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基金会也都在积极奔走，人们在从慌乱到有序，基金会也在这场疫情中不断成长，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黄晓丹为我们展示了一家基金会在面对疫情之初的选择、应对疫情的方法，从中也可了解建辉基金会的资助之道。
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建辉基金会）成立于2016年8月29日，是国内第一家关注个体行善者的公益组织。2019年，建辉基金会的“致敬困境中的行善者”在腾讯公益75000个项目中名列“人气最高年度排行榜”前十名。
成立仅三年多的建辉基金会，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猝不及防的秘书处也曾一度固守于支持原有的合作伙伴和基金会的宗旨，不知道该不该行动，该怎么行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倍感无能为力。
时隔1个半月，经过建辉基金会全体同仁不懈努力，终于摸索到一些方法，那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出发，从尊重一线实践而不是后方经验出发。我们回顾了疫情期间，建辉基金会的组织心理和组织行为，重新认识这一个多月的经验和成果，供公益同行参考。
1.
突发事件下，
基金会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在疫情爆发初期，局面复杂，大家的认知实在太少了，普遍缺乏准确判断的能力，随着各种政策出台和公益同行善意的风险提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别犯错误。
建辉的理事群就如何行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理事认为，建辉应该聚焦机构的使命，强调机构专业性；有的理事认为，突发事件下，行动力比方案重要，行动就能解决问题；也有理事提出，我们自己没有应对紧急状况的经验，但我们可以和反应迅速的组织合作......
还有理事说：模糊的正确远胜于精确的错误，摸着石头过河，做就比不做好，做了可能会犯错，但不做，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
秘书处的同事群也从静悄悄中苏醒过来，大家开始讨论，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我们看到，除了国家、政府，还有很多公益组织、个人、商业组织都参与到救援工作中。如果说个人都不分男女老幼，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参与其中，那么作为一家公益组织，作为被许可的以公益为主业的独立法人，我认为基金会更有责任去承担，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我们决定，不能再坐等机会了，建辉要主动出击。
2.建辉应该筹钱还是送物，还是......？
建辉基金会成立仅三年多，这次面对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没有医疗资源的优势，也不擅长物资采购和紧急救援。我们看到很多基金会都在采购物资，秘书长们通宵达旦地在群里求购物资，有买到假货的，有坐地抬价的.....
种种现象，令我们感到无力。
最要命的是，我们不在一线，难以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首先观察建辉基金会在湖北的志愿者合作伙伴，发现他们的反应很灵敏，其中有不少团队开始自发筹款，因为外省的志愿团队无法进入湖北，本省的志愿者团队主要围绕当地慈善会或原有合作过的基金会服务，他们在前期主要承担了物资接运的工作，或多或少，他们得到了基金会的一些支持。
但我们从海量信息中发现了一些人的身影：他们基本都是本地人，大多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可能是学生、老师、司机、小企业主、服务员，对于政府无力顾及的百孔和千缝，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他们积极组织物资、护送医护人员、服务隔离人群、为医护人员提供爱心热餐......
他们，都是最普通平凡的人，在此之前，他们甚至对公益知之甚少，但他们都有着就近解决问题的先天优势：他们有食材储备，他们有运输车队，他们有现成的酒店......
他们速度及时，方法灵活，有效地解决了疫情严重地区的最基础的吃、住、行问题，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获得的公益资源却非常有限。
这不是就是建辉基金会一直在寻找和支持的“个体行善者”吗？
骑着摩托车为居民送救命药的 吴悠被举报“非法售药和牟利”
3.模糊的正确远胜于精确的错误
灾害应对中，如何判断资助是否有效？我认为是以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解决突发事件所在地的民众切实的问题为标准。
灾害应对有着所谓的属地原则，没有谁比得上在地的组织和个人更有执行力和便利性。
在建辉看来，人比事重要。人对了，事情就对了一大半。所以从一开始，建辉就确定了对人的资助和支持。我们深知，资助对了一个人，他可以影响和帮助一大群人。
在很多基金会看来，对个人的资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资助人的标准和成果难以确定。但恰好在这个方面，建辉积累了不少经验，从成立到现在，建辉资助和支持过逾939名“个体行善者”，我们对个人的行善动机、行善难度、困境程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多维度的评估标准，已经制度化和体系化，更深入到了团队成员和志愿者合作伙伴的内心。
巴菲特老先生说：永远与最靠谱的人并肩作战。如果现在给你一个买进你某个朋友10%股份的权利，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你愿意买进哪一个人余生的10%？
你会选那个最聪明的吗？不一定。你会选那个精力最充沛的吗？不一定。你会选那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吗？也不一定。当你经过仔细思考之后，你可能会选择那个你最有认同感的人，那个最有领导才能的人，那个能实现他人利益的人，那个慷慨、诚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主意，也会把功劳分予他人的人。
而建辉一直在找的，就是巴菲特老先生所说的最靠谱的人。
很多基金会的资助，都会有要求：项目申请书、项目计划书、结项报告，评审的时候，会有很多专家提出意见并指出不足。我看到过很多基金会的资助，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有的项目书写得很漂亮，但是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善款最后可能也是打水漂，而资助方只能是无可奈何。
疫情期间，建辉省略了评审环节，人物建档尽量简单化，确保资助高效。 每每有建辉资助的案例出来，就有人问，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其实方法很多，他们在一线繁忙，我们在后方安稳，所以我们的主动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他在哪里，他却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建辉项目部的人每天都在各种渠道收集线索，找到线索初步认证后，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倾听，带着同理心去倾听。从与对方的沟通中，自然就了解他做了什么，计划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他的难处在哪里。
一线的情况变化很快，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所以建辉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弹性，允许对方合理调整项目计划，之所以能这样做，与建辉一贯灵活自主的文化分不开。
对个人的资助，很难说他的行动是最精确的，但正确的人远比精确的事重要。我们有位资助对象，因为物资分配不够均匀，社区居民产生意见，甚至骂娘的也有，但这个小伙子，愣是咬着牙支撑下来，一个多月下来，他个人已经累计组织了1200吨爱心蔬菜的采摘、运输和分发工作，钱不够就自己垫付。他没有什么项目书，但每天在微信群里报告进展和收支款情况。不得不说，疫情一线，这样的行动是有效的。
4.如何判断要资助的人是靠谱的？
建辉资助的基本都属于平民慈善，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进行的慈善活动。平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慈善，指对他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
平民慈善就是一份爱心，一份担当，一份对社会的责任心。也许他是一名下岗工人，是个老师，是个餐厅老板，他们很普通，但是他们有自己坚守的东西。这群人，通常在紧急情况下主动充当带头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无私和善良。
建辉要做的，就是找到和支持这群人。疫情期间，项目人员一般都与资助对象有直接联系，遇上特殊案例，沟通时间经常都超过1小时，我们把这当成是日常工作，在沟通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很多深层次的需求，也有资助对象说，和你们沟通一次，相当于做了一次心理疏导。我认为，建辉应该把撰写报告的时间省出来，与一线保持密切的沟通。
武汉有名志愿者，疫情期间，他开车运送医护人员，志愿支援火神山建设，组织运输蔬菜。电话中，谈到支援火神山建设期间一名农民工兄弟坚持放弃报酬，这位曾经是维和部队的军人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因他的谈话数度哽咽。这种深度的情感连接，让我们彼此信任和依靠。
这次谈话后，我们决定先资助他一笔运输的急用金，并鼓励支持他发起一起捐动员筹款。
他说这是他收到的唯一一家基金会的资助。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志南老师说过，如果谈到项目时，两眼熠熠生辉，这个人就值得资助，因为发自本能的，都是有生命力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有潜在风险的个人申请资助，这就需要资助官员具备让对方充分表达的能力，和判断对方真实情感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突发事件下的资助尤其有效。
除了从沟通中获得素材，我们也需要通过本地公益机构协助认证，通过权威媒体发布的报道背书，其他“靠谱的人”的推荐也很重要。
事实上，这次疫情期间，建辉资助的对象都在一个城市，志愿目标一致，通常都互相熟悉。比如协调爱心蔬菜的个人曾为免费提供爱心餐的餐厅送过菜；运输车队的成员曾在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住宿的酒店住宿；在方舱医院蹲点的记者认识参与志愿者服务被感染的人......
只要有心，找到“人靠谱”的佐证并不难。
5.助力“靠谱的人”，完全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行业内的银杏基金会，我一直非常推崇，他们是少有的“对人投资”的公益项目，一旦找准了人，就大力支持他的发展。而建辉资助的“个体行善者”，虽然原本不是公益人士，但他们是更深的草根和土壤，在建辉看来，对他们的助力，完全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餐饮为例，据不完全了解，武汉市为医护人员提供爱心餐（免费）的商家大约有16家，平均每家每天约提供200-500份，疫情期间一共提供爱心餐约二十万份。仅武汉市区的“高塬风情清真餐厅”一群回族小伙子，就为援鄂医疗队员们拉了约三万份爱心牛肉面。
物资匮乏期间， “食上添”餐厅为医护人员精心准备的爱心餐
26岁的吴悠每天只要睁开眼，都要处理999+的消息，一天在外奔波十多个小时，电瓶车有多少电，他就跑多远，基本每天要跑30公里以上，为600多户家庭送出口罩、药品等救命的物资，其中不乏老人和孕妇。
“无所WEY聚家园护卫队”的几百名志愿者每天往返于武汉城区、郊区，用私家车运送了1300多吨物资，其中医疗物资300多吨，生活物资800多吨......
他的行动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这不是他们的职业，更不是他们的职责，但正是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让黑暗中的人们感受了无穷的力量，也让全社会看到了战胜疫情的信心。他们的所作所为被人们广为传颂，成为这场“战疫”的一道靓丽风景。
他们很多人，在公益最初都是不计报酬甚至自己贴钱参与，但随着时间推移，面对一场长期战役，这群人的奉献越来越多，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无法估量，他们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据我们了解，他们有的因为经济窘迫实在无法支撑而退出志愿服务，有的背负贷款，靠从家里借钱苦苦支撑；有的因前期媒体的报道造成的舆论压力而不便展开收费；个别人的不理解，因非议产生的孤独感，让他们顾虑重重（如被质疑非法倒卖药品等等）......
免费为医护人员送餐多达8570份的李博 面临贷款的巨大压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在公益组织的视野中，所以他们很少得到公益组织的关注；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通常只是传播了他们的故事，而非关注他们的实际困难；政府有时会关注到他们的所做所为，直接对接一些捐赠的物品给他们，但也是杯水车薪；他们会被大众认为是英雄，却不知英雄也有难以言说的困难.....
建辉认为，如果我们因为这群人抱有自愿、无偿、无求的心态就予取予求，于一时一地可，于长久难。这群温暖他人的人，在遇到困境时，不应得到冷漠和忽视。
所以，善待这群遇到困境的行善者，也是善待因为他们的服务而受益的公众，更是善待我们的社会和未来。
6.放下身段参与真正的公益，向商业与个人学习。
疫情防控最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支援。在这一点上，很多个人和组织，利用社群、自媒体和成员多元化的优势，在很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举例我们所了解的酒店公寓志愿联盟：
1月24日，90后小姑娘肖雅星发起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微信群，倡导为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安全的、方便的住宿环境。
90后小姑娘肖雅星
短短一天，自愿加入支援的酒店达到近80家。
1月25日在《环球旅讯》《国家旅业》等媒体发布招募通告，三天内迅速增加到312家。
联盟还协助对接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的医疗、食品、清洁等各类物资的捐赠，并协助分发到武汉市各大医院、酒店和社区，全面支持抗击疫情工作。
目前约50名志愿者负责联盟的日常运作，各小组分工明确，积极响应，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运转，并持续利用各类技术手段提高运营的效率。
联盟组织开发的酒店管理和更新酒店房态的“日月同城”项目，在短短48小时内完成了开发、测试和运营团队培训，于2月25日正式上线。
一个月来，联盟为超过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提供了超过二十万间夜的住宿接待，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联盟的全部志愿者均不领取报酬，他们分布在全国十多个城市，看似松散的一群人，仅凭互联网对接各种资源与人群，但他们迅速组合成的组织形态，速度与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他们的高效管理靠的是价值认同，而不是科层、绩效、评估。
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结成的网络是组织的另一种形态，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发声体，公益组织应当把边界打开，不仅在行业内部联盟，还把组织边界延伸到商业和个人边界，向他们学习，才能真正扩大公益影响力，实现协作。
7.联合与学习
建辉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在与一线志愿者团队和个人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后，便开始寻找其他资源寻求支持。很快，我们提出“支持有效付出的人而不是采购物资”的想法得到了深圳市缘聚慈善基金会和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两家基金会的理解，两家基金会很快决策，与建辉一起支持湖北一线项目。
截止3月18日，建辉联合深圳市缘聚慈善基金会、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两家基金会，加之在腾讯公益发起的“致敬湖北一线志愿者”子项目，已拨付给湖北一线的资金为109.51万元，支持了大约15家在一线的组织和20名个人，有效推动了他们在本地更高效地开展行动。
达成协作后，我们与合作方每周定期通过微信会议沟通一次工作进展，两名资助方都给了非常多的建议，我们也陆续补充和交换一些信息和资源。
我认为，突发事件下，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能拓宽团队的思考能力，激活潜力。建辉自从启动资助和筹款后，同事的工作量负荷很大，但大家的工作状态很积极，甚至还忙里抽闲地开展了多次内部专题学习。
这次我明显感到，商业和个人的力量快速、高效、灵活，当他们投身公益，就有了无穷的活力和潜力。这次应对疫情，就灵活性、专业性、自主性，很多基金会不如校友会、商家、甚至个人。那么，基金会到底应该是什么角色？
我在有的报道中看到，春苗基金会的月捐人为机构的非定向捐助提供了必要支持，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看来，基金会主要是“以财合”，志愿组织主要“以人和”，基金会“有钱”很重要。所以除了日常的筹款活动，基金会应该还有一群稳定的捐助人，并拥有一定的理财能力，从而获得良好的理财收益。有了这笔非定向的资金，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灵活快速的资助，至少资金是最快的。
8.对这片几乎被忽视的
更为广泛的个人慈善领域，
呼吁同行高度关注。
观察这次疫情各方的表现，我认为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社会组织，甚至是有过义工经验的志愿者，相对于一线群众而言，在行动层面的表现是相形见绌的。在民间舆论中几乎看不到公益组织专业性的公益形象，看到的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行动。
我看到，一部分外省的基金会将筹得的善款交给当地的基金会，其余基金会大多都在做物资援助，还有的基金会根据医疗单位的援助名单直接拨款补助。我几乎没有看到基金会之间的真正联合，更少见有一定灵活性和自主性的资助手法。
我们发现，突发事件所在地受事件影响最大，因为是突发，初期往往是准备不足的，无序的。无论是当地普通群众，还是帮助解决问题的专家以及外援专业人士，最基础的吃住行都成问题。
这次建辉在资金上支持了一些在一线提供志愿服务的主要发起人（或组织），他们有的已结成联盟，有的在以一己之力行动，这是一群“逃逸”在原有公益组织视野之外的人，建辉希望通过对于这一群全新的公益力量的资助和了解，使得他们的行动更有效，并将他们的经验及教训加以总结和推广，为公益行业在突发灾害面前如何有效支持一线提供参考。
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精神力量也将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风尚。没有一个人心向善的民众基础，再强有力的政府也会倍感无力。
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意识到身处的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秉承良知、诚心和责任，愿意以自身知识、体能、经验、技术、时间等贡献社会的行善者。他们面对困难，心态阳光、积极改变；他们身体力行，有勇气直接实施行动。
大多数的基金会，其愿景都是美好社会，建辉认为，美好社会的重要基石是人与人关系的改良。这群个体行善者，基于他们的善良、纯粹和舍己、付出，温暖了一大片人，更能有效抵达公众内心，他们是未来良知网的节点，是改变社会的有效主体，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难以估量。对这群人的弘扬和褒奖，更能满足当下人们需要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现实状况，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望。
这是土壤，一片宽广而辽阔的土壤。
建辉基金会倡议，在“疫后重建”阶段，联合行业内一些价值观趋同的基金会成立一个“致敬个体行善者”的交流、倡导与行动联盟，号召政府和银行、物流、物业、社区、供应商、企业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群个体行善者的实际困难，联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资助、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这群行善者。
可以资助贡献大、困难大的行善者度过眼下的难关；
为有意愿进一步将公益规模化的行善者提供技术指导和资源对接；
支持部分因爱心行为导致自身陷入困难的行善者发起筹款，解决更大的资金需求；
为因疫情面临转型，积极尝试突破的中小企业主提供培训和资源对接；
邀请专业媒体传播、表彰行善者的故事，引导人心向善，遇到灾情自救和互助的社会风尚；
......
疫情过后，这群人毫无疑问会成为市民心中的英雄。所以建辉基金会也希望，对这群个体行善者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为武汉，留下一些对城市有深刻影响的记忆，也为公益行业，在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中积极踊跃参与自救互助的个人、组织、社区，留下一些应对方法和资助经验。
本文作者 黄晓丹 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閱讀更多 中國食品工業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