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则无鱼。若清官之过在于太清，能否改之以浊？
这篇文章讲的是《红楼梦》里贾政当官的事。贾政在京城当官时一切安好，到地方任上却尽显无能，终因犯错而遭弹劾。祖父功勋在前，家族名望在后，贾政绝不是不愿持守一名清官的自我修养，而是不能。他自甘沉沦，以至于同流合污的背后，是社会体制的弊病。
再说个人。《论语》里子张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这种人可有可无。圣人绝迹的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这类可有可无的庸庸碌碌之徒，常自以为有些操守，但往往经不住考验。
——题记（芹僮）
曹雪芹纪念馆副研究员、北京曹雪芹学会常务理事
作为贾府唯一出仕的高级行政官员，贾宝玉的父亲贾政在《红楼梦》始末的形象变化甚大。
贾政其人，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又济弱扶危、礼贤下士，简直是仁人君子的典范。而到他“京察”（京官年度考核）被列为一等、外放江西粮道（督运各省漕粮事务），面对现实困难却左支右绌、无计可施，只能默许家人索贿，终被参了个“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的罪，弹劾回京。
有人说，贾政白读了一肚子圣贤书，不能灵活运用，实属无能之辈。就连“贾政”二字，也被解作“假政”。实际上，若对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以及京官、地方官的区别有所了解，我们可能更容易体会贾政的难处。
戴敦邦绘《红楼梦》第99回
1. 清朝的俸禄低，不贪难以生活
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时代，清政府已实行养廉银制度，也就是在基本俸禄之外，再给官员约十倍于俸禄的费用，使官员能够相当体面地生活。为了避免直接反映当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定的时代略早于此，约在明清之际。
明太祖朱元璋是贫民出身，深知高俸禄容易助长官员的骄奢与腐败，受苦的却是老百姓。为了维护朝政廉洁，他制定了官员的低俸禄制。然而现实中，官员家族奴仆众多，各种场面花销巨大，往往入不敷出，手中却掌握极大的权力，反而造成了各种对平民百姓的负担转嫁。
清初，延用明朝的低俸制。举个例子，知县作为一县之长，年俸银45两 、米45斛（斛米5斗，斗米15斤）。国家最高官吏的一品大员，年俸也只有银180两、米180斛。然而，这些官员的家庭中，往往有家人十数，奴仆（丫鬟、婆子、门房、常随、厨子）十数、百数。为了办理政务，还要请三四个幕僚，多的甚至十数个。康熙晚期，一个好的幕僚年俸动辄要300余两白银。
这还只是日常的花费，此外还有同各级官僚同好的交往、上官的索贿、清贫京官或友朋的打秋风……都是不菲的开销。不违法是活不了的，因此，挪用公款、贪污早就成为官场风气。好官与坏官的区别，只在于贪污、挪用、索贿的多少罢了。康熙对此心知肚明，却没有勇气进行改革。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
2. 曹家的灰色收入，是皇帝默许的
曹雪芹祖、父相继出任的江宁织造（以内务府郎中身份出任）虽属于钦差性质，但也不过五品官员。曹寅在任时，年俸只有银105两、米60斗而已。可曹家抄家时，却有家人百余人、房五百间、地数千亩。而曹雪芹的舅爷、苏州织造李煦，则有家人两百余人，其他产业更加庞大。这些产业都是哪儿来的？
鉴于数次接驾的特殊经历，当曹家出现巨额亏空时，康熙曾直言：“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在世时，让曹寅、李煦轮管两淮盐务，本意正是为了让他们能用巡盐所得银两，支应各种差事。
有趣的是，曹寅只顾做好工作，没懂老皇帝的良苦用心。接手巡盐御史后，他发现两淮盐政存在很多问题，开始利用皇帝授予的折奏权屡屡上折，说：“臣系家奴，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本着对皇帝的忠诚，他痛陈盐务弊政，要求朝廷清查两淮盐务，裁减各项不必要的支出。
国博《红楼梦》文化展展出的康熙时期涉及到曹寅的奏折
康熙的回复耐人寻味。他在曹寅奏折后朱批写道：“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在另外几个请求“清查积弊”、“禁革浮费”的折子上，康熙不疼不痒地写下“知道了”三个字。
换个油滑的官员，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曹寅没有。又经多次奏折往来，他才终于懂了康熙的意思，从此不再固执地为整顿盐务上折了，而是用皇帝赋予的权力，为皇帝的南巡提供一切方便。
樊志斌《曹雪芹传》
3. 京官和地方官是两回事
一个国家，只要不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就有中央与地方之别，官员也有京官与地方官之分。理论上，官员都以不生事、不扰民、廉洁奉公为上，但因面对的现实不同，对京官、地方官的素养也有不同要求。在传统社会，官员必须首先精习儒家经典（做好人、做好官），其次还要熟习史书和地方志（做了解经验、实际的能人）。
中央是决策和审查机构，决定大事的时机、方向、节奏，官员必须懂大体、按规定行事，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作，国家安定；地方官为临民之官，面对更多具体繁杂的事务，所以要懂得地方风土人情，对事件做出快速、合理的反应。除了官之外，地方上还有大量的吏。吏不是官，却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吏一般没有国家正式拨付的收入，自然靠搜刮百姓生活。
4. 贾政错在哪儿了？
贾政当京官时，日常工作不过是当差、行文，依流程做事，毫无差错。有所差遣，在衙门用属下，在家里用家人，费用就靠家中田庄收入。外放到江西粮道任上，贾政也“一心做好官”，可随任而来的常随、地方上的衙役、书吏、捕快……个个都要谋生活。其中种种无赖、奸猾、潜规则，京官出身、以廉洁奉公为圭臬的贾政如何容忍得？他不妥协，于是就出现了99回这种情景：
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
戴敦邦绘《红楼梦》第99回
而且贾政难料的是，即便有心做好官，百姓却不买账。常随李十儿说得明白：
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侯，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这一留难叨蹬，那些乡民心里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
最后，贾政终于被李十儿说得“心无主见”，道：
“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
从此撒开手来，任底下人再怎么胡作非为，也由他去了。
《红楼梦》中对贾政当官的叙述，不仅刻画了社会现实，更是对当时不合情理的制度的反讽。“奉法者弱则国弱”，然而贾政本一员清官，在体制的框架内却根本不能好好做事。
本文非为贪官寻借口。贪是人的本性，好的体制能将其抑制，而有疾之体制或许会激发贪婪。
清官无过，过在体制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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