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1958年，身為哈佛博士生的傅高義（Ezra F. Vogel）在導師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的建議下攜妻子和幼子來到日本，在那裡展開關於正常兒童家庭和失常兒童家庭比較的田野調查。在日本的調查結果被他盡數記錄在《日本新中產階級》（1963）中，這本書不僅讓他拿到了哈佛博士學位，也改變了他的學術軌跡——從1950年代末敏銳地發現日本工薪族在日本戰後經濟騰飛過程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後，他轉向研究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成為了美國少有的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
1979年《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的出版讓傅高義首次在學術圈外引起了極大關注。《日本第一》在美日兩國皆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方面，美國人對“日本第一”的說法心生疑竇，雖然這種忿忿不平在1980年代目睹日本經濟氣勢如虹地發展後有所消退；另一方面，日本人感到戰後多年的努力終於得到了某種權威認可，極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這種情緒對於當下的中國人來說可謂熟悉不已。
然而在《日本第一》橫掃書市11年後，日本經濟泡沫突然破滅，日本隨即迎來了漫長的衰退期，這讓傅高義面臨了不少質疑。他在日本舉行演講時總會有觀眾向他提問：“您現在後悔寫下《日本第一》嗎？您哪裡出錯了嗎？”
“我從未後悔寫了《日本第一》這本書。相反，當我翻閱我在書中所寫的內容時，我相信這是對當時日本的正確描述，也是對這本書出版後20世紀八十年代發展趨勢的預測。”當傅高義於2000年出版《日本還是第一嗎》時，他在序言裡直接明瞭地給出了對上述問題的答案。
面市20年後，《日本還是第一嗎》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國內，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正式出版該書（《日本新中產階級》《日本第一》同樣已由譯文譯介出版）。在日前舉辦的線上新書發佈會中，該書譯者、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沙青青講述了《日本第一》和《日本還是第一嗎》的出版背景，並對日本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展開分析。
“日本第一”爭議：美國的失落與日本的自豪
正如《日本第一》的副標題“對美國的啟示”所言，傅高義寫作這本書其實是希望以日本為例指出美國存在的一些問題。該書出版的1970年代末恰逢一個比較微妙的時間點：日本完成了戰後復興，經濟正在快速崛起，大踏步邁向全面繁榮期；美國則剛剛結束越戰，經濟進入長期蕭條，社會問題日益增多。在美日兩國力量貌似出現此消彼長的時候，《日本第一》的出版在這兩個國家都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沙青青指出，當時美國人對這本書的爭議話題集中在兩個方面：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其第一地位真的被日本超越了嗎？傅高義對日本的描述是否有過度的溢美之詞？如果說《日本第一》出版引起的當即反應更多是不屑和質疑，那到了1980年代，日本進入經濟最繁華、最浮光掠影的時代——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日元在短期內大幅升值時——從企業到個人，全日本社會上下揮金如土的模樣則實實在在地給予美國人強烈衝擊。
日本人競相收購哥倫比亞影業等美國公司，紐約洛克菲勒大樓等地標性建築也被日本人收入囊中，日產汽車則風靡美國市場，讓屢屢爆出產品安全問題的福特、克萊斯勒、通用等美國本土汽車企業幾無還手之力……目睹這一切的美國人想起了1979年傅高義寫過的《日本第一》，恍然覺得他說的似乎沒有錯。“對美國人來說，這是第一次感受到來自遠東的神秘力量，可以說是給他們的一次震撼。現在很多人談到中國的情況，會說跟當年日本很像，很多地方有類比性。我跟一些日本朋友交流的時候，他們也會說你們現在的情況跟我們當年是一樣的，很多問題也跟我們當時遇到的一樣。”沙青青說。
在日本，這本書則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日本戰後復興的成果得到了美國權威學者的認可，這種感覺讓日本人十分受用。傅高義在書中寫道：“這本書清楚地意識到日本當時剛剛感受到的一些東西，日本人可以說，連哈佛教授都認為我們做得很好，我們肯定做了一些正確的事。”《日本第一》在美國精裝本賣出了4萬冊，平裝本賣出10萬冊；在日本則一共賣出了70萬冊，並在圖書暢銷榜上停留了好幾個星期。
《日本第一》在日本引起的自豪感是情有可原的。1960年代末，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NP）在全球各大工業國家中高居第二。雖然在197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機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滑，但日本在四年時間裡很快克服了負面影響，從1978年到1990年，日本競爭力提升遠遠超過美國和歐洲，在汽車和電子領域的表現尤為出眾。沙青青指出，“日本崛起”的心態轉變由兩個標誌性事件奠定了基礎：一個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這是日本第一次以戰後復興國家的形象重返國際舞臺；第二是1970年大阪世博會，那次世博會向全球集中展示了日本發展多年的經濟和社會成果。大阪世博會公園至今依然保留著，園內的“太陽塔”雕像被視作日本復興年代的圖騰。
“到了七十年代末，傅高義的這本書恰恰迎合了日本人的這種心理上的需求：世界認不認可日本的成績，認不認可日本做的事情？所以（《日本第一》）這個事情對他們來說刺激很大。”沙青青表示，因為這本書，傅高義在日本一炮而紅，成為日本政商界的座上賓，他認識的一些日本老一輩學者、政治家都以能夠結交傅高義為榮。
在書中，傅高義分享了一則往事，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急切希望得到外界認可的心理狀態：日方出版社工作人員決定在日文版的封面上保留英文標題，認為如果將標題換成日語片假名會讓一些人以為這是日本人寫的書。但封面用英文標題的話，潛在讀者會直接意識到這本書是外國人寫的，這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按照傅高義的說法，無論是日本、中國，還是東亞其他地區的研究著作，都是那個特定年代的一張照片。他說，我寫《日本新中產階級》是反映日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日本工薪家庭中產階級開始形成的一個斷面；《日本第一》是日本經濟開始蓬勃發展，邁向最高點的一個斷面。”沙青青評論稱，和《日本新中產階級》相比，《日本第一》更加通俗，這說明他有意識地將潛在讀者群延伸至學術圈外，面向整個美國社會，“他有點把它定位成學術暢銷書。”
從1990年代初開始，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開始了漫長的蕭條期。這讓傅高義的觀點再度面臨諸多質疑，於是他在《日本還是第一嗎》中集中回應了這些問題。他強調，自己從不認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或已全方位超越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而是日本的確存在一些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即使在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蕭條後，他依然認為日本在很多領域並不像外界想象得那麼不堪，整個社會也依然在平穩有序地運作：
“例如，他們的基礎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們是全世界範圍內收集資料的能手，他們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們的官僚機構廣納賢才。同時，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企業擁有高水平的忠誠度。我相信20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確的，而且時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舊正確。”
日本的變與不變：中國人對日本“泡沫經濟”要有客觀認識
沙青青表示，近三十年來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景氣讓不少中國人也產生了“日本不行了”的想法，但他認為這隻反映了日本社會的部分現實。儘管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但直到201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才被中國超越。也就是說，日本在泡沫經濟時代結束後依然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裡繼續維持“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所謂的蕭條，更多是相對於日本的八十年代來說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進入失敗的狀態。”
事實上，日本自1990年代開始已經進入了“超穩定社會”的階段。沙青青在1990年代去日本買舊書和老唱片時發現七八十年代的唱片和書的定價和現在所差無幾，這意味著日本幾乎沒有通貨膨脹發生。另外，有社會調查顯示，日本當下的人均收入與1990年代相比變化不大。“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日本是全球範圍內最早進入所謂後現代狀態的國家，它的通貨膨脹幾乎為零，整個社會發展超穩定，政治結構也超穩定，基本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當然這種狀態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整個社會非常安穩，老百姓過日子非常太平；壞的方面是整個社會在中國人看來很無聊。”
就傅高義提出的日本基礎教育水平較高的觀察，沙青青認為日本對基礎教育的重視不是從戰後開始的，有歷史研究顯示，從江戶時代開始，日本社會的識字率就非常高，從江戶時代到明治維新時代再到戰後，日本的基礎教育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沙青青認為，為了建立對於日本社會更全面客觀的認識，我們需要看到日本社會的變與不變：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一億總中流”（一億中產階級）的情況確實出現了改變，正如三浦展在《下流社會》或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所描述的那樣，日本社會的經濟結構出現了改變，很多企業主、自營業者從中產階級滑落，日本社會的階級分層變大，出現了所謂的“下流社會”或“格差社會”。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社會雖然貧富差距變大了，但依然有許多穩定不變的社會元素。比如到目前為止，日本依然有三成到四成的勞動人口以終身僱傭制的形式就業。“我們這些年關注日本的社會變化，引進了一些書，像是《低慾望社會》《老後破產》《女性貧困》，可以說大部分是在講他們變的部分。NHK會抓住最新的一些變動，所以在我們國內的讀者看來，好像（日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通過傅高義這三本對日本社會的研究觀察著作，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變的）東西。”
在沙青青看來，這解釋了為什麼日本社會這些年經歷了“3·11”東北大地震這樣的大變動，依然能夠照常運作的原因。即使在當下疫情蔓延期間，許多日本人依然照常上班，唯一的區別就是早上要去藥妝店排隊買口罩。“我覺得他們整個社會結構也好，社會心態也好，都還是維持在一個非常平穩的狀態。但這種平穩狀態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
在對“日本第一”的觀點做出澄清和進一步解釋的同時，傅高義也在書中指出了日本社會面臨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日本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不夠高，和美國企業或其他新興國家的企業相比對融入全球化網絡的積極性不夠強。沙青青認為這的確是日本企業存在的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國民性的某種反映。
他以日本文化產業為例，指出日本的動漫文化雖然風靡全球，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並不是日本人刻意經營的結果，這跟韓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韓劇很早就開始考慮海外市場，在2010年前就在考慮如何開發中國市場、泰國市場，考慮韓劇如何出口海外。但日本人不考慮這些，他們始終考慮我在國內市場怎樣。直到這兩年情況開始有所鬆動，但整個產業結構和（經營）方式跟海外市場完全不一樣。”
另外，傅高義還提出了日本出生率過低的問題。20年過去，我們看到這依舊是制約日本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從2017年開始，日本年新生兒數量降到了100萬人以下，這一數字在2019年降至90萬人以下。社會結構的僵化，核心家庭的萎縮，這些問題可能會長期延續下去，傅高義在20年前就預見到了這個問題。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回顧日本社會的戰後發展史亦有特殊的意義。沙青青認為，傅高義在書中有種強烈的預設，即日本的發展道路和中國有二三十年的時間差，日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碰到的問題中國也有可能會碰到，“他在2000年的時候就流露出這種意思，我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還是覺得蠻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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