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清代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的年號，時間為公元1861年至1875年。同治年間，階級矛盾激化，發生太平天國、捻軍、苗民、回民等多次農民起義。
經濟上，採用洋務派“自強”和“求富”的方針，開辦一些新式工業，訓練海軍和陸軍以加強政權實力，被清朝統治階級稱為“同治中興”。
同治皇帝繼位原年號“祺祥”，不久後，就有慈禧、慈安太后為首發動了辛酉政變，謀害當時六位顧命大臣，實行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自己掌握實權，廢除八名顧命大臣所擬定的年號“祺祥”，改年號為“同治”，以第二年為同治元年。
同治、光緒二帝的大婚，是晚清宮廷最重的兩件大事，尤其是同治皇帝的大婚慶典正當大亂之後：對內危及江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運動得以平定；對外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列強在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後，又承認了滿清王室在中國的法統地位。
（同治大婚圖）
和道光、咸豐兩代內憂外患、兵匪交加的局勢相比，當時國家的軍、政形勢都大有好轉，清代的統治暫時得到穩固。
故而，當時和以後的政治家和史學家都往往以“同治中興”來表述清王朝這段亂後暫安的歷史時期。有賴於此，清廷對同治皇帝的大婚慶典殊為看重，表現到御窯瓷器上是大批各式同治大婚用瓷的燒造。
精心備辦
清宮皇室非常重視同治皇帝的大婚典禮。
清同治礬紅地金彩喜字印泥盒 故宮博物院藏
事實上，對大婚典禮的備辦，即大婚瓷的燒造早在大婚舉辦六年之前就拉開了序幕—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清廷在景德鎮御窯廠舊址上恢復燒造，就是為同治皇帝大婚典禮用瓷做準備。
清同治礬紅地描金喜字碗 故宮博物院藏
依據檔案記載，同治六年六月「準內務府繡活處移知，上傳預備皇后前需用瓷器活計，共圓琢器一萬餘件，現七年內燒齊解京」。（《江西巡撫劉坤一為重新燒造同治皇帝大婚瓷器奏摺》）
清同治礬紅地描金喜字碗 故宮博物院藏
同治七年三月，造辦處交下大婚禮用瓷畫樣。同年，「十份和九項花色」瓷器燒成，共計七千二百九十四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工業類》五五二·九·一七三）同治八年燒造完成的同治皇帝大婚瓷器共一萬餘件，但「茲以未能鮮明精細，奉旨照數賠補」。
清同治礬紅地描金喜字碗 故宮博物院藏 外底可見“燕喜銅和”款
同治九年，傳旨九江關監督景福補造大婚瓷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雜件》）同治十一年奉文賠補的「十四份和九項花色」共計一萬零七十二件大婚用瓷完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工業類》五六一·九·一八二）十四份大婚瓷均為黃（紅）色地粉彩瓷，九項花色大婚瓷則有墨彩、藕荷色、粉色、綠色及黃色地粉彩瓷。
清紅地金喜字海碗圖樣 故宮博物院藏
在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這些大婚瓷都是按照帝王的旨意製成的，其釉色、主題紋飾、款識乃至器物組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明顯不同於日常用瓷。
釉色瑰麗
大婚瓷的釉色瑰麗，其中黃釉釉質凝厚而釉色鮮亮，充分體現出了皇家尊嚴；
清同治黃釉雲龍紋渣鬥故宮博物院藏
粉彩瓷華貴而嬌豔；
清粉地五彩瓜瓞綿綿茶盅、蓋碗平面圖樣
紅彩凝膩，更烘托了喜慶的氣氛；金彩光燦奪目，彰顯了皇家用瓷的富貴堂皇；墨彩則甚為雅緻，多了些文人氣息；
清同治白地墨彩過枝竹蝶紋蓋碗故宮博物院藏
濃綠深翠的綠色、深沉而凝厚的藕荷色相互映襯，又使大婚瓷有了溫馨和浪漫的氣息。
清藕色地錦上添花茶缸圖樣 故宮博物院藏
總體而言，同治大婚瓷設色細緻，搭配精當，極富詩意和想象力，當之無愧為晚清瓷器的華彩樂章。
1872年10月初，英國畫家威廉·辛普森作為《倫敦新聞畫報》的特派記者晝夜兼程趕到北京。他的使命便是為大清皇室同治皇帝舉行盛大婚禮的各個場景畫速寫，用速寫畫紀錄整個過程。 在照片製版技術應用到報刊之前，版畫和速寫是刊物插圖的主要表現手段。辛普森為《倫敦新聞畫報》做的這組同治大婚圖文報道，為西方讀者揭開了中國皇室的神秘面紗。
同治皇帝的婚禮，早在三個月前就開始準備了。慈安、慈禧兩位皇太后指派恭親王奕負責各種複雜的預備儀式，包括納彩禮、大徵禮、冊立皇后禮等。
備受關注的婚禮行列（又稱奉迎禮）則是大婚禮儀的高潮。奉迎禮定於當年農曆九月十五日（陽曆10月17日）凌晨正式舉行。同治皇帝的兩位嬸母——恭親王福晉和醇郡王福晉負責“迎親”。農曆九月十四日晚上，她們來到了地安門外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宅邸。
根據辛普森的描述，畫中隊伍前面騎馬的是恭親王，而本來十六人抬的新娘大轎被畫成了三十二抬，多出來的十六個人應該是隨時準備替換的轎伕。
新娘轎旁持香的官員曾被辛普森誤認為是一個滑稽角色，後來他才知道那是一位“欽天監監正”，他手持的香是用來計算婚禮隊伍行進速度的，確保迎送隊伍在正確的時刻將新娘送入宮中。
百姓偷窺皇帝婚禮。該刊在報道中詳細描述了偷窺的方式：中國店鋪的門窗上都飾有一層薄薄的窗紙，你只需用手指頭在窗紙上戳一個洞，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偷看而不被別人發現。你可以看到街上的一切，而別人卻看不到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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