才使得黄土高原成为目前全球公认的、面积最大的、产量最高的、世界级的苹果产业。那么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证明：在生态如此脆弱、如此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当黄土高原变绿以后也可以产生世界级的大产业！

那是不是黄土高原都适合于种苹果呢？我再讲一个红枣的故事。常言道“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米脂是出美女的地方，在陕北米脂县银州镇孟岔村，这个地区的人民也非常聪明。当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后，农民自发地不愿意种生态林，他们种枣树。因为生态条件相对恶劣，他们想着不如种经济林，还能收“三核桃两枣”的，总得有收成。刚开始他们种的是那种乔木的枣树，树高是五米到七米，一亩地也就能种三十棵到五十棵。我们学校的科学家们帮助它矮化密植，变成树高两米左右，树冠两米左右，株行距3米×2米。这样的话一亩地就可以种111株的枣树，就这项技术使它的鲜枣的产量从过去的亩产150公斤到200公斤，变成亩产300公斤到400公斤，产量翻了一番。

农民是很聪明的，他们把沟道里边的水打到山上去，他觉得灌溉也许能使红枣增产。我们的课题组就告诉他我们可以搞滴灌，甚至再加上一些微喷，可以湿润小气候，让它增产。但是农民一看到滴灌技术，他说你那个“黑管管出水水，还不如后生尿尿”呢。尿尿还是连成线的，你这还是一滴滴的，他就怀疑这滴灌能起作用吗？我就让我们那个学生待在那儿，看看农民们灌了几次，结果他那一年灌了两次，我们装了个水表，农民灌了多少立方水？169立方米的水。

我们和农民商量，我们能不能给你做滴灌，如果亩产低于1000公斤产量的话，我们就赔偿，这样农民就接受了这项技术。结果我们设计的灌溉制度灌三次，干旱年份，最干旱的年份灌六次，每次是8.8立方米的水。算下来，即便是灌六次水，也才用了五十多立方米的水，减少了用水量。而产量还增加了，增加得很高，鲜枣亩产量达到了1320公斤！这一项技术使得当地的农民在节约水资源的前提下没有降低收入，甚至还增加收入，靠的是什么？靠的还是科技。

有粮吃了，有水果吃了，还得吃肉，黄土高原能不能产肉呢？

大家看到这是当地的一个品种——秦川牛，这个牛是耕地的。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当用拖拉机耕地的时候牛去干什么呢？它的价值在哪儿体现呢？我们的教授、科学家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终于成功地将役用牛改为肉用牛。结果是什么呢？不管是公牛还是母牛，它的重量都增加了150公斤以上，这150公斤牛肉算算增收了多少钱？这个牛肉也可以像三文鱼那样吃，把牛肉切片蘸着料生吃，这足以证明它的肉是鲜美的。还有奶山羊的问题，它的出栏率也在大大地提高，包括我们学校研发的、引进的、培育的、改良的莎能奶山羊，也成为黄土高原现在重要的产业之一。

他们的致富法宝是什么？

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你这些成果是怎么转化的？我们学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探索了一个新的模式，叫“政府推动下的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就是通过在主导产业区建立试验示范站的方式，做给农民看，让农民相信，然后教给农民学，帮着农民干，最终再大面积推广。我们的试验示范站不仅建在陕西、西北、全国，现在还在中亚也建立了四个试验示范站，把我们的技术也在向中亚地区推广，助推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

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想让大家看看在树上站着的这个人，他是令人尊敬的教授，他在修剪苹果的树枝，底下站的是农业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就是这样传到田间地头的。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站在那讲课的是我们黄土高原的农民，坐在下面听讲都是大科学家或者是专家学者，在什么地方呢？在美国哈佛大学，在一个国际农业农村技术的一个研讨交流会上，我们的中国农民登上了哈佛大学讲台，去作技术交流，传授我们中国的种苹果的技术，传授他致富的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光荣，是我们中国农民的骄傲！

他不仅学会了这样的技术，还在组织更多的农民，成立合作社来推广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家致富，推动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那农民到底富了没有？我们看看曹谢虎的家，2000年他的家庭年收入是8000元，就是这样一种场景，旧门、 土墙。2010年经过10年的努力，他的家庭年收入达到了48000元，增加了40000元。2019年也就是今年，他的家庭年收入达到了50万元。

这张图表明了黄土高原自从1950年到现在它主要的指标的变化，生态和经济指标的变化，当黄土高原变绿了以后，它的粮食自给率在（上世纪）50年代不到60%，现在达到了多少呢？大约是120%，也就是说除了自给以外还略有盈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后增长的速度特别快。还有泥沙，大家看到黄河变清了，那么它到底泥沙，现在减少到多少呢？你看三亿吨以下，甚至个别年份两亿吨以下，甚至一亿吨左右。这就充分证明了总书记的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蒸汽机的发明孕育出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电磁波理论催生出海量技术与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微电子技术则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科技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进入工厂，走向市场，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造福百姓生活。然而，现实中却常遇到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窘境，也因此被冠以一个无奈的称号——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怎样积极唤醒那些沉睡的科技资源？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该如何协同接力？资本与科技成果怎样有效对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奋斗在科技前沿”专题，特邀东北大学校长赵继为您深度解读。

赵继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智能精密制造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在大学管理、工程教育、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究竟在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方面，大学该如何发挥作用？赵继校长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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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死亡之谷”，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关键道路，就要坚持走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之路。

当年我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经常到中关村出差。大家知道，中关村的科技发展起来有很多因素，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改革开放的因素，还有政府的支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北大、清华这样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以及他们大量的研究者、教师、学生把自己的技术成果不断地往外孵化，成就了今天的中关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关村和今天作个对比，就会非常有感慨。你会看到每一步的变化、每十年的发展都历历在目，能看到我们国家在创新路上的变化。

国际上也如此。有一个类似我们国家中关村、在创新上做得非常好的大的园区，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附近，这个地方称为128号公路，这里诞生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技术，孵化了很多在今天仍然发展很好的世界级著名企业。还有硅谷，这个区域里有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批学校，也同样是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成果孵化创建了这个园区。它的产值和效益在全世界都处于引领的地位。因此，

大学的研究，也包括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我们通常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面向学术前沿，探索无人区。第二个层次，是面向重大需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三个层次是面向主战场，解决人们美好生活的问题。面向市场，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首先，大家知道有些研究非常具有前瞻性，在一定时间内不一定能马上转化为可用的产品或者商品，或者有一些可能永远也不能转化，比如说我们对暗物质、黑洞，对生命起源的认识。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也有一些在当下我们看不到更好的前景，但是在未来有广阔的市场的东西。这个例子特别多，像电流、电磁场、X光的发现。在当时大家能想到电磁场的发现今天能应用到手机吗？X光的发现，能想到今天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已经做到256层，甚至更高吗？还能用于人类的健康诊断吗？我相信，当时未必都能看得清楚。因此有一些在学术前沿上的重大的探索，尽管当前不能明确看到应用的效果，或者直接的前景，但是它有潜在的前景和解决科学认知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在探索研究无人区，所以作这些研究的科学家是非常伟大的，有的时候确实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甚至一生就磨一剑。作为一个研究者、一个大学的老师，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敬意。

第二个层面，要面向重大需求。比如说大飞机、国防安全、高铁、新能源汽车、5G、新一代药物等等，来凝练我们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转化到整个生产技术、创新链条，通过产学研用合作把它打通，把我们的目标最后实现。

第三个层次，就是面向市场，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包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个技术特别多，比如汽车的发展、手机的发展、化妆品的发展，日用品当中的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不断地改善我们生活。这些研发人员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在研究当中，还有一个保障特别重要，就是如何创新科研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像天使基金、风投基金，比如说我投十个项目，我不求每个都成功，其中能成功两个，甚至成功一个，我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所以它的基金专门就干这个事情。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这套机制相对比较完善一些。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市场经济先走一步的城市，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现在这方面做得也蛮好的。

接下来，在我们整个社会上，如何使资本和科技的对接结合好，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保障性、关键性的问题。我打一个比方：科技成果就相当于美女，资本就相当于帅哥。在这个逻辑上，要想这个成果落地的话，它的逻辑是帅哥追美女。怎么追最好呢？我畅想的最佳状态是能够一见钟情。这技术一看挺好，那我就盯上你了，一拍即合，也可能十拍即合，这是效率比较高的一种配置。或者日久生情，就是我要观察一段，现在我还吃不准，我要跟踪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机制。如果还是困难，那我建议是不是打造一个平台，有一种“红娘机制”，通过提供平台，介绍大家谈一谈、处一处，看看能转化还是不能转化。我想这个机制特别重要。另外一个机制，就是能够使一些重点的战略研究方向将来能够通过企业、政府和学校共同建设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或者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样的一些平台，来突破那些关键共性的技术壁垒。为什么谈共性呢？因为不是共性的专有技术的话，一般来说企业还有一种自我保护或者其它方面的一些考虑。因此，对于这种公共平台来说，研究共性技术，这种产业技术研究院可能更适合，这是我的看法。

跨越“死亡之谷”，大学责任重大。

我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经常问我怎么看待大学排行？

各位可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大学生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了。接近50%是什么概念？就是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门槛。高等教育普及化门槛的国际上的通行规律和特征是什么呢？是多样化，高等院校多样化的卓越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比如说在德国、法国，有些家长不一定把孩子非要送到那些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他也可能送到一些工程师的专门学校。出来之后薪水很高，很好就业，它的工程师质量很受社会的认可，这难道不是高质量吗？

我这里再举了几个例子，像斯坦福、威斯康星大学，以社会服务发展见长的大学都是优秀大学。同理，我们新发展起来的英国华威大学，1965年建校，产学研合作做得非常好，社会上也非常认可。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在工业创新上、在技术的尖端前沿领域上做得非常卓越，也是好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原来以钢铁学科专业见长，地区以生产钢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匹兹堡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所大学，如今它通过问题导向，学科交叉转型发展，现在它在信息领域已经办得非常出色，包括它的戏剧、管理方面的学科也很有优势。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既要对标国际标准，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办出自己的特色。

一个好的大学应当是有优势、有特色，学科交叉，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特别是把理论成果应用化，做到“顶天立地”，然后服务国家战略，解决若干重大工程需求和在工业化生产当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问题。

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它就是以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见长。在共和国建设时期曾经研制了第一台电子管模拟计算机、第一台国产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第一块超级钢，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科技园。特别是在近年来，学校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着力强化特色，推动产学研用融通创新。

面向未来自己的愿景和目标，我们自己感到还有很长路要走。那唯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探索和前进，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被称为“数字原住民”，各种电子产品和信息技术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喜欢新鲜、丰富、碎片化的信息，更愿意通过互联网、电子产品等渠道学习和社交；他们思维活跃、更新快速，在知识结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已是今非昔比。面对数字一代，传统教育模式遇到了全新课题——如何填平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数字鸿沟？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矛盾，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步步紧逼的科技创新，让能力培养成为重中之重，新时代新目标对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信息技术不断渗透，智慧教室、精准教育、合作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各种教育新样态、新模式持续涌现，我们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激发课堂活力，展现教学魅力？未来的教育该如何传授知识、培养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奋斗在科技前沿” 专题系列，特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带来权威解读。

杨宗凯是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专家组组长。他参与了多项国家教育信息化重大规划的起草工作，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接下来，杨宗凯校长就带您看看，未来的教育可能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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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教学，优质资源大家共享。

未来的教育生态，首先是要建立连接、开放、共享的泛在教育。

共享的教育就是优质资源的共享。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进行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的活动，几年时间就聚集了几万堂课的优质资源。另外，过去传统的纸质教材正在被数字化，叫智能教材，都是可以互动的。

再一个是结合5G和AR、VR的技术，我们不仅把图像传过去，还可以把人，把真实的人传过去。我们前一段做了一个实验，首次利用5G，把远在福州的特级教师的三维全息教学影像传到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中，给学生们身临其境地进行教学。当地的老师主要进行辅导和答疑，远端的教师进行讲课，效果非常好，改变了以往“一块屏”的教育模式。所以5G的发展对我们未来的教育，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精准教育，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第二个教育形态的变化就是数据驱动的精准教育。我们强调的是对学生的心理和他的学习的状态进行有效的诊断，发现问题实施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叫做精准教育。怎么来给不同的学习者，包括教师，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不同的教学服务呢？最重要的就是数据驱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提供对学生心理和学习学业的诊断。

以前，我们一个学生整个数据的记录只有10K字节。我们现在一个课堂、一个学生可能就要50兆的数据，而且是进行过滤处理以后留下的有效数据。10K的数据能够精准地描述一个学生吗？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数据的过程性地采集、评价，进而完成对学业的诊断。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应用和案例，比如说普渡大学的课程信号灯计划，学生整个的学习数据是过程采集的，它可以分析这个学生的知识背景，以及学这门课有什么困难。如果你还缺很多的线下知识，那你就不要学这门课，你再去学别的课，它就会给你提示。另外就在学的过程中，通过分析给你亮黄灯、亮红灯，不让你到最后去挂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给学生提供这种反馈的服务，来指导学生。通过信号灯计划，使学生的课程通过率提高将近20%以上。

翻转课堂，上课时间不再“讲课”。

21世纪怎么来构建以能力为主的翻转教育？

未来的人才要具备6C的能力，这些6个方面的能力都是C开头的。就包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协作沟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创新的意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跨界融合的能力，特别是计算的思维能力。

我们现在这个课堂的这种教学方法大家说能够看作是培养吗？同学们排排坐，都听老师在讲，以老师为中心，老师把知识咀嚼了以后，再一点一点地喂给孩子，生怕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必须要对教学的组织方式和教学流程进行重组和再造。2007年美国两个化学老师提出“翻转课堂”的概念，就是把知识传授放到课外去，把知识的内化过程，就是转化成能力的过程放到课堂里面来，这个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2014年，美国对“翻转课堂”作出一份报告，“翻转学习”已经得到96%的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认同，78%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实施一门课的“翻转”，因为“翻转”是很难的。像斯坦福大学提出了“2025大学计划”，就是在2025年它要转入到另外一个新型的教育支撑体系，这个教育支撑体系叫作“轴翻转”，从知识的传授为先的教育转到以能力为先的教育，其中也包括学习的节奏。我们的学制现在就是4年，而这种却是弹性的学制，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他认为的节点来进行学习。他在学习过程中创业去了，到企业和政府工作去了都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学科的知识要进行融合，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很多不是一个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那都是多学科的整合。以现在比较流行的“STEAM教育”为例，所谓“STEAM教育”，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体系的整合和融合。信息技术的导入为“STEAM教育”注入了新的动力，这就是说，很多知识我在指尖上可以学，到课堂培养孩子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我们再看看芬兰的现象教学法。芬兰的基础教育也算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它现在在推广这种现象教学法。什么是现象教学法？就是首先要展示一个现象，再来分析和解释这个现象；其次这就需要学到相应的知识，并且运用这些知识，综合地来判断这个现象；第三步就是要获得对这个现象分析的结果，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现象；最后再提出解决这种现象的方法。这不是一个老师能够完成的，我们现在就是数学老师教数学的，物理老师教物理的，化学老师教化学，语文老师教语文的，它不是，它是一个现象教学法，它是由共同几个学科的老师来完成的，甚至一堂课，这就是我们说要培养孩子这种能力。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对教师能力的角色的转换，老师要转换成教学活动的导学者、学生活动的组织者；要会开发课程，在哪儿有优质的资源或者我自己编哪些资源，组织很好的课程。老师也是教育的创新者和研究者，我们老师还是终身学习者，因为知识、方法、人才的需求都是在变化的。所以未来的老师，特别要强调老师的融合能力，技术、艺术和学术的高度融合，融在一起不是加法，是化学反应，这个我想一定会成为标配。

人工智能，帮助学校改教为育。

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形态，未来的教育是人技结合的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是未来10年对教育最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利用人工智推进教育的创新、改革，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学会人工智能。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始设置人工智能课程，我们出台了高等学校加强人工智能创新的行动计划，教育部直属的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学校已经有50多家，发展非常快。

第二个，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进行学习和教学。人工智能可以赋能老师，让老师从简单、重复性的繁重的教学中，包括作业批改等等这些中都能够解脱出来，而让老师能够进行个性化，差异化的教学，更多的把时间花在一个心灵启迪另外一个心灵的教学，花在“育”的上面。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助手，叫吉尔·沃森。2016年，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开始投入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它可以直接跟学生沟通，特别对学生常问的四万条问题进行了深度学习，可以人和机器的自然交互，指导学生答疑和辅导。据说这个系统上线三个月以后，大家才发现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后台做他们的助教，就把老师很多的工作可以解放出来，而且学生的需求也得到极大的满足。

所以，利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有效结合来改变教育的方式进行教育动力结构的转换，将是通向未来教育的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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